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军队退休人员。回想在我入伍时以及之后的几年里，曾经有过三次抉择，因为我始终心向部队，热爱部队，所以结果都是从军报国，志在军营，建功立业。否则，我有可能是一名农村干部、文艺演员或报社编辑。这些职业都非常好，但我为当时自己的抉择无怨无悔，始终为自己当兵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第一次抉择是参军入伍或是留在地方发展，我坚定地奔向军营。1968年，我从安徽省一所重点高中回乡务农后，就积极参加农村的宣传文化工作，被乡里(当时叫公社)选为通讯报道员，专门为乡、县广播站和省报撰稿，参与全乡重要活动和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工作，曾被评为县级优秀报道员。当时，乡领导特别是乡党委书记葛仁德同志非常器重我，有意培养我以后在乡里当秘书。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国北疆局势紧张，解放军进入临战状态。当年征兵工作开始后，我积极报名参军，还用大红纸写了决心书，贴在征兵办公室的门口。葛书记知道后和我谈心，希望我能留下来在乡里工作，或者是如果能去北京卫戍区就去，其他部队就不要去了(当年北京卫戍区和其它部队同时在我们家乡征兵)。我坚定地表示，不管是哪个部队，只要是解放军我就去!葛书记见我当兵的意愿非常坚决，虽很惋惜但转而也大力支持我从军报国。当年12月中旬，我被批准光荣入伍。临离开家乡那天，葛书记亲自赶到十多里外的火车站为我送行。当年和我一起在乡报道组的同志，后来有的成了县广播电视台的领导，有的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了省报的高级记者，还有的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对此，我为他们高兴，但并不后悔，因为我做了人生最重大的抉择，成了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当时我所在团刚从繁华的天津市移防到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一个偏僻的山乡，部队没有营房，分别驻在各个村庄，时值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加上驻地属于极度贫困地区，交通不便，生活保障困难。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我从军卫国的坚定意志从没有动摇过。当时更严重的考验是生死关，部队处于临战状态，时刻准备打仗。我们入伍后没有新兵训练和适应期，直接佩带领章帽徽，补充到各个班排，起早贪黑练习打飞机、打坦克、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空袭，同时进行忆阶级苦、忆民族恨，查思想、查工作、查斗志教育，一切为了打胜仗。有了献身国防、保卫国家的坚定信念，我全心身投入到训练中，认真领会，刻苦练习，各项科目达到要求。经过两个多月的摸爬滚打紧张训练和风雪严寒艰苦生活磨炼，使我迅速实现了由普通青年到坚强军人的转变。在之后的千里战备野营拉练中，部队时而长途徒步行军，时而短途负重奔袭。我们连队是重机枪连，在行军中，除了由军马驼着重机枪枪架外，沉重的枪身、护板、弹匣、工具等都靠班里战友分别肩扛手提，加上每个人自己的步枪和背包等生活用品，负担都很重。我便主动抢着扛重东西，搀扶行走困难的战友，还不停地做宣传鼓动工作，脚上磨出了血泡，仍咬牙坚持，受到了连队嘉奖。这些，都为我几十年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抉择是在师文艺宣传队当演员或是回连队当战士，我坚定地返回了火热的连队。1970年下半年，我们连队在天津盐场执行海盐生产任务。产盐的池子面积每个近百平米，我们连队负责50多个盐池子。我和战友们每天一般是凌晨3点起床，手拿一把搂盐的大耙，头戴麦秸草帽，身穿深蓝色工作服，脚蹬一双高筒橡胶水鞋，分别下到每一个盐池里，倒退着将卤水中的盐慢慢地搂扒到池边，然后再用独轮车将盐运到指定位置堆坨，等待装袋用小火车运走。在扒盐生产中，我时时处处干在前头，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虽然每天浑身是卤水和汗水，腰酸背痛，但始终活跃在扒盐生产中。此外，我还担任了连队报道员、板报员，积极参与组织连队的宣传文化娱乐活动。入伍第五个月我又受到了营嘉奖，出席了全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会上介绍了入伍后锻炼成长的情况和体会，被团里树立为先进标兵。1970年6月，我入伍半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了连队军械员兼文书。1970年底，师里要组织文艺汇演，由于我是营连的文娱骨干，当兵前在农村文艺宣传中，曾演过现代戏《沙家浜》，扮演过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所以团里安排我们连出一个节目参加师里的文艺汇演。我和战友王宝逊排练了对口词《枪》，在师里汇演中，我们俩分别从后台两边的出口，翻着跟头到舞台中央，比划着动作一句接一句的表演，获得了圆满成功。结果我被师文艺宣传队相中，师里一道命令将我调进了师文艺宣传队。宣传队是师政治部的直属单位，在师首长身边，发展进步的机会和渠道可能更多。但我留恋火热的连队，留恋朝夕相处的战友，放不下连队军械员兼文书的工作。到师里报到后，我缠着宣传队领导反复要求返回连队，在宣传队十几天后，他们终于同意我返回了连队。宣传队队员中后来有不少人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空政文工团、总政歌舞团等文艺单位，有的成了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对此，我为他们高兴，但并不后悔，因为我做了人生最重要的抉择，连队才有我的用武之地。回到连队后，我全身心投入到连队军械员兼文书工作中，具体负责连队武器、装备、器材、军马的管理和督促检查，负责连队日常工作情况汇集统计、上传下达、具体事务办理和连部战士管理，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觉得非常充实，很有成就感。我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各项工作都认真细致，周密圆满，文书工作得到连队首长的充分肯定，军械工作被团里评为先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我还主动协助班排长组织学习教育活动，帮助他们做战士的思想工作。连队距离团部和集镇较远，我就主动为连队干部战士代办存取款、代购日用品、帮助他们邮寄和取邮包信件等，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和好评。
第三次抉择是留在北京人民日报社还是回到偏远山区的部队，我坚定地返回了部队。1971年9月我被调到团政治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1974年又从事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工作得心应手，充满着前进的动力和拼命工作的朝气。1975年年初，人民日报社要从北京军区各部队和北京市相关单位，选拔12名同志到报社进修实习，然后留下一些人充实调整报社编辑队伍，经层层推荐，我被选中(北京军区只选了6人)，在人民日报社进修实习十个多月。由于我从事过新闻报道工作，又是部队的宣传理论干部，所以让我跟着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著名报业界资深编审何燕凌学习，见习理论部重要文稿的校定、理论部专版的排版等工作，还随何主任去上海等地进行实地采访和宣传稿件写作，使我的理论水平和编辑能力有了很快提高。在人民日报社期间，针对当时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些误区，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我撰写了4000多字剖析“官、禄、德”的文章，从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上进行分析和论证，在《人民日报》二版头条以半版的篇幅刊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早晨《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中作为“要闻”播发。在人民日报社学习期满后，理论部领导征求我是否愿意退役留北京在报社工作。留在北京而且在中央媒体工作，这确实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却我非常留恋部队，认为还是部队的工作更适合我，我愿意一辈子献身国防事业，回去后要将在报社学到的知识，更好地运用到部队建设中。于是，我及时离开了北京，返回了地处深山的团队，投入到火热的教育训练和战备工作中。之后我随部队先后在河北、天津、北京等地执行战备工作、军事训练、军农生产、国防施工、维稳执勤等任务，无论是在基层连队或是机关单位，无论是在野战部队或是军分区、预备役部队，都能勤奋努力、尽职尽责，先后在13个岗位上工作过，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曾先后四次受嘉奖，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团、师、集团军和北京军区评为先进个人，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师职干部，为部队建设和国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