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前后，西方人文科学和马列主义相继传入中国，使国内中学西学互相融合，呈现出缤纷色彩。雨箭飚风过后，荡涤了儒家孔孟中部分污泥浊水。清华北大，改造文化，再一次引领国学创新潮流!
中国自古的文化传统，是以儒家经学为主，而经学实际是一个学科群，没有严格的学科分野。自先秦孔子设帐授徒，教授六艺，首标师法。汉代以后，学者又重家学。自唐以降，民间学派渐为兴起，宋，有朱陆之学，明有王阳明、李贽等派系。清初黄宗羲、全祖望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把宋明儒学派系学术师承脉络分析得至为明晰。而清代又有浙东、浙西之学，乾嘉汉学又有吴派与皖派之分。清末俞樾，章炳麟辈上承戴震、段王之学，把清代学术发扬光大，直接促成了古典学术的完成和转化。五四运动之后，二十年代以清华和北大为代表，汇聚了我国具有科学内涵的人文科学研究的第一批学者。这批学者可以二十年代清华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特别是它的国学研究所的学者为典型代表，例如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还有李济等著名学者，北大的胡适、李大钊、沈兼士等著名学者;这一批学者总的特点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学术，特别是代表国学最高成就的清代朴学。例如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是渊源于清代学术传统的，梁启超出身于前代阮元创办的学海堂，这里正是清代最负盛名的汉学大本营。王国维的小学、经学集清代三百年学术之大成，达到汉学顶峰。然而，这一批学者同时又受西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开我国近世社会科学研究的先河。王国维文史兼通，于金石、甲骨戛戛独造，为前修所不及闻见。而他又曾游学东瀛，对西方哲学也颇有体会。更有如陈寅恪，曾数度留学日、德、法、美等国，精熟许多西方和中亚古今文字;赵元任1918年在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更为熟悉西方物理、数学和语言科学;梁启超兼收并蓄，渊博无涯涘，笔端常带感情，别有魔力，对西方和日本也有了解。不过，更深入地分析，这一批学者的师承和学术渊源除传统国学外，还包括受明末利玛窦开始的西方富含科技的学术影响。这大致经历了利玛窦、徐光启、梅文鼎、江永、戴震、李善兰等国内学者的代代师承，同时，还包括以严复为顶峰的，以天演进化论为主旨的，对近代西方科学的宣传和普及的影响。严复晚年曾短期任命为北京大校长，这也许对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某些微妙的催化作用。其主要标志便是西方自然科学(达尔文学说)、社会科学(孟德斯鸩、卢梭、斯宾塞等)学说的译介输入，其中尤其是风靡一时的达尔文进化论，对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尤为强烈。鲁迅曾十分深刻地在他的杂文中谈到过这一点。
二十世记初这批学者的师承，其中特别还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这一时期学者队伍便由以下三支队伍组成。首先是著名的《新青年》作者群，他们提倡“科学”、和“民主”，具有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色彩;第二是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文学吹鼓手。第三便是传统的国学嗜学集团，例如北大的黄侃、沈兼士、刘师培等章太炎门徒，当然北大还有陈独秀、胡适等西学和国学创新门派，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导师等。
以清华四导师为例，这一集群身上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学术的继承，更反映了“国学”内容的革新。由于北京是当时全国学术的中心，而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最为全国注目，而一般论者又认为清华胜过北大。例如身在北大的顾颉刚就有这样的看法。但清华之所以独具特色，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当时而言的近二三十年所发现的新学问，是学术区域的开拓与创新;而北大的研究成果，仅仅是承续清代汉学遗产而深化之。我们从清华四导师各自的阅历和才具，特别四导师加上李济讲师的强强组合和互补，便可明白这一点。梁启超、王国维有很深的旧学渊源(例如由顾炎武开创的清代考据学的浙西学派、便培育出杰出的汉学家戴震，而戴震的学生阮元在粤辟学海堂，梁启超正是毕业于学海堂;又如戴震授业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又是王引之的学生，章炳麟出自俞樾门下。北大的刘师培、黄侃又是章太炎的学生。因此他们在旧学上的成绩是卓著的。但是，与有清一代经师比较，清华四导师已经涂上了现代人文科学的强烈色彩，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增加了许多西方内容。梁启超学术杂糅中西，有些消化不良(他曾写诗说：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王国维思想中却深深浸透了西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可能是造成他昆明湖自沉的一个诱因。与上述两位学界巨擘相反，陈寅恪虽然名气不如前述两位来得大，但由于他接受了来自家庭的革命影响，又由于他多国游学造就的际遇，因而在他的学术思想中开始初步沟通中国，西亚、泰西的学术，开辟了语言、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多学科交叉研究。他的以文证史是具有现代科学精神的。而清华四导师中的赵元任受业哈佛大学，几乎就是具有现代自然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典型学者了。赵元任的声名与上三位虽不可比(一些清华研究院毕业的学者在他们的学术回忆中对赵元任很少提到甚至不提便是明证)，然而在他身上却恰好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方向。赵元任培养了王力这样杰出的中国语言学建筑师，是有其深刻的科学和历史背景的。这四位学者的组合，虽然有着清华大学当时学术规划的考虑，以及其他偶然因素，然而它的本质正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由旧体系向新体系的过渡。
考察清华大学研究院在聘请了四导师的同时又聘请了考古学家李济为讲师这一事实，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和玩味。李济在国外受过严格的现代考古科学训练。李济作为一个现代考古学家，既受过西方科学的考古训练，对自然与人类进化有着相对先进的思想，当这种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封闭的、唯心的旧学世界观接触时，他便十分敏锐地觉察出了其中的深刻差异。李济在谈到西阴村考古发掘的体会时，曾有过如下一段描述，颇值得我们细加玩味(见高增德主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他回忆起一次，当西阴村出土实物第一次在清华校内作展览时，李济的同事和前辈王国维先生对一块带环的陶片极感兴趣，王先生和李济作了热烈的讨论，并揣想原陶器的可能用途，还与类似形制的铜器作了比较。但王国维也就只停留在这一步上，不几年之后他就自沉于昆明湖。李济认为：象观堂(王国维)这样的在纯中国传统中产生的头等学人，虽然在治学精神上应该是与近代科学并无隔离，但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结：人生观上的差异。李济在西阴村遗址发掘上开的这一炮，可以看作是考古学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方法相遭遇的一个鲜明例子。二者结合得好，就推动了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至于观堂先生过早离开中国学术界，原因自然十分复杂，但能否看作是两种文化和两种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所引起的反应呢?王国维、李济等的工作为董作宾、郭沫若等在中国上古史和古文字研究的革命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砌。
这里要公允评价一下二十年代郭沫若由文入史的奇点所在。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浸透了西方数学，自然科学观和近现代工程技术思维，以及经济学的社会功能。有了这样的现代科学方法，才能有郭沫若的马列主义古史研究异军突起和别开生面的成功。由郭沫若发展到中国革命的史学家派别之成为中国史学研究的一支新军，并以自安阳发掘以来出现的中国历史观、方法论和史学考据方法的大论战，应当说也丰富和深化了我国历史和考古的学术体系。
二十世纪以来，如果说贯串在清华的是对传统学术的汲取，批判以及改造，那么，在五四后的北大，便经历了一场对封建偶象的破坏和否定。同时，大力提倡科学和民主，已经成为时代的标志。北大是我国破坏旧制度的思想大本营，这种破坏的持续性贯串了整个二十世纪大半个世纪。而新理论的建设任务，历经一百年，现在尚在持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