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许许多多多的第一次……
我的第一次离家是在1974年的8月，我们这帮刚刚从中学毕业一个月零4天的高中学生，在当年雷打不动的“上山下乡”政策的规定下，不得不到农村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因为那时好像新的文件已经下来，凡是中学毕业生，必须到农村去下乡两年后才能被招工招干招兵，恢复居民户口，我们也知道老三届的知青早几年就下去了，对他们是怎么规定和我们已经无关了，我们得赶紧下去待满两年。尽管父亲极力反对我下乡，我还是偷偷自己去把户口下了，因为我不知道不下乡会是什么后果，想尽快结束这两年早些回来。
临行前的欢送形式是在县政府大院内，那一通震耳欲聋的欢送锣鼓声，掩藏了我们心底几多的无奈。我们各自带着简陋的行李，分别坐上两侧贴着“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听从党的召唤”，“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里去”等等红色标语的敞篷卡车，带着一种迷蒙（或者说迷茫）的心，随着车轮的颠簸，分别奔赴自己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的各地生产队当农民。
我下乡的地方是原遵义县南白区水源公社小河口生产队，记得那一天，我们从卡车上搬下自己的行李，公社副书记对我们说，你们来了，不要像有些知青那样不务正业，好好劳动，能不能离开生态产队看你们自己了，说完挥手将等待多时的生产队长叫过来，简单进行了介绍，说了句：这两个知青就交给你了，我们就算下乡了。
生产队长是一位退伍军人，语言不多，看得出接收我们心里并不情愿，我们跟随他从公社回到生产队时，面对众多农民投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眼神，我们真感觉无语。因为我们在路上就听队长说过，1968-1969年先后来的老三届的知青们就在附近的几个生产队，他（她）们中除了遵义的以外，还有几来自上海的，在这里已经七八年时间了，但是他（她）们整天不上工到处游荡，很少在农村呆着，三三两两在一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时晚上也回知青点睡觉，早就混得油滑了，环境让他们染上了很多市侩的痕迹，如果生产队哪家菜地被人扒了，鸡没了，狗丢了，十有八九都和他们脱不了干系，社员们很反感他们，生产队也不指望他们上工，反正他们也做不了什么事，生产队社员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只要他们不在本地惹祸打架斗殴之类就阿弥陀福烧高香了。一句话，知青留给农民的都是很不好的印象。
县“知青办”也很头疼他们，但是没办法，只能拖着，到我们下乡的时候，“知青”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很不受农民欢迎的群体。
我们此时顶着“知青”的标牌来到这里，农民们肯定也会想，这新来的两位会不会也和其他老三届的知青们一样混吃混喝，祸害他们来啦！
所以，生产队压根就没有为我们准备住房，换句话说是根本就准备不出我们单独的住房，生产队的条件不算最差，但是，这里虽然离县城只有十多公里路，那时还没有通电，晚上还靠点蜡烛或煤油灯照亮。
不知所措的我们只能跟到队长家里，队长一时没有其它办法，只好暂时在他家的堂屋里摆了一张大床，让我们两个知青挤住在一起，我们才算有了暂时的一个歇脚窝。
然后，我们每天随着队长的哨音上工，吃住都在他家里，队长夫人负责煮全家六口人加上我们两个知青的饭，我们则将国家补贴给我们的每月10元的生活费和计划粮以粮票的方式交给队长夫人。
这样维持了大约一个多月后，队长想来想去，长期这样下去不行，一是不好向公社交代，二是住在他家里确实很不方便，农村缺粮，我们住在那里虽然交了粮票，但是，长身体的我们饭量很大，队长夫人又不能让我们吃杂粮吃红苕之类充饥，我好几次见到队长夫人到各家借粮煮饭给我们吃，我们也怪不好意思，但是，我们单独住的地方实在找不到，后来，有人出主意将过去生产队建的一间用来烘烤粮食的土墙烘房临时给我们住。
这是一间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运动时建的土墙房，厚厚的黄泥粘土筑成的土墙已经严重开裂，到处都是伸得进拳头的口子，除了有一道永远关不死的门外，前后两面山墙上各有一樘用塑料薄膜封住加了木条的窗户，约50公分见方，起到采光通风作用，烘房屋顶盖着厚厚的稻草和麦草，这些年烘房没有用了，队里拆了半边地面，我们来之前烘房就一直是生产队炒茶用的临时工棚，里面安了五口大锅炒茶，另一半可以暂时腾出来将就作为我们的住房。
