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遵义市群众子女走进私塾读书的报告
私塾(俗称私馆)是旧时家庭、宗族或塾师自己设立的教学场所，一般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的方法，没有一定的教材和教学年限。私塾的先师孔圣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遵义这片古老的红色土地上，像尹珍、舍人、盛览这样的汉三贤，像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这样的清三贤，虽然屈指可数、凤毛麟角，但在黔北的历史星空上却是群星璀璨、众星拱月。贵州茅台酒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四渡赤水”成为毛泽东主席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这些大事件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改变了世界。时代楷模黄大发和杜富国更是遵义人的骄傲和自豪。
黔北大地能够不断发生那么多改变世界的大事件、能够涌现出这么多出类拔萃的时代楷模，除了有中国共产党这支钢铁般的部队和坚强力量的领导及其英勇顽强的推动，主要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自觉的文化自信及其派生出来的无限生机。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贯秉持着“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的“官本位”思想观念的家族并不多，长期坚持着读书能够“写人情簿子、写红白对联、写祭祀袱子、写山林地契”的平头百姓才是黔北大地上最为广大的人群。
正是这种文化自信及其滋养出来的无限生机，才澎湃成自两汉以来，私塾教育能够在黔北大地上绵延两千多年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血脉。
今年八九月份，本人在贵州播雅书院专家们的指导下，本着逐一填写《贵州•中国私塾(民间儒学)古典传承教育法抢救性采集整理信息档案采集表》的初衷和要求，专门走进了十七八位私塾学生的家里，一一填写采集表上的各种信息和内容。现将本人收录、整理和提炼出来的一些概括性的文字，以及本人在采集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报告给大家，同时将本人最佩服的私塾学生，后来在特殊时期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信，帮助成千上万无助群众化解难题、克服困难，最终化险为夷、令人刮目相看的宋礼桂、蔺世忠两位同志。他们青年时代“特立独行”的壮举必将告诉并回答人们，究竟哪些人才是知识分子的标杆，国家和人民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怎么样才能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下面，本人一一道来，以飨诸君。
一
秦汉以后，以入学为为代表的汉文化遵义进入贵州，遵义是传入较早的地区之一。汉代就有舍人、盛览、尹珍外出学成返乡传播中原文化。东汉时的尹珍曾在今正安、绥阳一带首办私学，是遵义及贵州有史记载、有迹可寻的教育先驱。有文字记载的官学和书院始于唐代，但是遵义最早的私塾教育究竟起源于何地，是以何人为首创办起来的，目前无从定论，需要考证，只有留下遗憾，期待后人来补充完善。
两汉以来，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各代的私塾教育在遵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经久不衰，已经成为官学教育的重要补充。至于私塾的起源问题和首倡者，我们只能推测是汉三贤及其家乡。
据记载，禹门寺(今新蒲新区新舟镇境内)的振宗黎氏家塾，早在明万历年间就已极具规模。清乾隆年间,黎静圃在这里教育生徒;道光初年，黎雪楼(黎恂)在这里执教时，生徒达百余人;道光晚期，绥阳县郑场人杨实田(名开秀)到这里教学。几十年间，涌现出黎恂(字雪楼)、黎兆勋、黎庶焘等几十位文人学士，其中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堪称禹门寺振宗私塾培养出来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成就与诗文创作，不仅是黔中冠冕，而且流誉海内。颇有政声的山东布政使王青莲(进士)、在殿试上摘取探花桂冠的杨兆麟也是在这里学有所成的两位名仕。
清同治、光绪年间，遵义府城姚家巷(原四中校园西南角)的蹇氏私塾也极为兴盛，就学生徒多为蹇氏子弟，蹇先陶(举人)、蹇先榘(留学日本)、蹇先昌(留学日本)、蹇人龙(拔贡)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此附学成名的毛邦伟(举人，留学日本，曾任北京女高师范校长)更是名震京华。
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真安州韩之显乡试名列榜首后，便在乡间设馆授徒,终其一生。他的门生韩永亭中举后，也执教于乡里，培育出秀才7人，荣获“韩半榜”的美誉。
这就是清代遵义地区私塾教育的典范，这就是“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遵义知府平翰在《遵义府志·序》里就是这么说的)的教学盛况，这就是遵义县团溪区在清末就有105所私塾的乡村景观。
