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构思了好久，动笔写一个题目叫《小酒馆》的小说。故事发生在我们老家北镇上。有一个叫做“醉八仙”的小酒馆，只卖一种白酒，名字就叫“醉八仙”，除此之外，还卖茴香豆，再无别的买卖，哦，忘了，还有牛肉，总共三样子。店里有三个人，店主两口子，还有一个男伙计，年龄都在三十多岁，没有别人。当然，还有一个常来喝酒的教书先生，年龄也不大，虽然说比店主两口子大点，也不是很大，但很迂腐，每次来都要一壶酒，一碟子茴香豆，吃着喝着。店家娘子很漂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身材高一寸则长，矮一寸则短。教书先生看上了店家娘子，可是碍着男店家，总是不敢表白，只是吟一首毛茸茸的爱情古诗，来骚扰美女。后来天随人愿，男店主无缘无故地死了，教书先生以为可以得手，谁知道店家娘子却心有别恋，爱上了自己的伙计。最后，教书先生和伙计二人为争女人，动了刀子，一死一伤，店家娘子也因此名声大跌，生意做不下去，关门回家种地。
但是，那个时代离我太远，我有点写不下去，特别是一些生活的细节，诸如怎样说话，怎样穿着，只能按照我的想象或者读过小说看过的电影来写，越写越觉得没有底气。忽然想起，我们家隔壁不是有个八叔吗?今年九十了。他就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而且他曾经就是教书先生，对那个是时代的一切都了如指掌，何不请教一下他呢?八叔听了我的来意，又听了我的小说梗概，清清嗓子说：我虽然不会写小说，但是感觉你写的这太熟悉也太虚假了，像看多了某个电视剧或小说，以至于消化不良，其实真正的生活远比你的小说要复杂和精彩。
我问：那我们北镇上，你记事的时候，有没有小酒馆呢，像我说的那样的酒馆。八叔说：你说的这样的酒馆，也许南方或者大一点的城市是有的，他们有这样的闲情雅致，而我们北镇上的人民生活艰难，多是耕田务农，就算有几个商人，也是苦心经营，赚得几个辛苦钱，每日小心翼翼，无有闲暇，况且那时候是国民党时期，兵荒马乱的。
我问：那北镇上的人喝酒上哪去买呢?八叔说：这你就问对了。镇上虽说没有小酒馆，却有一个酒坊，是酿酒的小作坊。作坊确实很小，造酒只作为自己店里销售。酒坊属于前店后坊，前面是卖酒的，后面是酿酒的。前店也不单纯是卖酒，顺便也带些下酒菜。不过，说到下酒菜，可不是茴香豆，那是鲁迅小说里的。我们北镇上没有牛肉，只有猪肉，猪头肉，猪耳朵，肘子，猪舌头、猪尾巴等，素菜有花生米和凉拌豇豆等时令蔬菜，都是下酒好菜。至于伙计，一个肯定是不行的，有两个，一个做菜兼跑堂，一个管酿酒，也互相帮忙，特别是当酿酒做曲子、拌料等大头活儿时，大家一起上。老板叫张春霖，四十多五十岁。哦，说到老板娘，我们这里风俗，女人不出头露面做生意的，店里是老板坐镇，所有的都是男人，哈哈，你的小说不好写了吧!
