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懵懂记事起，就经常听我们河湾村男女老少讲我父亲的事。说我爷爷奶奶无后，父亲是被他们抱养的。反复的讲，不厌其烦的讲，长年累月的讲，讲得我耳朵都听出了茧子，听出了话里话外的奚落、嘲讽、揶揄，甚至不怀好意，或者他们都是亲爹亲娘生的自然高贵。为此我落下了自卑的根子，也非常烦闷，有时忍不住会质问母亲:“爷爷奶奶为啥要抱养父亲?”——尽管这是憋在心里许久，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的话，我也不敢带着情绪直接去问父亲，知道不但问不出所以然，搞不好还有可能被暴脾气的父亲揍一顿。再者爷爷奶奶早过世了，这个问题我只能问母亲。
母亲好脾气，在我太小不懂事的时候，总是想办法好言好语安慰劝解我，等我到十几岁上了中学，略通人情世故了，才把她所知的父亲当年被收养的经过和原因一五一十告诉了我。
公元1947年，对四十六岁的爷爷殷朝荣来说，应该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春天黄灿灿的油菜花开得正盛的时候，他的榨油作坊隆重开业了。加上这个门头横挂的招牌上写着“殷记榨油坊”的油坊，爷爷已在河湾村南这条连接豫皖两省交通的马路边开了三家店，另两个分别是“殷记”锅盔店和“殷记”旅店。开业当天，请了三桌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吃席。活跃在当地黑白两道的土匪头子“曾剃头”，亲自带着两个彪肥体壮的喽啰，背着盒子炮过来镇场子。“曾剃头”对来宾抱拳晃一圈，大着嗓门说:“今儿个俺表哥油坊开业大吉，请诸位吃好喝好，以后多多关照!”众人纷纷起身，供手还礼:“那是!那是!”“应该!应该!”“曾剃头”手下几十号人枪，打家劫舍，拉条绑票，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又兼和官府明里暗里勾结，沆瀣一气，方圆百十里的百姓无不忌惮。他是我太奶奶婆家堂侄，算是爷爷表亲。靠了这层不太体面的关系，爷爷的生意做得平安顺遂，风生水起，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穿衣吃饭，维持排面，还是绰绰有余。这在那个兵荒马乱，饿殍遍野的年月，已算能力过人，赢得村里老少爷们打心眼的尊敬。
可是风光表面的背后，隐藏不住爷爷奶奶的落寞心酸。看看将近知天命的年岁，膝下却无一儿半女。大半辈子积德行善的奶奶，这个离河湾村十多里地童岗村大地主家识文断字的二千金，不知在村东南海观世音娘娘庙里，跪在泥塑彩绘的娘娘面前，磕了多少响头，许了多少重愿，添了多少香油钱;也不知在村北沙颍河对面沙颍镇上那家许诺“要儿生儿，要女生女”的“百善堂”诊所，喝了多少碗那名号称“雷百手”神医的金汤妙药，直喝到舌根子发麻，闻到那股苦兮兮的药味就反胃呕吐，平坦坦的腹部却丝毫不见一点动静。天长日久，爷爷奶奶逐渐心灰意冷，觉得这辈子彻底断了香火。谁料绝望之际，峰回路转，奶奶的远房表妹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送来了。
这婴儿便是我父亲，当时刚三个月大。然而已经历九死一生。
那位长了一脸麻子，心底特别善良的表妹给奶奶说:“姐，你知道吗?我这邻居家的孩子命苦啊!半年前父亲年纪轻轻的就病死了，家里本就穷得揭不开锅，当家的一死，他母亲伤心过头生了一场大病，没钱医治再加生产时营养跟不上毁了元气，这孩子落地一个多月，他母亲连病带饿也去了。幸亏孩子姐姐撑事，虽说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可性子强，带着六岁的二弟，抱着这个小弟，走村串户讨饭喂养。可是稀一口稠一口哪有恁及时?孩子天天饿得哇哇哭，迁就一个多月，眼看孩子哭声越来越细，身子越来越弱，两眼又红又肿，我过去一看，这哪行啊?再耽误下去，恐怕孩子的命就没了。于是我就劝孩子他姐，‘妮啊，别再逞强了，赶紧给你小弟寻个好人家吧，好歹讨个活命，不然就来不及了。’千劝万劝，他姐终于松了口，哭着把孩子递给了我，我接过来一刻也没敢耽搁，就赶紧给你们抱来了。”
