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上摆着两本著作：《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在轻佻浮躁的当下，竟还有人沉潜于历史的荒僻深处，钩沉出具有重大文化意义的资料，描绘还原了建立在湖湘文化坚实土地上的两座辉煌典雅的文化祠堂。欲了解湖湘文化发展壮大、影响外溢至全国的发展逻辑，求解湖湘文化作为一地域文化何以在近代成为左右中国政局重要力量的密码，最好是跟随作者的笔墨，走进这两座文化祠堂，必可一窥堂奥，并有别样的收获和体悟。
两本著作称为煌煌大著，也不为过，它给我带来少有的阅读快感，一拿起便很难放下。
一是因其内容的厚重深广。著作写的是湖湘近代史上颇负盛名的罗、贺两大世家。而湖南近一两百年人才蔚起的独特景观，中国近一两百年激荡的历史风云，是罗、贺两大家族壮大、活动的背景。作者谈到对历史学家黄仁宇关于“大历史观”写作的心仪。他认真读过体现“大历史观”写作的《万历十五年》，说：“在表达方式上，文学手段和史学手段交织，考证、引证、注解、叙述、议论、分析、推理、猜测等都用上了。”作者因用了这些表达方式，故使著作突破了家族史的樊篱，而具有一种大历史，大文化的气象。
虽然作者谦称这是“东施效颦”，但在我看来，这种学习借鉴，正好使两部著作区别于一般的家族史、乃至传统历史。其内容牵涉到历史的诸多方面，即使一些正史不以为然的偏僻处，作者也兴趣盎然地深入其中，“以大历史观”为坐标，先发人所未发，后见人所未见。
二是因其数字。前者53万余字，后者60万字。在数字化称雄天下的当今，如许字数的著作写作、出版并不多见。
以两个家族的历史写就如此巨著不能不令人佩服。两个家族几百年的历史，众多的人物，紛繁的头绪，尤其是围绕那些著名人物的社会关系，要梳理清楚，殊非易事。而这些都须作者进行大量的文献梳理与实证调查。因此，作者不仅出入于繁杂的文献资料，详查细揆，考订真伪，其足迹亦随着罗贺两姓先人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
在书写的过程中，作者的视野远远超越了罗、贺两世家的家族史，而是着眼于通过两世家个案，观察、洞悉更为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因而，这两个世家史，具有了浓厚的社会文化史的气息。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深入研究罗、贺这些文化世家的历史，也很难全面了解湖湘文化，很难理解湖湘文化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与一般家族史的写作不同，作者不是单纯叙述史实，有时还不惮就某些人物、事件进行评论，甚至做出合乎历史逻辑的推测。因此，作者虽然写的是罗、贺两家的家族史，但其意义远不可仅仅视为两家的家史，而是拓展到了湖南的地域文化，甚至清中叶之后的国家历史。准确地说，作者撰写的虽然是鼓磉洲罗氏、善化贺氏家族史评传，但其时空经纬却穿行到了湖湘更为广阔的历史界面，具有深远的家国意识与文化意蕴。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超越了家族情怀而上升到对历史的敬重。”亦如他自序的题目所示“跟随一个家族的足迹读历史”，还如他在书中评价贺氏后裔贺仲肃时所说“贺仲肃的家学背景，使他更多一种文化自觉或者说文化使命感”，这句话可以看作作者的夫子自道。
由于罗宏的文学功底，他的第一部家族史《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甫一出版，便不同凡响。看书名就知道，这不是一部大众读物，相反是一部小众读物。这样一本小众读物，居然获得读书界的热烈反响。作者再接再厉，紧接着又推出以善化贺氏为传主的第二部著作，从内容和效果看，两部著作齐驱并驾。作者主观上写两个家族的历史，客观上带领读者进入湖湘文化的宏观场景。家族史无疑属个案研究，看似微观，其实又是中观，因为它关联湖湘文化的整体风貌，还是宏观，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两个家族所串连起来的思想学术、文化人才合力给予晚清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的人物根脉和影响图谱。以此为观察点，我以为两部著作是中国数千年以农业文明为土壤的湖湘大地家族文化最庄重的一首挽歌，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文化的绝唱。
《湖湘世家——鼓磉洲罗氏》《先人的湖湘——善化贺氏》两部著作，作者以著名人物为经，以世代迭进为纬来书写。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思想文化事件，都在这经纬的连接点上显示出来。书中有不少精彩的情节，乃至细节描写，使其区别于不少史学著作或家族史的枯燥单调，在史笔的谨严之外，流淌着盎然的文学生趣。这些人物、事件，犹如繁星点点闪耀在历史的天穹，这些人物的流风所至，雅韵所达，浸润了湖湘的土壤，催生了湖湘大地的绿意和生机。
罗、贺两世家，何以成为湖湘显望世族，两家区别于其他世家的特色何在?何以延续数百年而声望不坠?
