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2024年龙年春节即将莅临，民众对如何提升我国传统年味发表了不少议论和建议，有人提出应该取消禁止放鞭炮的有关规定，以增加过年气氛和仪式感。作为曾经的一位美术教育工作者，我看重的则是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加强年画创作、欣赏、宣传、普及张贴等民间传统文化建设工作，恢复从前城乡家家户户贴春联、年画的习俗，以弥补年味不足、仪式感不够的遗憾。
小时候，在赣西某农村外婆家过年，除夕这天，外婆就会熬好一锅面糊，吃过早饭后，舅舅捧着一大摞春联、年画，童年的我会提着一桶面糊，屁颠屁颠、欢天喜地跟着他屋里屋外张贴春联和年画。各式各样的年画，按内容不同张贴在不同的位置上。门户上贴上门神相，门神也分为了两种(文、武)，文门神多为“天官赐福”武门神为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两位门神，在大门贴上武门神，进入院子后，在外屋门上贴文门神，进门过后，在屋子门上，贴上一对迎接门童和对开的年画。
曾几何时，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会贴上年画，为的就是能够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在文化保护上来说，贴年画也能够保持中华名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开来。
年画起源于汉代，发展于唐宋，盛行明清。中国早期的年画都以趋凶避邪、祈福迎祥这两个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祈祷丰收、祭祀祖宗、驱妖除怪等年节风俗习俗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一种中国民间特殊的象征性装饰艺术。全国年画有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为我国年画的三大流派。
年画的特点：1、为了满足殷实与丰足的过年心理的需要,其特色则是画面的饱满和内容的红火;2、在各种颜色中以火热的大红为主,用得也最多。因为大红是年文化的主色。年画为了顺应年心理的要求,色彩追求鲜明热烈;在色彩关系方面,多采用对比色;3、年画的画面基本不留空白,即使天空与地面也被各种形象充实与填满。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中。
浓墨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增添了许多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上世纪80年代初，年画则朝着绘画方向发展。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迎春接福》、《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彩色年画。随着象征吉庆有余的年画时间的发展，年画题材更加广泛。最常见的有：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象征着吉庆有余;一个聚宝盆和一棵摇钱树，象征着招财进宝。
为了满足人们对年画的强烈愿望和需求，我的家乡江西省在年画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曾有过突出的贡献和辉煌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1949 年 11 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署名的《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发布的第一个文件，也引发了关于艺术领域的第一个运动事件——“新年画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负责起草这份文件的是时任文化部艺术局美术处处长的蔡若虹，而蔡若虹正是江西九江人。这份指导性文件激发了全国广大画家投身于新年画创作的热情，江西也有大批美术工作者热烈响应。他们积极参与新年画创作，宣传革命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以及新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希望在人民群众的传统审美习惯基础上，增添新思想、新内容、新气象。
著名画家施绍辰 1964 年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分配至江西工作。有着扎实绘画功底的他，创作的《井冈山上话当年》(1965)凭着扎实的造型与画面处理能力，在当时一炮打响，成为很多绘画学习者的老师与偶像。可以说，施绍辰对当时以及后来江西的年画作者有着重要影响。刘熹奇老师就曾回忆：“1965 年 17 岁的我，有幸在新华书店发现施绍辰老师创作的年画《井冈山上话当年》，爱不释手，很是喜欢，当即买下收藏至今。也许就是这么一个机缘巧合，使我结识了施绍辰老师，爱上了年画艺术，并坚持年画创作几十年。”
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是 1973 年于“年画学习班”期间创作的作品，描绘了两位小朋友正在“北京牌”收音机前收听广播的场景，他们身后的墙上张贴着天安门宣传画，反映了当时青少年对于首都北京的向往。同时期创作的作品 还有：刘熹奇的《闪闪红星传万代》，灵感来源于1974 年上映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画中身着军装的少先队员正是影片主角“潘冬子”的写照。他们创作的年画无疑推动了年画内容和形式的拓展和变革，契合了时代发展需求，充满了正能量。