奶奶听了，心酸不已，禁不住湿了眼眶，急忙接过破烂不堪的襁褓，放到床上，小心翼翼解开系着襁褓的布条，掀开对折的被角看时，孩子又黑又瘦，像根大块木炭，四肢比麻秸秆粗不了多少，浑身的皮皱巴巴的，肋骨一根根凸露着，胸腔下的肚皮瘪得像只泄尽气的皮球，紧闭的双眼红肿溃烂，只能看到中间一道缝，像是睡着了，又像是虚弱的没有了哭闹的力气。
奶奶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唰”地下来了，赶紧吩咐爷爷:“快点把留着待客用的大米淘些，搁火上炖碗米糊喂孩子。”边说边把孩子包裹严实，紧紧搂在怀里，心疼得又看了片刻，才抬起头，神色郑重地告诉表妹:“妹妹，太谢谢你了!这孩子我们留下了，你回去告诉孩子他姐，让她一百个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当亲生骨肉养的。如果她不放心，什么时候过来看看都可以。”
表妹连连点头:“姐的为人我还不清楚吗?孩子跟了你，那算掉进福窝了。”说着，告辞就要走，奶奶急忙把她拦下:“妹妹先别慌走，你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奶奶一只手把孩子搂在胸前，一只手拉开床头旁桌子抽屉，拿出一沓银元，塞进表妹手里，说道:“这十二块银元，两块给你，权当我和你哥的心意，另外十元你拿回去送给孩子他姐，眼下兵荒马乱的，两孩子没爹没娘怎么活啊?这些钱就让姐弟俩对付着生活，以后再有什么过不去的，就来这说一声。”
表妹开始坚决推辞着不受，可奶奶死活不依，非让她拿着。表妹眼看推脱不掉，只好接过去，装进贴身口袋。
送走表妹，爷爷也把稠嘟嘟的米糊熬好了，用细瓷蓝花的小碗盛了，上面放个同款的汤匙，端进卧室，递给奶奶。
奶奶捏住匙柄，舀了大半汤匙，用嘴吹吹热气，放到嘴边试一下温度，感觉合适了，慢慢放到孩子唇边。孩子小小的身子蠕动一下，像小麻雀一样张开稚嫩的小口，奶奶趁势把米糊倒进孩子嘴里。孩子小嘴一吸，米糊进了肚，很快又大大的张开来。奶奶嘴角漾起慈爱的笑意，一勺接一勺，不一会儿碗见了底。
孩子吃饱喝足，睡着了，喉咙里发出轻微的鼾声。奶奶爱怜不已的又看一阵，才轻手轻脚把他放到床上，用被子把身子盖严实，然后拉起一直在旁边微笑着看她喂饭的爷爷，来到外屋。奶奶先把送钱的事给爷爷说了，爷爷连连点头:“应该的，应该的。”然后奶奶又嘱咐道:“今天你抓紧时间，在这外屋砌个小炭炉，准备以后随时给孩子熬米糊，炖鸡蛋脑。家里有现成的棉花，我再把几件半旧的衣服拆了，给孩子里外换一身，那个襁褓也破烂的不成样了，也要换个新的。”顿了顿，奶奶接着说，“明天赶早抱着孩子去镇上医院，请最好的医生把孩子的眼瞧瞧，别讲花多少钱，一定给他治好，孩子这辈子长着呢，可不能落下什么毛病。”
爷爷毫不犹豫的满口应允。
几天后，父亲的眼睛消肿了，溃烂的地方也结了痂。又几天，痂斑褪净，一双明亮清澈，活泼灵动的大眼睛呈现在爷爷奶奶面前。
父亲的到来，对爷爷奶奶来说，不啻天赐宝物。多少年郁结在心头的渴盼、忧愁、失落、绝望、愤懑，如今都被一阵轻风吹散，激动、喜悦、希望、责任、满足结结实实填满身体的每一个空间。父亲小时候清脆悦耳的欢笑，稚气天真的话语，让爷爷欣喜若狂的同时，更像一根鞭子一条绳，鞭策着，牵引着他奋力前行，努力为一家人的衣食住行，颜面未来拼搏。可是，时代的洪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滔滔奔涌向前，毁灭一切，创造一切。
父亲两岁那年，家乡解放了。为肃清旧社会流毒，创造海晏河清的新秩序，新生的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开展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曾经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做的土匪头子“曾剃头”，被解放军逮捕后，经万人大会控诉审判，押到我们河湾村外西南角饮马塘边枪毙了。愤怒的翻身农民犹不解恨，执法队撤走后，蜂涌而上，对着尸体拳打脚踢，辱骂吐唾沫，场面混乱到几近失控。“曾剃头”的妻儿老小原本想去收尸，见这阵势，哪个还敢近前。一连三天，“曾剃头”暴尸野外，逐渐变得肿胀发臭。奶奶于心不忍，喃喃地给爷爷说:“这人都死了，再大的仇怨不也了了吗?唉……”