五口土灶占据了室内的一面山墙，对长帮助我们拆掉一个灶改成煮饭用的煤灶，另外四个柴灶保留着，队长告诉我们，因为生产队到了春秋两季收茶的时候还要炒茶，只要是采茶期间，我们外出上工就不能锁门，炒茶的社员们会在我们这个“家”里揉茶，炒茶，打包。
对这间我们将要搬进去的住所，我们无法有意见，因为我们不能老是住在队长家呀。第二天赶集，队长又领着我们步行到数十公里外的尚溪集市上买回两张单人木床，赶集来回都是走的山路，那年月即便公路上也很少有车，两张木床我们只能自己步行扛回生产队，这个“家”除了两张面对面安着的简易木床和床上简易的被褥外，在两张床之间，队长还从家里拿过来一张大大的旧八仙桌给我们用，我们还买了一斤黑市菜油和一些零星东西，因为将要自己煮饭吃了，我们的生活从此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此时，我们第一次才有了一个暂时属于自己的“家”，其他同学们也可以到我们家里来串门了。
晚上收工回来我们可以各自坐在床上，中间八仙桌上摆放着昏暗的煤油灯光，要么看书要么闲聊。在山墙的那边，是我们自己买的一口大得和我们两个人不协调的用于烧水煮饭的铝锅和一口炒菜用的铁锅，其它什么家具也没有，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太贴切不过了。
我们这个临时的家，历经了十四年的风吹雨打，因为长期不住人，那土坯筑成的墙体上大大的裂缝显示着它的沧桑，我们的入驻为它带来了那么点生气，它依然要为我们两个知青和生产队发挥着它的余热，不光可以作为我们暂时的“家”，还可以继续作为生产队炒茶的工棚，物尽其用到了极致，缺点是室内不通风，不光阴冷潮湿，还光线极差，白天炒茶的时候都要点煤油灯，下午我们下工回到“家”更是要点煤油灯。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鼻孔随时都是黑黢黢的，我们非常憎恨煤油灯，但是，我们真的缺钱，虽然当年的蜡烛才2分钱一支，如果点蜡烛，一晚上我们几乎要点两支，一个月下来也太费钱了，煤油才一角多钱一斤，一斤煤油要用好多天，一个月我们每人的生活费才10元，都拿出来统一开支。我们不愿意向家里伸手要钱，毕竟我们独立了，所以我们忍着那刺鼻的煤油味道，很少用蜡烛。
在这间屋里，我们经历了一个秋季炒茶的时间段，每天我们下工回到家里，满屋都是乌烟瘴气，久久不能散去，一是烧柴的烟，二是社员们抽的叶子烟味，但是，我们不能抱怨，心里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后来，几个高我们一届初中毕业后没有上高中避开了下乡直接被“061”军工系统招去的学长知道我们的困难后，利用工作之便在厂里给我们搞来数支拳头粗约三十多公分长“牛油”蜡烛，但这绝对不是牛油，应该是矿类产品，猜测可能是对军工产品的封装防潮用，他们是怎么弄出来的不知道，我们得到这些东西简直如获至宝，这种蜡烛味道不光很淡，它具有可以反复使用的优点，点蜡烛时我们用一个大土碗接住融化后的蜡烛油，装满一碗后重新加热融化，自己从棉絮上抽出棉花做成芯，将融化后的蜡烛油倒进杯子里或竹筒里成型后又可以二次三次使用，一支蜡烛可以使用一个多月,得到这东西，节约了我们不少的钱，少买了好多煤油。
尽管房子光线不好，但室内的地下里却很热闹，因为这烘房的地下由很多横竖的砖砌烟道组成，不烧火烘粮食了，这些烟道成了老鼠们理想的居所，所以，一下工回到家，老鼠的吱吱声就不绝于耳，一直伴随我们进入梦乡，我们也看不见它们，很快就习惯了，为了防止这些家伙偷吃我们有限的粮食，我们小心地将粮食用瓦缸装好盖好。
不知过了多久，老鼠声突然没有了，开始我们还没注意，直到有一天放工回来我做饭，刚准备把米下到烧开的锅里时，突然发现我身边临近炒茶的灶膛里伸出两支摇动着的东西在晃，开始以为是树枝，还想伸手去抓开，但是感觉不对，在昏暗的煤油灯光，我才隐隐约约看出是两条约一米多长的蛇正在对我探头探脑，吓得我顾不上下米煮饭，随手端起滚烫的一锅开水就泼过去，两条蛇忽悠一下便消失在灶膛下面的洞里去了。
此时我们才明白原来老鼠们是被这家伙给吃完了，或者说是吓跑了。
于鼠为邻，于蛇相伴，是我的知青生活中的点滴，这，也是在我们第一次有的属于自己的“家”中的场景之一。
大概过了半年，队长从公社领来“知青办”按政策补贴给我们的每人好像是700元的安家费，要知道，我们生产队年终分红每个劳动日才摊两角七分钱左右，一个壮劳力一天才1.2个劳动日，我们知青是0.9个劳动日，后来优待我们给一个劳动日，年底也就300个劳动日左右，因为要赶集休息，因为生病走亲戚要耽误，生产队没有一个人是满勤，年底分红，理论上能计算出来的钱就一百多元，所以，除了我们两个知青，生产队从大人到孩子是人人超支，这次我们两个知青一次性补贴1400元，而且是现金，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队长没有给我们，我们也不打算要，生产队利用这笔钱在晒谷场边增加修了一栋新的砖木结构的平房，长约40多米，宽约7米。平房分成三间，一间小的用作工具房，一间大的用作安装炒茶机，还为炒菜机架设了一根专线，此时电就可以通到保管室了，边上的一间小的隔座成两间作为我们住房，算是给我们修的新家，这笔安家费也有向公社报账的理由了。