我说：没有女人，小说味道减一半，或者直接就没有味道了。八叔笑着说：你要小看了北镇的酒坊，嗯，它的名字就叫北镇酒坊。它不像你在电视和小说里看的那样，门上有金字招牌，写着：北镇酒坊，而门前是什么也没有，也没有酒家的那种黄旗子。问题是它不需要这样的招牌，它的买卖对象都是北镇街道以及四周十里八乡来赶集的人，凭着飘香的酒味道或者轻车熟路，谁都知道这是酒坊，而且谁都知道买酒就在这里。酒坊的旁边左手紧挨着的是染坊，右手是五金杂货铺，对面是百货铺子，隔壁是戏园子，戏园子隔壁是国民党的北镇警察分驻所。分驻所的李所长隔三差五地来酒坊喝酒，和张老板称兄道弟。
李所长每次来的时候，老板都不用叮咛，伙计就直接准备一壶烧酒并切好半斤凉肘子。因为李所长总说自己是跑腿的，腿都跑细了，要吃点猪腿补一补人腿。当然伙计不在凉拌肘子里放蒜苗丝，因为李所长是清香，不吃葱姜韭蒜。所谓清香，就是信教忌口的人。张老板也不知道李所长信的什么教，也从没有问过，只是心里嘀咕，信教还吃肉喝酒。后来，也就是在李所长喝醉酒的时候才知道的，信的是女人觉。他和镇上街道背后村里的一个年轻女人有瓜葛，常去那里睡觉觉。
听到这里，我说：看来有戏。八叔说：还是没有多少戏。因为时间不长就被女人的丈夫发觉了，闹到分驻所，还说要到县老爷堂上去告。李所长摆不平，只好求张老板出面私下调解一下。张老板虽然只是一个酒坊老板，但在北镇上却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是北镇商会的会长，算是有点头衔;二是社会交往广，人缘好，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说得来，都买他的账，有人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包括打官司，都愿意找张老板。张老板最终替李所长解这个难题，无非是破点财，三十块现大洋外加张老板的一坛酒，免了好多麻烦。
北镇游击队也和张老板有来往，张老板确实为地下党做过事。解放后，人们才知道张老板的故事，原来还是个屁红!八叔一说张老板是屁红我就笑了。我们这里把说绿不绿说红不红的东西叫屁红，比如半红半绿的辣椒就叫屁红辣子!但是，把人叫屁红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八叔说：其实官家对张老板这样的支持过共产党的人士有专业的名词，老百姓记不住，也记不全，只管叫他屁红，很形象，很生动。
八叔说：那是候抗战结束之后，虽然北镇这一带还是胡宗南的地盘，但游击队很活跃，甚至把国民党的一个马队的枪支给抢了。而给游击队提供情报，包括踩点、路线和经过北镇日期的，正是张老板店里的活计。那天晚上，李所长来喝酒，只要了一小壶。张老板笑着说：今晚是咋了?喝这么一点?手头紧张了?李所长摇摇头说：哪里呀，时局不稳，最近有重要任务，上峰让操点心，不能多喝。正说着，他忽然看见店里跑堂伙计面孔有些陌生，就好奇地问：张老板，今儿咋换了个活计?张老板说：原来那个家里老娘病了，回去了，正在发愁，正好这小伙来了，说想学立铺子，我就收下了，试用几天。
李所长当然和现在的警察一样，有着特别的职业的嗅觉，顺便就对这个活计进行了一番盘查。当然，他手段拿捏得很好，只是闲话聊天，似乎还有替张老板把关的意思，问了小伙子的来龙去脉。小伙子神情自若，回答得也天衣无缝。吃完酒，张老板送李所长出门以后，李所长借着稍微的酒劲儿，对张老板说：你觉得你这新来的伙计有啥问题吗?张老板说：没有问题呀，虽然说不是咱们街跟前人，但是离得也不远，而且我感觉他老实本分，不像是鸡鸣狗盗之辈。李所长摇摇头说：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觉得这小伙过于稳重，而且回答问题滴水不漏，像个有事先准备的，不像一般乡下娃娃，见问就脸红紧张，我怕他是共党的游击队成员，你得替我留点神，有啥情况及时通报一声。
第三天晚上，大约半夜时分，在北镇西头车马店里，没放一枪一炮，歇店的胡宗南马队的几十杆抢被抢了。张老板立刻想到新来的伙计确实有嫌疑。小伙子除了给车马店老板送过两坛酒，还独自去过一次，估计把那里的情况都摸清楚了。他觉得这小伙子就是游击队的眼线。但他也不敢说破，更不敢给李所长报告，因为他作为商人，要在北镇上生存下去，既不能得罪国民党，也不能得罪共产党，得脚踩两只船。当时北镇街道的人都不准离开，逐个审查。但是凭着张老板的担保和李所长的私交，这新来的伙计没有被抓。后来，那个老伙计来了，新伙计自然就走人了，一切顺理成章，不引人怀疑。
解放前夕，北镇打仗了，张老板的酒坊就歇业了，正在酿造的酒没有人管，变酸了。后来，张老板干脆把酒坊变成了醋坊。再后来，房子被收为国有，醋坊的工作人员都换成了国家正式职工，和张老板再没有啥关系了。后来，在运动中张老板作为地主分子和反动分子被游街批斗。直到改革开放，张老板自己申诉，还有当年的游击队员作证说张老板确实为共产党做过不少事，是个好人，才确定了自己屁红的身份，政府有关部门为他颁发了“屁红证书”。当然证书里面没有屁红二字，只是封面不是大红的，而是屁红颜色。另外，每月还有一点儿津贴，张老板高兴得啥一样。
这便是八叔讲的北镇酒坊的轶闻旧事，要写成小说，我还得好好加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