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初学写稿，是在当兵入伍的第一年。那年春节后，我从新兵连被挑选到师司训队学汽车驾驶。报到那天，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指定到队部当了通信员，负责每天的号声播放、报刊信件分发、仓库物资管理、洗车配件领换及板报广播稿编发等。
01
出板报写广播稿，对我来说，就是赶鸭子上架。之前上学时虽写过作文、新兵连时也写过发言稿，但与写广播稿完全不是一码事。为写好广播稿，除向队干部请教、请文书帮忙修改外，一有空闲，我便翻看《解放军报》《战友报》上的文章，有时也照猫画虎写几篇，再送到部队驻地的原平县广播站，向编辑老师请教。
初学写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田，是县广播站一位资深的老编辑。当年，田老师约五十多岁，个头不高，身材微胖，齐耳短发，面目慈祥，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每次我去送稿，她都和蔼可亲地接待我，认真翻阅每篇稿件，热心给我一一指出文稿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修改建议。能采用的，田老师当场修改并填写采用播出单，播出后及时给我寄来稿费。我此生收到的第一笔稿费是1985年7月1日在原平县广播站播出的一条短讯，内容已记不清楚，稿酬为0.3元，至今我仍珍藏着那张已泛黄的稿费通知单。
以后，一有机会我就向田老师请教，有时赶上周日，田老师还留我在她家里吃饭，亲手做肉丝面或包子米饭让我改善生活。临走时，还要找出几本广播新闻写作方面的书籍带回去学习。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方生活十分清苦。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忻口战役主战场所在地的革命老区原平一带，老区群众更穷困，部队官兵生活也是十分艰苦，每人每天仅能吃到一个白面馒头，一个礼拜仅能吃到一顿大米饭和肉炖粉条大白菜，杂粮窝头、小米稀饭和咸菜圪瘩是我们的家常便饭。田老师非常疼爱我，每次去她家都会让我打打“牙祭”。
1985年底，部队百万大裁军。司训队也整体转隶到远离原平300公里外的驻山西运城某坦克旅，我留在司训连当助教，再没机会去见田老师了。若干年后，我因公出差到原平，便想去看望她，打听到的消息是田老师因病去世已多年了，现在每每忆起她，便深深的怀念。
02
在司训队学习期间，因受田老师影响，我在苦写文字稿的同时，还偷偷学起了摄影，用攒了一年的120元津贴费买了一台海鸥相机，从此迷恋上了摄影艺术。与此同时，我也尝试着向各级报刊投稿，有文字稿，也有新闻图片，连连投了数十篇，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正当我心情苦闷时，有天下午，我到师后勤部去报送材料，返回路上遇一同乡，同乡在师机关当干部，他热情邀我到宿舍小坐。打开宿舍门，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室内暖阳阳的，原来他在宿舍用电炉取暖。经了解，干部宿舍没有安装暖气，冬季取暖全靠烧电炉。甚至个别干部用电炉烧水、做饭、种蒜苗。北方人喜欢吃面，那绿油油的蒜苗可当作面条佐料。
从同乡宿舍走出，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想，一个小小电炉少则500瓦，多则1500瓦以上。如果一天不停地烧，得浪费多少电呀!上级机关常要求基层官兵节约用水、用电、用煤，可个别机关干部则烧着电炉取暖种蒜苗，这种浪费谁又来监管呢?回到连队，我奋笔疾书写下《52942部队机关干部烧电炉取暖种蒜苗》的小稿，投给了军报。半个月后的1985年11月30日，《解放军报》在四版简讯登出。
不料，我的这篇简讯在师机关引发不小的震荡。师首长立即召集会议，针对报纸反映的现象，成立五个督查组，分别由师首长带队，当天晚上即对师司政后机关、直属单位干部宿舍和所属四个团的家属院、干部宿舍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当场没收电炉400余个。同时，现场对官兵家属进行了一次节约用电和安全知识的宣传教育。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电炉”事件后，有人曾劝说过我，让我不要用写稿形式和上面“对着干”，当心穿上“小鞋”。然而，不到一个月时间，我又捅了一次“马蜂窝”。
当时，司训连不少喜欢读书看报的学员常找我要几份报纸杂志看看。我这才得知，原来司训连的报纸虽订到班排，但都分发给了班排长，班排长看完后，有的被收藏，有的被传阅丢了，大多数学员是“望报兴叹”。正值年终报纸订阅季，各级都在要求将报刊订足订够，满足官兵看报需求。于是，我灵机一动，写了一篇《51378部队司训连报纸多半被干部占有》的读者来信，想反映一下基层连队报刊订阅少、看报难的真实情况，并投给了《解放军报》。
