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惠仁昨天晚上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华语文学网》转发的他的《枯坐集——语言自治或文学活性问题》。这篇文章，我以前陆陆续续地看过。以前看的时候，属泛读。昨天晚上，正好没事，我又精读起来。
汪惠仁，官网是这样介绍的：
汪惠仁，男，1970年10月出生，汉族，安徽潜山人。研究生学历，南开大学文艺学专业，编审。现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小说月报》《散文》主编。
汪惠仁其名，我早已熟识，因为我很久以来一直订阅《散文》和《诗刊》两本文学杂志，而《散文》每一期汪惠仁亲自写的《卷首语》，我都一读再读，久久回味，回味无穷。于是，我便以为汪惠仁是一位年尊辈长的文坛长者。
大概是三年前?他接受上海一家媒体的专访，我看到那篇专访的内容，方才知道他和我是同乡。我便问文坛其他的同乡“汪惠仁到底是何方神圣”。一问方知，他不仅是我高中母校野寨中学的师弟，还是我高二语文老师汪南松先生的大公子。这缘分就不浅了。于是，我有了他的联系方式，还互加了微信，成为微信好友。去年年底的一个周末，我去天津出差，他在加班，我说，我要会会您。他说，当然可以。这便是我们记忆之中的第一次相见。其实，我们以前当然见过——我读高二时一定在恩师家里见过他的，可是，那时候他太小，我也才十五岁，他比我小六岁，还是读小学的“小屁孩”。
我把《枯坐集——语言自治或文学活性问题》简称为《枯坐集》。昨天晚上再精读时，文章开头的“生计受限是令人忧伤的，比生计受限更令人忧伤的，是精神世界里活性的萎缩与坍塌”这句话就紧紧地抓住了我。这也是我决定精读的最根本的原因。
接下来，我一字一句地抠。
表达你的发现。你当有所专，不然，就无缘“凝视”;你当有所追问，以便将你的“凝视”与这片大地连接，不然，“凝视”无果。
他的“凝视”给过我启发。去年年底，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凝视，我发现了向日葵》。
我们所说的“史”，是当代史。写作不是强求的事，愿意写什么，是个人的自由。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写作与当代的关系单独挑出来说呢?
可能有人会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主题”写作、“主题”出版，就是与当代、新时代相关啊，并不少啊。我能理解这话的意思。但我们也要看看其中优异者的数量，最重要的，看看独创者的数量。遗憾的是，我看到，多数作品只是在项目悬赏下的复制——其文本稍显讲究的，大致也只是借鉴了“十七年”文艺的一些调性与技法。1949至1966的十七年间，关于新中国与新生活，我们的文学史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篇章。我们现在的生活与“十七年”相比，变化是多么大啊，而我们现在还在复制“十七年”之文艺，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
写作者以为自己写的是眼下，阅读者却感觉写的是“十七年”。从本质上讲，这是缺乏勇气与诚意的书写。当代是我们所能面对的社会意义上的“第一自然”，用“十七年”笔法来书写我们眼前的当代，这是将当代幻觉化，这是回避“第一自然”的表现，也是从语言自治到思想治能力上双重衰退的表现。
关于复制“十七年”之文艺的话题也给过我启发。也是去年底，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那些匆匆行过的人啊》。关于这个话题，昨天我又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谬论”：
“用十七年笔法来书写我们眼下的当代”，我认为还是有点高估了当代。我个人认为，尤其是当下，更无法与十七年笔法相比拟。
惠仁@我，说：“行家之言。”这当然是溢美之词，我懂的。
昨天看到深夜，竟使我失眠了。今天早晨，我告诉他：“昨天晚上，一直在咀嚼《枯坐集》。今天起床后，一直在回味……”他说：“老兄鼓励了。我不是作家，只是嘴上说说，真写好，都不容易。”
我在微信里说：
“但我们常见的文学，每每止于世俗诚意——缺乏深度、纯度，缺乏与普遍性深度关联的诚意。世俗的诚意适用于礼尚往来，只适用于存在者与存在者相互倾诉，而不适用于存在者向更高的存在进行倾诉。所以，我们所常见的文学，也每每仅止于赞美或批判。”
深以为然。
窃以为，文学一旦与政治联姻，文学就偏离了文学的要义;文学唯有走近哲学，文学才是应有的模样。
同时，我告诉他：“在我看来，《枯坐集》，包括您的每月一篇的《卷首语》，如果列入文学作品就可惜了，那分明就是哲学著作。”他谦虚地说：“不敢当。就是普通编辑的工作日记。”他总是那么谦虚。我曾开玩笑和惠仁说：“您的优点是谦虚，您的最大的缺点也是谦虚。”
坦白地说，惠仁的很多文字，我都是当作哲学来读的。
比如，他说：“有时，我们的写作不得不始于‘问题人生’，但我们应当知道，魅力不在‘问题人生’本身，而在于，我们由‘问题人生’出发，向着光源行进，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条特别的路径。”又比如，他所说的，“但我们常见的文学，每每止于世俗诚意——缺乏深度、纯度，缺乏与普遍性深度关联的诚意。世俗的诚意适用于礼尚往来，只适用于存在者与存在者相互倾诉，而不适用于存在者向更高的存在进行倾诉。所以，我们所常见的文学，也每每仅止于赞美或批判”。这已是深刻的哲学批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