1974年，文化部举办新中国成立25周年全国美展，其中包括年画部分。当时，江西选送了本土画家刘称奇、林美岚、何叔水、李一新和徐福根等人绘制的7张年画。由于是首次选送全国美展，当时选送方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7张年画全部入选。美展结束后，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还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这不仅让所有人对江西年画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很多画家也都投向这一阵地，以创作年画为荣。
因此， 1975年的年画创作学习班爆满，共有100多人前来参加。那时候的年画创作者，主要是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年画以其造型淳朴、色彩热烈、富有强烈的喜庆气氛而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张贴年画是我国人民的传统风俗习惯。 在上世纪的20-40年代，在上海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年画，因其画面附有年月历表而得名为"月份牌年画"(也称"擦笔年画")。它一出现，就受到了当时各阶层市民的欢迎。
月份牌年画的表现手法较为多样，最受人们欢迎的是水彩擦笔画法。这种画法色彩柔合、笔法细腻、立体感强，较之木版年画的单线平涂手法显得丰满，使得整个画面淡雅谐调，加上注重描绘人物的神态，就更显得生动。这种画法也是经过许多画家的努力探索，逐步完善而形成的。选用这种画法的月份牌年画越来越多，很长一个时期成为月份牌年画的主流，人们也就习惯地称之为月份牌年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月份牌年画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富有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的作品。使月份牌年画具有独特美感，如今，月份牌成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年画题材上，70年代的江西年画有意识地选择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题材，这也正是江西年画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涌现出越来越多以“井冈山”为主题的作品。蔡超的《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刘称奇《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都是表现毛主席当年在井冈山开辟根据地，探索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时的情景; 陈慧荪的《井冈红旗》描绘了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妇女会的革命女青年在绣制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章仁缘的《红军路上》则表现了女青年们来到井冈山黄洋界进行打靶训练，接受革命再教育的情景;胡立义的《井冈新苗》描绘了几位少先队员正在井冈山上浇灌新植的松苗，表达了井冈山精神正在代代相传;李振球的《万里征途不停步》描绘了一位干部在井冈山博物馆参观“朱德扁担”，这也是反映传承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主题作品。
从以上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江西年画迎来了迅速发展的上升期，而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的“年画学习班”对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江西年画作品有十几件入选 1974 年、1975 年的全国美展，一时引起全国年画界对江西年画的关注，也受到广泛好评。 从 70 年代开始，江西年画不仅在江西大量出版发行，而且被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湖北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其他省级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 年，刘称奇的《北京的声音》发行了百万份，1978 年、1979 年出版年画 250 种之多。从 1980 年至1992 年，江西出版年画 50 余种，共 500 多件作品，最高发行量每年达六七百万份，可谓是需求俩旺、红红火火。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江西年画的发展积累期， 那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则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不少画家都克服了关门赶任务的毛病，去农村工厂深入生活搜集素材，重视提高年画作品的艺术水平。那一时期年画的题材比较广泛，且摆脱了从空洞概念出发，或停留在表面现象描写的弊病，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而及时地歌颂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
年画的样式也更为多样， 门画、历画、全景画、连环画、四扇屏等传统形式为很多人使用。绘画方法也不仅限明快的单线平涂，而是吸收了传统的工笔重彩画、青山绿水、水粉画、图案装饰画的技巧，使年画艺术呈现出了一片绚丽多彩的局面，也涌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并屡获全国性大奖。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还成立了江西年画研究会。