为探究根源、寻找答案，罗宏细察精研，寻幽探微，艰苦跋涉，矻矻以求，揭示了罗、贺两家何以成为显望世家的规律。循此，我们得以对罗、贺两显望世家进行立体、全貌的观察和认识。
罗宏在罗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于罗氏发展起奠基作用的标志性人物，即罗氏五世祖罗瑶。这个鼓磉州罗氏开山祖，辟出了一条罗氏保持五百年显望的宽阔路径。那就是：财富、文化、权力、联姻四位一体。罗瑶几百年前的实践，由几百年后他的后裔罗宏总结提炼成一条文化世家的发展规律。
贺氏家族中的贺宏声于贺氏后代的影响，亦如罗氏家族的罗瑶。“贺宏声修习法家刑名之学又执掌刑法之权，自有职业的操守，那就是要明辨是非因果，权衡利弊得失，谨慎用权，依法办事，决不能随心臆断，任性而为，制造冤案，伤及无辜，对于伏法之人，亦要按规矩对付，不可任性欺凌，否则是要遭天谴报应的。”“家乘说，贺宏声一生都在潜心研修刑名之学，不敢丝毫懈怠，就是怕作孽贻害无辜，累及子孙不易。他对囚徒仁慈，更多应理解为对职业的敬畏，对法规的遵循，也是为子孙积德，再联想开来，则是一种家风的标榜和构建。”“贺氏子弟也被人视为儒学传家，其实文化底蕴中，法家思维依然深潜于贺氏子孙的胸襟行状之中。”若罗宏对家族史不了然于心，无见微知著的洞察力，无驭繁于简的归纳能力，是不可能在纷繁芜杂的资料中得出这种结论的。从罗宏著作，我们知道，罗、贺两族成为显望世家最显著的家族特质和致显致望之由，风流蕴藉之所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领袖群伦，化育人才
就对湖南官场和士林的持久影响力，培育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春风化雨般的育人方式，站在时代前列的一教育理念一而言，罗、贺两世家贡献良多。
罗家虽然没有出过贺长龄那样的封疆大吏，但有罗典这样的教育名家、学术大家、士林领袖，他的影响力大大超出了教育界和学术圈，而达于官场，望重天下。
罗典执掌岳麓书院凡27年，他在岳麓书院建立的勋业，不仅刷新了罗氏家族的历史，更刷新了湖湘文化的历史。他不仅使罗氏家族辉煌，更继承了朱张会讲、弘扬学术的传统，将书院事业推向鼎盛，“自有岳麓以来，朱张而后，未有如此盛者。”“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近代楚材之盛，当从罗典为岳麓书院山长始。他的学生，继任岳麓书院山长的袁名曜评价道：“桃李尽在公门，书声忘倦;桑梓莫逾斯土，人至如归。拥皋比者二十七年，亲绛帐者六十三县，先生之泽长矣!先生之教大矣!”他的另一名弟子，也当过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厚钧评价他：“讲席开名麓，生徒遍里闳。”
罗氏后裔，承罗典意绪，与教育事业有不解之缘。渌江书院是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大儒讲学过化之地。左宗棠曾在此任过山长。左离职后，继任的是他的好友罗汝怀，罗汝怀掌渌江书院，对渌江书院的发展起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后来，罗汝怀的堂侄孙罗正钧也但任过渌江书院山长。罗汝怀、罗正钧均为当时有名的学者，说他们名动公卿并非过誉。从湘军统帅曾国藩曾诚请罗汝怀入幕参赞军机大事，并对他尊崇有加便可见一斑。罗正钧的堂侄、中共醴陵县委第一任书记、毛泽东的同学、革命烈士罗学瓒，也曾在渌江书院代过课。一个家族的几代人与一所有重大影响的书院有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这几位罗氏后裔，在官场和士林的影响力非同一般。而梳理出罗氏家族与渌江书院关系的是罗宏，他将迄今不为人知的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
罗正钧除了担任淥江书院山长，努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外，他还是新式教育体制的开拓者。1901年他赴日本考察新式学堂教育，回国后主持湖南教育，他作为湖南首批留日学生的选派主持者，选派了杨昌济、杨毓麟、杨度、蔡锷、范源濂、范旭东、朱剑凡、陈天华等优秀学子赴日留学。归国后皆为俊彦英杰。他还应袁世凱之请，创办了直隶第一所师笵学堂和中小学堂。