房子一修完我们就赶紧离开那间住了快半年多随时可能倒塌的土墙房搬进了这新建砖房，新房盖瓦，上部空着，采光也好，空气也好，我们还因此沾光也用上了电，尽管是十五瓦的灯泡，农网电压不够忽明忽暗的，但是比煤油灯蜡烛好多喽。
从下乡那天开始，我们过上了和生产队社员一样每十天赶集休息一次，无论天晴下雨都要上工的平庸的，机械而乏味知的青生活，心里唯一的盼望是尽快过完两年的期限。
从中学毕业后我们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当农民独立生活，第一次有家但住的是生产队废弃的烘房，记得下乡后的那一天，我们第一次到距离我们所在生产队走大路约4公里，走小路约不到3公里外的另一个生产队去玩，那里住着和我们一起下乡的同一所学校出来的四位女知青，她们的条件比我们好许多，住的好像是生产队仓房隔出来的地方木房子，有床有厨房，改出来的厨房里的灶上还坐着一口很大的生着锈的新铁锅，当地俗称三水锅，大概是要装三桶水的原因吧。
看见我们的到来，女知青们也很热情地留我们吃饭，并且马上洗锅而且反复洗了好几次，她们自己觉得已经洗干净了，然后用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猪油给我们炒饭，闻着香喷喷的饭香，本来我们也很想吃，可是当香饭端上来后我却突然改变执意要走，坚决不吃，和我同行的男知青不明就里，但还是跟我一道走出来才问我为什么不吃，说人家又不差你吃这一顿，我告诉他，你没看见那饭炒出来都带着黄色，那是铁锈，锅根本就没有洗干净，生了锈的铁锅要先用土碗来反复磨，把铁锈磨亮了才能洗干净，然后要用猪皮趁热搽几次，那铁锈吃下去要拉肚子的，她们连这点都不懂。
也许，这几位女同学实在是缺乏生活常识，但这能怪他们吗，才离开学校就下到农村还要自己学着做一切和生活相关的所有事务。
只是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当时我没有直接告诉她们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我们走后那两大碗炒饭她们是倒了还是吃了，我想肯定不会倒的，因为倒了浪费，此时我们自己都成了农民，更加切身体会到，浪费粮食是很可惜的，女知青们善良地以为我们是为他们省粮食而不吃，但愿即便她们吃了也不会坏事，毕竟人也需要补铁的，偶尔吃两次铁锈也不是什么大事。
以后也有了她们几位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玩的过程，这第一次是我给她们煮面条，还专门花了1.25元买了凭红烧肉罐头招待她们。我用我们唯一的那口硕大的铝锅灌了半锅水，水开后一次放下去足足有两三斤的一大捆面，然而，因为煤质量不好，炉火不旺，面放下去后水一直不开，结果一大锅面煮成了糊涂还夹生，倒了又可惜，大家勉强吃了下去，真浪费了我的那瓶红烧肉罐头。
真是轮回哦，想想我们第一次到她们的住处，因为她们用没有洗干净的铁锅炒饭我以不吃的方式取笑了她们，她们第一次到我们的住处，自认为家务还算是内行的我煮面款待她们反而做夹生糊涂面被她们当面取笑，哈哈！扯平了！
面条吃的过于尴尬，心有不甘的我将另外煮了十几个红苕端上饭桌，开玩笑地告诉她们，红苕还有一种吃法哦！她们很认真地问我另一种什么吃法，我说：还可以用辣椒沾着吃，她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还天真地反问：是真的吗，沾辣椒好吃吗！要知道，“沾”的意思在我们方言中发音是“笨”，终于有一个女知青明白了：你好坏，骂我们是“笨苕”，于是大家哄笑。
那岁月，那场景，真的很单纯很开心，大家心无杂念，友好相处，两年过后，我们先后离开农村参加工作，我则到边防部队服役了几年才回来。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肯东都分别经过了自己许许多多的不同的“第一次”，这些第一次组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各自成家，还纷纷升格成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但我们的友谊依然，时常在一起聚会，餐桌上时常回首往事，把年轻时的开心一直保留到中年，老年。
人生有许许多多的第一次，所有的第一次都会在自己的记忆中铭刻下来。
（编辑：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