入夜，月黑风高，一个黑影拉辆木架子车，拉上“曾剃头”的尸体，拉到河滩一个僻静处偷偷埋了。
那个黑影不知是不是爷爷，反正从此以后，乡亲们看爷爷的眼光就有些异样，慢慢的，店里客户日逐一日减少，爷爷的生意走上了下坡路。
即便如此，父亲依然尽情享受着宠溺。从来没有渴过饿过，瓜果蔬菜，鸡鱼肉蛋，白面馒头、捞面条、水饺，啥时想吃啥时有;从没热着冻着，戴的帽子，穿的衣服，蹬的鞋子，一年四季单是单棉是棉，奶奶早早给他准备齐整。沐浴着温暖幸福的阳光雨露，父亲好似一只无忧无虑，快活自在的小鸟，飞翔着，歌唱着，成长着……
时光飞逝，转眼间父亲七岁了，到了上学的年龄。开学那天，父亲衣帽鞋袜穿戴整齐，背着崭新的小书包，由奶奶牵着小手，步行到二里地外的刘井小学报到。快出村口，看到与他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个个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眼巴巴的盯着兴高采烈的父亲看。
“你们怎么不去上学啊?”父亲好奇的问。
“俺大(父亲)说了，家里没钱，不让上……”小伙伴们都有气无力的回答，一下让父亲明亮的眼神黯淡下来，也许小小年纪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贫穷的可怖、卑微与无奈。学校里，父亲学习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小学毕业，直到顺利考取镇重点中学。
那一年，是1959年，父亲刚好十二岁。恰恰这一年，家里意外频发，境况陡然直下。
1956年公私合营时，国家政策不再允许个体经营。在村民们强烈抗议与一片吵嚷声中，马路边所有商户房屋全部推倒，生意小的，回村种地，个别大户，置换到镇政府食堂做厨师，拿工资。不用说，一夜之间，爷爷的身份由老板变成了厨师。本来饭店后面是住房，现在推倒了，只能回到村里，申请一片宅基地，起了两间茅草房，又趁主房东面山墙搭了一小间灶屋。爷爷私下给奶奶说:“老少爷们都住这样的房子，咱也凑合着住吧。岁数不饶人，说着说着咱们都老了，看眼下这形势，个人想干买卖行不通了!可孩子还那么小，以后上学，娶媳妇需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咱好歹手里留几个，以防后患。”奶奶心事重重的看着爷爷，沉默半天，长长叹了口气。
爷爷在镇政府食堂主要做两样他的拿手绝活：糊辣汤和锅盔。由于这两样都属早餐，需要每天半夜三更起床忙活，为了方便，只好住在职工宿舍。如此一来，家里只剩奶奶和父亲两人。
五十多岁的奶奶每天不但要接送父亲上下学，做三顿饭，还要下地干农活——解放时分的三亩地。自幼娇生惯养，婚后一直忙活生意，从没现在这样顶着火辣辣的日头，迎着劲烈的野风，干着粗砺的农活，奶奶每天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原本不太壮实的身子骨，渐渐支撑不住。坚持到一九五八年，政策又变，所有土地全部收归集体，村里成立生产队，大伙集体劳动，集体在村灶上吃饭，私人家的锅灶统统没收。开始时伙食还说得过去还能吃饱，可没多久，吃的不但越来越差，量还越来越少，饥饿渐渐在人群中蔓延。被宠溺惯的父亲哪受得了?有时吃不饱，饿得“哇哇”直哭。奶奶心疼儿子，宁愿自己不吃，也省下少得可怜的食物留给儿子。吃不饱饭，地里的庄稼活又重，加上年龄大，到一九五九年时，终于病倒了:胸部疼痛，剧烈咳嗽，咯血。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有人拿“曾剃头”说事，举报爷爷解放前和土匪勾连，在油坊开业时请土匪吃饭，土匪还带着枪给他镇场子;还有人举报爷爷在“曾剃头”被法办后，偷偷把他尸体埋了，并气愤填膺的怒斥:“他自己家人都不愿做的事，你却去做，由此可见你对新社会有多仇恨!思想有多反动!强烈建议政府法办他!”尽管爷爷一再辩解，强调开业请“曾剃头”吃饭不过是权宜之计，至于埋他的尸体，月黑风高的夜里谁看见了?可当时举报者说的有鼻子有眼，虽然爷爷厨师工作做的很努力，糊辣汤熬的很好喝，锅盔炕得很香，最后虽然没有被法办，还是丢了工作，扛着铺盖卷回了我们河湾村。