尤其是罗正钧以敏锐的眼光，对挖掘、传播除传统文化外还富含有新的时代思想的王船山学说，他撰写了《船山师友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船山思想、人格的无比推祟。陈三立评价“盖考其德而知其世，网罗前闻，怀其旧俗，贤人君子进退离舍，流风余思，有在于是者……是罗君为书之志也”。王船山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座巍峨山峰，其思想影响湖湘文化，中国近代思想甚巨。罗正钧传播船山思想，其志在率以楷模.，以育时代先进。
以罗典、罗汝怀、罗萱、罗正钧为代表的的鼓磉州罗氏人物，他们的道德、人格、学问、声望建造了一座宏伟的世家文化大厦。
晚清湖湘大地另一座文化大厦是善化贺氏。嘉庆、道光年间贺氏一门三进士，一直是激励湖湘士子的佳话。湖南家族科甲史上，兄弟三人进士及第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贺长龄、贺熙龄、贺桂龄三兄弟中，因贺长龄、贺熙龄出道早于桂龄多年，故在当时并称为“二贺”。以往，有论者认为道光年间“第一名臣”陶澍是“江南地区领袖群伦的中心人物”，认为“不有陶澍之提倡，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无疑，对湖湘人才的提携、扶持、奖掖 尤其是为政的示范，陶澍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若认为陶澍是唯一的中心人物，则此论甚可商榷
罗宏引用唐浩明先生的观点，认为贺长龄是嘉、道时期湖湘士林的精神领袖。陶澍出仕早于贺，陶、贺曾在江苏是工作搭档，陶是上司，在仕途上，客观地说，陶是干吏能臣，政声颇巨，在漕运、盐务、财政上推行一系列改革，是改革家。贺可说稍逊一筹，但贺给士林提供了理论引导和精神食粮。罗宏认为：“较之于陶澍，由于贺长龄主编了《皇朝经世文编》他似乎更有理论资本。”
罗宏认为贺长龄是湖湘士林的精神领袖，主要依据是当时和后世士林对《皇朝经世文编》的高度评价。其时，《文编》一出“便誉满士林，被具有经世抱负的士大夫奉为经典。”晚清大学者俞樾说：“自贺耦耕先生辑《皇朝经世文编》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大学者盛康对《文编》不仅非常推重，“《文编》巨典宏规，于斯焉萃，言经济者宗之。”而且还仿照《文编》体例，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成为近代经世实学又一重要文献。
由此可见，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产生了惊世效用，“经世派不仅明确把‘行’作为优先要务，且切实地讨论‘怎样行’的门径决窍，这就把学问从虚处引到了实处。”罗宏的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因而使两部家族史写作具有了理论的高度和学术的厚度。
陶澍、贺长龄是嘉道年间经世学派的核心人物，将陶、贺并称为湖湘士林的领袖符合历史事实。但二者的作用和影响又有所侧重，前者着重于实践、率身示笵，而后者则提供了理论资源和样本。陶、贺二人给湖湘文化注入了社会变革的勃勃生机和推动时代进步的精神动力，且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影响。
学界将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并称“二贺”。而贺熙龄之所以能与乃兄并称，主要由于他主持长沙城南书院的德业和影响。他主持城南书院，与罗典、欧阳厚均主持岳麓书院一样，使书院达于鼎盛。贺氏姻亲、著名理学家唐鉴评价他，说：“君执掌城南院，辩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其门下士有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罗汝怀、丁果臣等诸多名重当时和后世的卓越之士，其时城南书院影响力庶几可比肩岳麓书院。
