阿妹在我的记忆中渐渐模糊,却又难以抹去。
阿妹在我的情感世界里是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
一九七一年秋天因连续的阴雨,从铜川开往延安的交通被阻断了。我和几个同学被困在铜川长途汽车站。篮球场大的候车厅里挤满了等待购票乘车的人。
整整一天没有听到任何放行的消息。长时间的等待心里没着没落的,非常痛苦。睏了的旅客趴在行李上呼呼大睡;累了的人背靠背相互支撑低头不语;等烦了的人则四处打探情况,哪怕是不靠谱的假消息心里也会有点安慰。
无奈的等待,等待的无奈,就是那时的一切。
夜幕降临,昏暗的灯光开启。默默的等待中,旁边的一位女生转过身子看了看我,问道:
“你是北京知青吗?”
“是的。我在宜君插队。你呢?”
“我在黄陵双龙插队。”
“你们几个人呀?”
“你看,那两个我们是一块的。”
“我们也是三人。”
几句简单的对话打破了死寂的氛围。
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但并不陌生因为都是北京知青。
聊天中认识了这三个女生,一个叫美丽、一个叫阿妹、另一个叫曹红。阿妹和曹红插队在黄陵县双龙公社,是北京酒仙桥中学的学生。美丽在延安插队。她们是从北京返回时,路上结识的。据阿妹说她老家是上海的,父母在电子行业做军代表。后来跟随父母来到北京生活。
窗外的雨停了。月亮爬了出来。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聊着各自插队的故事。
在插队学生中当赤脚医生的并不多。阿妹说:“你讲点做赤脚医生的事,怎么样?”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从哪里讲起,好像也没有什么可讲的。
阿妹见我没什么反应,便直接问了起来。
“你在村里的医疗站都给谁看病呀?”
“村里看病简单主要就两块,一块是村里的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腰疼腿疼的来看看;再有就是队里的猪、羊、牛那些牲畜。牲畜和人一样有拉肚子的、也有发烧的。”
“给牲畜看病怎么看?多脏呀!”
“牲畜一病,你不知道老乡有多着急。给牲畜看病和人差不多,也得用听诊器听听肺部,量量体温。测体温不像人测体温那样,胳肢窝夹住体温表那么方便。都是‘肛测’特别是拉稀的猪,那也得测啊。”
阿妹听我讲在村里医疗站给村民看病和扎针的故事时特别专注。当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她总是甜甜的一笑,那一笑很美,美得让我不好意思看她了。
阿妹中等身材,“V”型脸庞,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眼睛像闪亮的黑玉。嘴角线条微微向上,牙齿洁白如玉。在高鼻梁的衬托下,显得是那么的清纯、那么的秀美。
每当她把目光投过来就像一股暖流,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来电”吧。
候车厅大钟的时针指向22点,阿妹站了起来,略微整理了下上衣,准备到门外去买点东西。
一米六几的身高体态轻盈凹凸有致,怎么看都好看。我目送着她走出候车大厅。
我们几个人继续天南地北的聊天。
时间不长,阿妹拿着一些水果回来了她微笑着朝我走来。来到我的面前落落大方的递给我一串紫红色的葡萄。
“给你。这葡萄酸甜的,吃吧。”
“谢谢。”
我接过葡萄,阿妹挨着我坐下来透过外衣我感觉到她胳膊的温度。她一边吃葡萄一边瞅着我,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其他几个人看到阿妹和我那么亲近。也没有与大家分享的意思。他们好像看出了什么都悄悄的躲开了。
“你喜欢看什么小说吗?”阿妹问我。
“我看书比较杂,小说偶尔也看。最近我在看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阿妹随口背了一段保尔柯察金的独白:
“人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
她的声音不大却富有激情,她那磁性的声音感染了我,我被她深深的吸引了……
铜川汽车站的这次偶遇,我和阿妹,这位美丽的姑娘有了近距离的交往,在枯燥的候车中她带给我美好和快乐。
售票窗口终于打开了。我们买到了第二天早上六点的车票。
第二天清晨,临上车时阿妹写下了她插队的地址,站在我面前腼腆的微微一笑,然后把纸条轻轻地递给我转身蹬上开往店头的长途汽车。
我们隔着车窗挥挥手,再见了!车子启动的瞬间我感觉好像失去了什么。看着渐行渐远的汽车,阿妹的身影消失在大山之中。
阿妹是个有心的人,在我们聊天中她已经把我的详细地址记住了。
回队不久,便接到她的来信,问我能不能帮她买一些核桃。
我答应了她,并做了精心准备。
我们队里虽有核桃但不算好。离我那儿四五十公里外的棋盘公社的核桃在当地算是上乘。事情也巧,房东的儿子在棋盘公社当老师,便拜托他帮忙弄了几十斤核桃。
一天傍晚,阿妹从近百里之外的双龙公社来到我们队。当她真的出现在我面前时,还是有些异样的感觉。
那天是曹红陪着她一起来的。阿妹干净利落人本来长得就漂亮,头上又带了一个发卡更显得时尚。队里的其他同学不知我们之间的故事。看看这位漂亮的姑娘,再看看我。想问又不便问。
阿妹的到来,让我也不知怎么招待才好。说是“女朋友”吗谈不上;说“不是”吗又有点意思。阿妹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干脆装糊涂吧。
……。
一个月后,阿妹来信了,邀请我和她一起回北京。那会儿是讲究家庭成分的年代。人家根红苗正,自己出身于旧知识分子家庭。知识分子在当时属于“臭老九”,是被改造的对象。就是看上人家也不敢“有心没胆”。
同时也担心就是她愿意,她的父母那关也过不去。想来想去还是找了个理由婉言拒绝了。
信发出后,久久没有阿妹的回信。我想阿妹一定非常生气,可能还怀疑我不懂爱情。
大家都是聪明人,从此我们不再联系了。
一九八五年因病住院,同病房的一位老先生告诉我,他的女婿也是北京知青。一天他的女婿来探视,老先生把我介绍给他。交谈中得知他也在黄陵双龙公社插队。于是我就问他“认识阿妹吗?”
他的回答让我意想不到。“我们是一个队的”。
“她分配到什么地方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
反问我:“你也认识她?”
老先生的女婿根本就想不到,我和阿妹之间有那么一段故事。我也不想多说。
便脱口而出:“在北京上学时我们就认识。”
随后,他说了一句让我震惊乃至今日也不敢相信的话:
“她犯事,被判刑了。”
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被判刑了”的话,顿时让我无语。
“怎么会呢?”
至于因何事被判刑入狱,他并没说。我也不想听了。
在我和阿妹的接触中,她是一位明事理、思路清晰,不会胡来的好姑娘。
这个消息是真是假,对我来说可能是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我坚信,这么严重的事情任何人都不会乱说的。
四十年过去了,她的摸样在我的脑海里渐渐地模糊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心中永远保留着对阿妹那一丝淡薄而美好的记忆。
我相信,老先生的女婿不会无中生有。
我相信,阿妹的“犯事”一定另有原因。
我对阿妹的记忆,还是那串葡萄,那袋核桃,那天候车时的轻声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