奶奶病倒了，爷爷丢了工作，家里的气氛一下压抑到极点。“咳——咳——咳”，里间奶奶不住声的咳嗽，粗重的喘息声，隔着里外间高粱杆编成的夹墙缝隙传进堂屋父亲的耳朵，像一把锉刀，一下一下狠狠锉着他的心脏，令他痛苦不堪，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往下掉。爷爷原本阴云密布的脸上，听了父亲的话，更笼上厚厚一层愤怒和失望:“啥?你没考上中学?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不缺你吃不缺你喝供你上学，你却没考上，你脑袋瓜子都干啥用了!——想跟着我下地打牛腿当农民?好!你小子真有出息!你一辈子也别想出人头地!”
父亲哭着央求爷爷:“我不上学了，也不花啥钱了，你一定要下功夫给俺妈治病。”
“还用你小子操心!”爷爷一声断喝，眼珠子暴凸老高。
月亮挂在中天，里间奶奶的咳嗽声总算平息了，爷爷的鼾声一起一伏萦绕到外间父亲耳边。父亲悄悄起床，披衣，拿起门后一把铁锨，捏手捏脚拉开门栓，走到院中那棵老槐树下。月下的槐树，朦朦胧胧，静默无声。在树根旁刨一个小坑，父亲蹲下身，掏出那张通知书，怔怔看一会，手又反复摩挲几遍，终于一咬牙，把通知书丢进坑内，站起身，操起铁锨，飞快铲土盖得严严实实。
不久之后，在河湾村生产队的劳动大军中，多了一个还未完全发育的少年。他和村里所有壮劳力一样，夏天割麦碾场上垛，秋天施肥犁地播种，冬天出河工挖塘泥……如火的骄阳，凛冽的朔风，夹带冰渣的河水，沉苛繁重的农活，粗砺难咽的窝头，父亲咬紧牙关，死扒活做，替年老体衰的爷爷生生扛起半边天。谁又能想到，几个月前，他还因吃不饱饭，饿的哇哇大哭呢!生活啊，总是逼着软弱的人变的坚强。
没了农活牵绊的爷爷，倾其所有，请最好的医生，拿最好的药，医治奶奶的病。饮食上千方百计加以改善。好在村灶不得人心，早就散了，村民可以回家自己做饭吃了，爷爷今天炖只鸡，明天煨条鱼，精心照料奶奶。1969年，在病床上躺了整整十年的奶奶，最终因为病疴沉重，还是去了。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爷爷和父亲倾尽家财为她治病，生活上尽心照料，她一定深深体会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幸福，她在感激爷爷不离不弃的同时，一定还为收养了父亲这个懂得感恩的儿子而备感欣慰。
又是几年后，年迈的爷爷也离开了人世。那时我刚出生不久，家里穷得叮当响，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当时村里男女老少都惦着脚尖，看父亲如何操办爷爷的丧事
灵柩旁，身穿重孝的父亲小声和母亲商议，怎样体面操办。
“为给咱大治病，家里花的一毛钱都没有了，粮食茓里就剩那么多玉米，还有一些红薯片，麦子一粒也没剩，你说这个丧事咋办体面?”困难面前，母亲不愿过度铺张，说话忍不住有些冲。
“借钱也要办!不但办，还要办的漂漂亮亮，让全村人都看看，咱大没有白养我这个儿子!”父亲说得崭钉截铁，布满红丝的眼睛闪耀着倔强的火花。
“你净说胡话，上哪儿借啊?亲戚邻居哪家日子红火?生产队也穷的一干二净!”母亲摇着头，毫不迟疑地反驳父亲。
“我听说了，咱姐和咱哥家条件都可以，姐夫是抗美援朝退伍军人，一直担着村支书，思想觉悟特别高，咱姐是村妇女主任，沙颍镇人大代表，咱哥也当大队长好多年，我去找他们，一定能想到解决办法。”父亲信心满满。
“这些年怕咱大忌讳你有叶落归根的想法，和他们两家一直来往不多，能行吗?”母亲不无担忧。
“肯定行!”父亲说着，站起身来，“事不宜迟，我这就去。”
第二天，就在全村人七嘴八舌的猜测中和复杂的目光注视下，爷爷的丧事风风光光进行了。上好的柏木棺材，铺金盖银的被褥，里三层外三层的寿衣，一应俱全的纸扎、旌楼、响器;在村道上摆了三十多桌，热凉荤素应有尽有，烟酒管够，全村男女老幼不分亲疏 都来坐席。
爷爷的丧事，博得全村人交口称赞，大伙纷纷翘起大拇指:殷朝荣这辈子值了!养了这么好一个儿子!