你看，红花岗区的私塾：宣统年间举人王子文在捞沙巷设馆，民国时期，李筱云在总府坝(原市政府侧)设馆，申惠泉在桃源洞设馆，柏兆生在学街口(原中医院旁)设馆，余大奎在老城设馆。
清末，废科举、兴新学，遵义地区小学教育逐步发展，但远远不能满足学童入学的要求，私塾教育仍然遍布城乡。
为了发展现代教育，早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遵义各县市区都对私塾教育进行了“改良”。民国元年(1912年)，遵义城乡都按照贵州学政司制定的《改良私塾办法》12条对私塾“改良”。民国4年(1915年)，又遵照贵州教育厅的要求对私塾“改良”。比如，遵义县政府遵照省政府《修正改良私塾章程》《管理私塾暂行规程》，大力整顿私塾教育，但收效甚微。民国14年(1925年)，各地遵照省教育厅制发的《贵州省教育管理私塾暂行规程》继续推行私塾“改良”。此后，部分私塾改为初小，部分改为短期小学，部分改为“改良私塾”。抗日战争时期，各地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得到一定的发展，私塾曾一度衰减。民国35年(1946年)后，各县私塾在农村又有所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大量裁撤学校，私塾又相应增多。
解放初期，各地小学未能及时恢复上课，私塾有所增加。那时，遵义县的500所私塾大多分布在边远山区。1950年8月，遵义县召开第二届教育行政会议，提出改造私塾的具体措施。各私塾主动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改用统一的教科书，改进教学方法,有的私塾转为村民小学。1952年，遵义县乡村私塾多转为公办，红花岗区的一律被取缔。那时的小学教育发展很快，基本满足了群众子女对入学的要求。1953年后，各地农村小学教育又有所发展，形式与旧私塾相似。1958年，因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农村小学被大量压缩。1961年前后，农村小学大量停办，私塾又有所发展。1962年红花岗区城郊农村开办私塾10所，海龙1所、北关3所、长征2所、南关1所、忠庄3所，学生241人。1963年2月，遵义县有私塾287所、289人、学生3536人，桐梓县有私塾18所、教师18人、学生359人，仁怀县有私塾109所、教师110人、学生2141人。1963年以后,国民经济有所发展，随着公办、民办小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各地私塾教育寿终正寝。
那么，私塾的办学形式是怎样的呢?在清末或民国年间，私塾大致有散馆(又名团馆)、家馆(又称专馆、家塾)、坐馆三类。散馆由一家或几家发起，聘请塾师，择地收生教学，这种形式的私塾在农村较为普遍。一家一族主办的私塾称为家馆或家塾，由族中文化较高的人任教，或聘请塾师教学，收家族或亲戚中的子女入学。家馆以沙滩黎氏家馆创办的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大。道光时，黎恂主持家馆任塾师，生徒多达百余人，除黎氏族中子弟外，郑珍、莫友芝等人也在那里就读。同治、光绪年间开办于老城柿花园的蹇氏私塾，由杜毓岚等人执教，也为社会培养出不少知名人士。
在遵义，由有名望的塾师在家设馆收生教学的，称为坐馆。举人王子文和李筱云、申惠泉、柏兆生、余大奎等人执教的私塾就是坐馆，在红花岗区颇为有名。
私塾除“全日制”教学外，还有夜学、冬学等形式。遵义地区的私塾多为启蒙教育。私塾对入学年龄、教学内容及学习年限都没有统一规定;教学设备也较为简单，塾师的报酬各馆的议定不一;就读学生的多少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少则数人，多的有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多达百人的少之又少;学生的年龄也没有严格的限制，从五六岁到十五六岁不等。学生所交的学钱(学资，旧称束脩)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实物(如粮食);既可以在入学时一次性付清，也可以按月、逢节或散学时交纳。
农村私塾，学生家长对塾师十分尊重，各家轮流供给塾师一定数量的烟、茶和其他物品。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家长或亲往或令子女给塾师送礼拜节，塾师则回赠笔、墨、砚、折扇等物品。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学东还要祭祀孔子，祭罢则宴请塾师，学生家长则举杯相邀，祝愿塾师健康长寿、万事顺遂。
私塾无固定的学制，常为一年一期，多为春季开学、冬季散学，具体时间由塾师或主办人(学东)确定。多数私塾在每年正月中下旬开学，冬月末或腊月初散学。有的私塾由学生自备桌凳，自选课本。初学者的教材多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女童还要加读《女儿经》。以后，学习的内容逐步加多加深，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家长或塾师的意见，塾师教学生读《声律启蒙》《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直至“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经》《尚书》《周易》《礼记》《左氏春秋》)。每天的功课基本上是读书、写字和背诵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