贺氏显望两三百年，除同胞三进士外，罗宏还挖掘出一些功业颇著的贺氏后人。这些人有随曾纪泽出使欧洲，颇得曾氏倚仗的贺庆铨;有随张荫棠出使美国的贺师桢;有辛亥革命时期，在伊犁起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的贺家栋，以及贺益兴、贺善义、贺善安三位农学家，等等。他们奋发有为，光前裕后，不坠家声，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支撑起贺氏家族文化勋业的百年祠宇。这些家国历史中响当当的人物，如果没有罗宏的艰辛搜集整理，就有可能湮没于历史烟尘而无人关注。
“斗山望重，圭璧瞻同，树楷模于坛席，尽人意见先生。收杞梓于名山，不问知为弟子。”“且其作人则为人杰，长养如化雨春风;培地则得地灵，气象状文津道岸。”“剑锷成资砥，弓材悉受檠 。琢成廊庙器，蔚作国家桢。“这是弟子赞美罗典的话。罗典以崇高的人格、渊博的学向，通达的处世方式、前瞻的思想理念陶冶生徒，引导弟子致力于有用之学，不仅在课堂上谆谆教诲学理，还在山野间培养情趣胸襟。湖南的士林，经过罗典及其弟子贺熙龄、欧阳厚均长期的浸润作育，最终开辟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湖南人才井喷的局面。
罗宏表列了罗典嫡传和再传弟子的英杰之士：彭浚(状元、内阁大学士)，赵慎畛(进士、两江总督、云贵总督)，石承藻(探花、翰林院编修、迁御史)，胡达源(探花、翰林院编修、少詹事)，贺长龄(进士、云贵总督)，陶澍(进士、两江总督)，左宗棠(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二等恪靖侯、谥“文襄”)，罗泽南(著名理学家、湘军主要将领)，罗汝怀(著名文史学家、封通义大夫、内阁中书衔)，邹汉勋(著名舆地学家)，魏源(进士、高邮知州、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罗绕典(进士、云贵总督)，郑敦亮(进士、输林院编修)，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统帅、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谥文正)，李元度(举人、湘军重要将领、贵州布政史)，江忠源(举人、湘军主要将领)，刘长佑(湘军主要将领、直隶总督)，唐训方(湘军名将、授安徽巡抚)，胡林翼(进士、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军主要将领、湖北巡抚)，刘蓉(著名学者、湘军重要幕僚、陕西巡抚)，萧锦忠(状元，翰林)，刘典(湘军名将、陕西巡抚)，李星沅(进士、两江总督)，劳祟光(进士、两广总督)，唐鉴(理学大师、江宁布政使)……真可谓将星灿烂，名臣阵列，学者林立。
通观以上人物，有如下几个特点：一、世家子弟极少，一般出身比较寒微，靠艰苦向学和奋斗，得以成为国家栋梁;二、有共同的价值认同，无迂腐僵化之徒，尽所学为经世之用;三、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忠于朝廷。没有叛将贰臣，像曾、左、胡这些国家重臣，对朝廷可谓忠贞不二，一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湖湘人才群体，又分嘉道年间罗典旗下的岳麓书院人才圈，和以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为纽带联结，以贺熙龄城南书院、欧阳厚均岳麓书院为平台集结的师友人才圈。而比照罗典之后岳麓与城南的人才圈，我们发现，有不少人才，既受教于欧阳厚均又受教于二贺，岳麓与城南的人才圈子，相互完全是开放、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无师门的籓篱，而之所以如此，实则当时掌教城南和掌教岳麓的欧阳厚均都出于罗典之门。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的政治理念、人格光辉、为政或办学的实践，经世致用的主张互相影响、互相辉映，其思想精神与其师罗典高度契合。