丧事结束当天，出席葬礼的姑姑和伯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在我家堂屋，与我父母商量如何安排以后的生活。
“老二，你养老送终的责任都尽到了，是不是该考虑叶落归根了?”姑姑试探着询问父亲。
伯父也用热切的目光望向父亲。
父亲轻轻摇了摇头，面色凝重的回答:“姐，哥，你们的心意我明白，我知道都是为我好。二位老人虽然都已下世，好像我的责任已经尽到，其实他们还有更重要的想法，就是希望我把这个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我要完成他们的遗愿，才算对得起他们的养育恩情，才能让他们九泉下安心。”
姑姑仰头望望我家那两间被风雨摧残得七漏八淌的草屋，又环视一圈破烂陈旧的家当，脸上溢满忧戚的神色:“不是我劝你，这么苦的日子你怎么坚持啊!通过这两天事上我发现，村里人表面上看起来对你客客气气，其实背地里说什么的都有，你在这儿势单力孤，我是担心呐!”
“是啊，兄弟，回去吧，咱那边光一个爷的堂兄弟就十几，我在村里好歹也能说上话，谁敢欺负?再说人多好办事，一有机会咱家业就起来了。”一旁的伯父赶紧补充道。
然而父亲丝毫不为所动，依然坚持己见:“只要我坐的正，行的端，我谁都不怕!至于咋想办法把生活过好，我和他妈年轻，能吃苦能受累，就不信没有盼头!”
姑姑和大伯对视一眼，都禁不住地摇了摇头。姑姑失望至极，气冲冲地说:“老二，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母亲讲完这些满是风霜的陈年往事，意味深长地跟我说:“儿啊，我觉得你大说得对，人常说只要影子正，不怕鬼上门，亲生的也好，收养的也罢，都是一样的人，没啥好自卑好怕的。”母亲的话，起初我深以为然。可是现实，总是那么残酷，那么丑陋不堪。在我上学住校期间，我家发生几起被同村同族的“恶鬼们”欺负上门的事件。然而父母都选择了息事宁人，且从不讲搬迁的事。
直到后来我中学毕业进了城，工作安家，一帆风顺;几年后，小我六岁的弟弟也进城经商，不久买房又娶了城里的姑娘，父母在村里才算有了一些地位。
当一切稳定之后，我打算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觉得父母吃了一辈子苦，呕心沥血把我哥俩养大不容易，并且年岁渐老，，也该好好歇歇，享受享受天伦之乐，过个幸福祥和的晚年。可是不出意外，父母拒绝了。父亲只给我送来一本家谱，还谆谆叮嘱:“你是家里的长子，一定要好好保管。”我打开仔细翻看，发现爷爷和奶奶名字下面，赫然写着父亲和母亲的名字，再下面整整齐齐排着我和妻子，儿子女儿，弟弟、弟媳、侄子、侄女的名字。
父母最终没来城里和我们团聚，由于村里的大片耕地被上几任村委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变相转让给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父母和所有村民一起，成了“下岗”农民，无奈之下，父亲带着母亲，拖着七十多岁的残躯病体，来到离家三百多里远的一个城市收废品。即使这样，除了春节回家，逢到清明，中元，中国传统祭祖的两个节气，生意再忙，父亲也会骑上大功率电动三轮车，载上母亲，耗费两天时间，回到村里给爷爷奶奶上坟。每次三跪九叩，规规矩矩;烧纸供品，整整齐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