1984 年，研究会邀请了中央美院教授、著名年画理论家薄松年来南昌讲学，主要讲授中国年画史，并且放映了历年中国年画精品幻灯片。此次讲学对于江西年画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题材与主题的选择上，给予了江西年画作者们很大的启发。80 年代开始，江西年画的主题选择更加自由丰富，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就在薄松年来赣讲学后不久，在 1984 年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会上，刘熹奇创作的《祖国啊，母亲》荣获一等奖，另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还获二等奖。一人在同一展览上获一、二等奖，在当时成为一时美谈。由于历史原因，这次评选距上一届时隔 30 余年，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重要的年画评选。值得一提的是，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年画，又在同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得银奖。此外，在第三届全国年画评奖中，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徐福根的《雷锋和红领巾》、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都荣获二等奖。在全国重要展览上收获这些成果，无疑是对江西年画几十年发展的充分肯定。2001 年第六届全国年画展上，刘称奇的《新时代》获金奖，刘熹奇的《迈向新世纪》《祖国万岁》(二刘为哥弟俩)、冯杰、 张冬生的《春天的故事》皆获铜奖。
1988 年 5 月，刘熹奇应邀赴广州与广东年画作者们进行年画创作交流活动，并表演了首创的“透明水色”年画绘制技法。“透明水色”技法是刘熹奇在年画技法上的重要突破。原来的年画大多以水粉、水彩作为材料，水粉表现效果较为沉稳厚重，但是细腻程度有限。而水彩则以上海年画特色的“擦笔年画”技法为主，须先用碳粉画出一定的素描稿后，再以水彩颜色作深入处理，这样虽刻画细腻，但容易使得水彩颜色和碳粉混合，致使画面灰暗，色彩不够明亮。刘熹奇发明的“透明水色”技法，使用的是绘制幻灯片用的水色颜料，以植物色为主，所以鲜亮透明，而且关键在于并不用碳粉打稿，直接以水色作画，这样就不会使得颜色变脏。刘熹奇发明这一技法，主要是基于他十多年的幻灯片绘制经验，正是有了扎实的基础，他可以自如掌控这种颜料，并且不需要画素描底稿。
“透明水色”技法使得刘熹奇的年画作品不仅可以细腻深入，也显得格外明亮清新，透润自然，这是他能在全国年画展览上频频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代表着江西年画不仅在题材选择上有了特色与优势，在技法上也有了创新突破。刘熹奇代表作《祖国啊，母亲》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三届全国年画展一等奖。画面精细刻画了一位华侨女青年身着时髦夏装，胸前挎着单反相机，肩背旅行包，站在金水桥上，手扶着汉白玉雕花石柱，心中充满喜悦、微笑着面向大众的特写镜头。背景为天安门华表、人民大会堂、身边飞过几只和平鸽，整个画面营造出一种祥和喜庆的氛围。此画无论在题材、立意、构图，还是在人物塑造、色彩效果和艺术处理方面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力。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并载入《中国年画史》《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具有戏剧性的情节是，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昌市第二十八中学校当了一名美术老师，校址正好是原来最早的江西省人民出版社所在地，上面提到的那些年画作者，也是当今享誉中外的画家们都曾经在我上课的教室工作、培训、进行过年画创作。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感慨，看来我与各位画家缘分不浅，可不是吗，2003年我有幸被抽调到江西省美术出版社，参与中学美术教材、教参的编写工作，与刘熹奇、邱玮、徐福根老师等大画家编辑朝夕相处了近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们见识了他们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言行举止，他们和蔼可亲、乐观积极、勤学严谨的学者风范，给我和教材编写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年画历史源远流长，有着较多的产地，通俗普及，曾经有过颇为兴盛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风靡几个世纪的古老艺术逐渐走向衰败，甚至有人认为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最终将走向消亡。但是我认为: 年画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相传至今，其源远流长，影响甚广。作为我国独有的艺术门类，汇集了许多优秀的民族绘画形式，因此，它不会也不该走向衰亡。年画在近代所表现出的衰退现象，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潮，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重视和回归，更因为有一大批矢志不渝、初心不改的画家执着地探索创新，一定会创作出以符合当代人审美标准的方式，逐渐形成新的年画情趣和现代年画艺术形式重新焕发活力。
2024年1月20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