湖湘这两代人才群体，密集度远超从前，不仅数量多，人才质量之高，也远超以往。这些湖湘人才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名字，都是当时国家政治天空中闪亮的明星。
具体而论，左宗棠能够成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得益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教泽涵润。围绕左宗棠，不仅可看到陶澍慧眼识才的远见，还可看到贺长龄降尊纡贵、礼贤下士接待当时名不彰事不显的青涩青年的平易和宽阔心怀。
贺熙龄在城南书院对左宗棠悉心教诲，劝他细读经典，对左浮躁轻狂，偏激习气予以警示和纠正，又对他的特立独行、研务实学的经世抱负给予激励和引导。被人视为狂傲的左宗棠，在写给贺熙龄的每一封信中，都表现出对自己老师的敬仰和虚心求教的真诚。
如云似雨、灿若星辰的湖湘人才群体的崛起与勃兴，是罗、贺两世家对湖南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贡献，这不仅功盖于当时，还惠泽及后代。“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句出自大名士王闿运的话，固然夸大了湖湘文化的影响力，但毛泽东“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气魄和担当，可视为湖湘人才群体在彼时中国政治舞台的纵横捭阖、霸气淋漓的写照。
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当时无论在思想学朮，还是在教育宗旨，人才培养的效果，完全可以说冠绝中华，无可匹敌者。它为晚靖政坛和湘军崛起输送了多少栋梁之才!其中不少人为晚清中国带来了超前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走向。设想一下，若当时没有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晚清中国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彼时中国，岂可无岳麓书院、岂可无城南书院!而彼时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又岂可无罗典及其弟子贺熙龄和欧阳厚均!纵览历史，中国那时最为尊崇、最有权威的官学是国子监，而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同时期的国子监，不知有几个拿得上台面的风云人物?
躬行理学，崇尚气节
罗、贺两族先贤，在晚清世运衰微的局势中，保持了儒学正统和朱张理学的信仰，他们是真正信仰并践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们既不是那种皓首穷经、保守僵化的书呆子，更不是那种行而悖道的伪君子。
罗典主持岳麓书院的教育理念是：“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贺熙龄掌教城南，“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贺熙龄与秉承罗典办学理念的欧阳厚均共同主持湘水校经堂的学术主旨是“奥衍总期探许郑、精微应并守朱张”。正如罗宏所言，“罗家以文化立家，数百年历史中，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代代相传，可谓皇权制度的忠诚卫士。”一个显著的例子是，“罗汝怀在给曾国藩组建湘军的建言中……提出了国有难，富家子弟应身先赴死的思想。”
据罗宏统计，湖南罗氏有数千湘军子弟，是湘军中家族显望历史最长的世家子弟群体;也是人数规模最庞大的世家子弟群体。罗家子弟何以这么多人踊跃参加湘军。“与该家族的阶级地位有关。通俗地谈就是屁股指挥脑袋。”“书香子弟大都也是富贵子弟;这应该是一种社会常识，况且教育是靠儒学来滋养的，而儒学对皇权的维护，同样不必多言。潜移默化下，子弟们自然就有卫道的自觉。”“所以罗家子弟踊跃参加湘军是利益和世界观必然，因此，他们就相当自觉和坚定;从而富有战斗力。”“这样的人组成的军队，就有了传统军队所缺乏的绝杀秘器——文化和信念。他们懂得为何而战。他们牺牲，不仅是效忠皇权，也是捍卫与自己利益攸关的乡土田园……总之，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
罗宏上述分析非常到位，罗、贺两家躬行理学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因为有了坚定的信仰，才有了罗典性格中的不圆通，“一秉平心执律，虽自好，未敢近前缓颊。”所以他敢弹劾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王鸣盛。才有了贺家子弟贺应全，在当时国人把外国视为蛮夷，将出国视为畏途，以各种理由推诿躲避之时，他却挺身而出，“毅然请从”，跟随曾纪译出使欧洲的壮举。才有了他后来顶着大漠风沙，万里迢迢奔赴新疆边陲，有了他为实现自己挥之不去的经世抱负而孤勇前行的决心。这是一种“个人价值实现的冲动，而个人价值必须依附于家国天下的殉献才能实现。”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更早的罗氏先人罗希湛那里看到罗氏族人浸入血液里的英勇和气节。那是明初张献忠血洗湖南时一曲悲惨壮烈至极的事件。面对张献忠的虎狼之兵，罗希湛没有选择其他乡民那样的躲避，而是带领百余族人抵御强敌，保卫家乡渌口，结果全族百余口遭至覆灭的惨局。令人震撼的是：男女老幼，无一降者!
名节，比自己及家人的生命更重要!罗希湛以自己及族人的牺牲向后人启示了人生超越俗见的意义。
联姻显望，情结师友
这是罗宏两部著作中非常精彩的部分。此前很少有人涉足，专门将联姻作为重大社会现象研究。虽然这一内容所写文字并不多， 但仍让我们看到联姻是如何将湖湘世家联系成一个共同价值体系的。罗、贺两世家与别的世家或显贵家族的联姻，主要不是政治联姻，而是一种文化联姻，是出于相同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的联姻，是一种建立在共同的文化根基和价值认同的“门当户对”。罗宏为我们描述了罗、贺两家联姻显望的一幅蔚为大观的图景。
罗氏和湘潭著名的方上周氏家族有长达300年的联姻史，以及和湘潭黎氏家族，王闿运家族，湘阴郭嵩焘家族，长沙张百熙家族，王先谦家族均有姻亲关系。和张治、钱沣、严如熠、左宗棠、曾国藩、胡林翼、贺长龄、贺熙龄、何绍基、邓显鹤、陈宝箴、陈三立等人，则有深厚的师生情和朋友情。
善化贺家族的联姻图，几乎串联了湖南几十个世家，还外延到湖南之外的一些显望家族，“其中较著名的望族有：安化陶氏，即陶澍家族;善化劳氏，即劳崇光家族;河南固始吴氏，即吴其濬家族;湘乡曾氏，即曾国藩家族;湘阴左氏，即左宗棠家族，宁乡唐氏，亦为善化唐氏，即唐鉴家族，尊阳郑氏，即郑敦允家族，善化周氏，即周辑瑞家族;益阳胡氏，即胡林翼家族，叙浦舒氏，即舒梦龄家族;湘潭罗氏，即罗典家族;道州何氏，即何凌汉家族，安化龙塘黄氏，即黄德濂家族;湘潭黎氏，即黎培敬和湘潭黎氏八骏家族，长沙黄氏，即黄兴家族，长沙张氏，即张百熙家族，清泉丁氏，亦为长沙丁氏，即丁善庆家族。”
这些家族的代表人物，组成的是一个湖湘风云人物榜。
像罗宏这样用心去挖掘梳理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知还有没有别人。在近现代，恐怕像罗、贺两世家这样与数个显望世家结成如此紧密的姻亲关系的，在文献资料中尚未见到，这种关系图背后的蕴藏着的许多故事令人遐想。
《红楼梦》里四大家族贾、史、王、薛通过联姻，结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集团。我们通观罗、贺两世族的联姻关系图，以及这关系图后各家族的实际状况尤其是政治行状来看，没有看到联姻家族联手导致政治纷争，包揽诉讼，侵夺民财，横行乡里，吞并土地等惯常的政治联姻的恶行。
罗、贺两家与其他世家的联姻，家族的持盈保泰，包括家族的长远利益、繁衍、声望等等肯定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但使他们联姻的根本着眼点是文化，是价值观的认同。这些显望世家大多以经世相标榜，奉道德学问为圭臬。
因此，这种文化联姻实现了社会文化精英的集结、沟通、交流，客观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有利于融合社会的精英思想文化力量维护社会的稳定，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
罗、贺两大世家代表人物的姻亲圈、师生朋友圈，多有交集。可见当时一些世家的密切关系。这是一张巨大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中的人，我们不排除也有人谋取私利，但更多的人，在这张网中，是以文化为根基为纽带为共有精神家园，而互相守望相助和发展绵延。
瓜迭连绵，诗书继世
罗、贺两世族保持几百年显望不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瓜迭连绵，人丁兴旺。古磉洲罗氏罗希湛一支，遭张献忠屠杀，而罹难百口，成为罗氏家族史永远的痛。但其时，也有罗氏多支繁衍兴旺，其后裔人才辈出，立德、立功、立功者多有。
贺氏家族，其标志性人物贺长龄子息不旺，引得曾国藩如此叹息：“藕耕先生学问文章卓绝流辈，居官亦恺恻慈祥，而家运如此，是不可解。”似乎贺氏家运逃不脱“富贵不过三代”的历史定律。然东方不亮西方亮，贺长龄的六弟贺桂龄，不仅是贺门兄弟进士荣耀的拥有者之一，且在保持和延续贺家显望中，有特殊的贡献。他育有八子四女，这样多的儿女，无疑使贺氏家族在发展过程中，有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和持续发展的后劲。
诗书是世家的标配，是世家子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依托和慰藉，即使隐居不仕，也难忘情诗书，罗、贺两家即如此。虽然他们没有大诗人、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名世，但仅从罗宏在两部著作中引用的大量诗文来看，其诗歌思想内容、艺朮造诣亦颇为可观，从这些诗文中足见罗、贺两族人物的襟抱、胸怀，情趣，兴观群怨，高标独立、风流蕴藉，贯穿其中。
倘若将罗、贺两世家的诗文专门辑集，也会是洋洋大观：若按“以诗证史”来求索，真还会别有洞天。
罗、贺两世族子弟的诗思、诗才、诗情如何?仅从一首罗汝怀携子罗萱掌渌江书院期间，13岁的罗萱写的一首《渌江秋日书怀》，便可见一斑：
已近苦寒月，高云薄未还。秋亭风落果，客舍雨连山。
愁思胡笳夕，孤城石谷间。故园不可见，相对酒开颜。
中国历史上世家不少，著名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谢两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两家的故事留给世人多少白云苍狗的慨叹。
有学者专门写了著作将王家称为“簪缨世家”，将谢家称为“华丽家族”，前者以权力著称，当时有“王与马(指司马氏)，共天下”之说，后者多风流倜傥的将相如谢尚、谢安之属，更多盖世的诗才，如谢灵远，谢眺，谢道蕴之辈。辛弃疾诗云“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芝兰玉树，布满阶庭。其家世显望也曾绵延数百年。
中国近代历史背景和湖湘文化语境下的罗、贺两世家，是典型的文化家族。这是罗宏在著作中反复强调的，观照罗、贺两世族的家族史，确乎如此。以文化强家，以文化兴族，以文化显望，文化是两世家血管里流淌的血液，处世的指南。
“经术昌而涵濡大被，文教懋而作育无乖”，用晚清两广总督、亦为贺家快婿的劳崇光《城南书院赋》的两句话，来作为对罗贺两世家对文化贡献的评价，应该不谬。
文化，形而无质，静而无声，然动则风流百态，流则奔涌万状。读罗宏关于罗、贺两大世家的著作，足可领略罗、贺两文化世家先贤的卓绝与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