未承想，这篇不足400字的小稿即在1986年元月25日的军报三版“读者来信”专栏套框登出。报纸登出来的当天下午，司训连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在没有连队干部陪同的情况下，径直走进班排，向学员了解订报、读报、阅报情况，查找报纸去向。后来才得知，这是旅政治部专门派来的调查组，主要了解核实报纸订阅情况。
在报纸刊登这封“揭短信”的当天，旅政治部主任梁永乐也亲自给连长指导员打电话，指示决不能责难我，而要热情支持我关心部队建设的行动。
事后，旅政治部专门召开会议，通报调查情况，对照报纸反映的问题，对连队报刊分发、阅读、保管工作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解决办法，要求各级不能克扣订报款，不折不扣地做好报刊订阅和发行利用工作。同时，会议还批评了连队个别干部骨干乱拿、乱扔、乱藏报纸的行为，要求各连队购买报夹，指定专人管理，成立荐报、读报、评报小组。
第二天上午，我又接到旅宣传科干事朱云忠的电话，他让我下午赶到宣传科。当我忐忑不安地来到他办公室时，朱干事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办公桌前，他一边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一边拿了个信封递给我，说这是旅政治部发给我的用稿奖金。朱干事还代表旅政治部首长感谢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关注部队建设的热情，殷切希望我今后能发挥特长，多写反映部队火热生活的稿件。
见到朱干事后，我得知旅首长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还鼓励我支持我，这让我十分感动。回到连队的第三天，旅政治部发来通报，表彰我两次勇于揭短的事迹，并号召全旅官兵向我学习。不久，《战友报》也以《某坦克旅端正党风不护短，陈永兵两次揭短两次受奖》为题介绍了我。当晚，我也激动地写了篇《主任支持我写批评稿》，登载在1986年3月4日的《通讯员报》上。“五一”前夕，我被调到旅后勤部政工科担任了战士报道员，从此让我与新闻写作结下不解之缘。
03
在新闻写作中，我遇到的第二任老师便是时任旅后勤部政工科长的罗会阳，他也是一位多年在机关从事“笔杆子”的政工干部，转业地方后，还曾担任过市级广电局局长、政府副秘书长等要职。
罗科长对我的报道工作可以说是鼎力支持，不仅经常给我提供新闻线索，还手把手地指导我，帮我修改稿件，使我在新闻写作上如鱼得水、走了很多“捷径”。约两年时间，先后在《解放军报》《战友报》《山西日报》《运城报》及山西人民广播电台、运城地区电视台等刊播稿件60余篇，为旅通讯员培训班编写了《通讯员写作初谈》教材，2016年获集团军和旅新闻报道先进个人、2017年因新闻报道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并被加分推荐参加第二年的军校招生考试。
幸运的是，经过半年多高考文化补习，2018年8月，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中国西点”军校——石家庄陆军学院。入学那天，我又被中队领导确定担任队部文书，负责中队外宣等。中队有120名学员，为啥单单选上我，后来从队干部口中得知，因我在旅后勤部干过报道员才被选中的。
学院政治部每年给学员中队都要下达新闻报道任务，半年一通报，年终要评比。对在军区级以上报刊登载三篇以上的，学院在年底还直接给予个人立功或通报表彰。各学员大队之间也在相互攀比，暗中较劲，看哪个大队任务完成多、稿件影响大质量好。这样的评比表彰对我来说也是任务所逼，压力山大。
中队长白来忠、教导员胡华平对学员报道员是既重视也宽容。他俩常说，作为学员，要始终以集中精力学习为主，在完成课程前提下，通过写稿再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队领导的开明、理解与支持，让我可以轻松地在采访写稿与学习之间两不耽误。两年的军校生活，每年，我都能在《河北日报》《石家庄日报》等媒体发表稿件约40余篇，超额完成学院下达的报道任务，其中《军人妻子的情怀》和《叔侄俩争上游》分别被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战友报》评为年度优质稿。
04
1990年7月，从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某团二炮连任排长。我便充分发挥个人写作特长和部队驻扎优势，在短短的20多天，给团广播站和报道组提供了20余条信息均被采纳，很快我的“才能”被团首长发现。担任排长刚满一个月，连队百十号官兵我还没有完全认识全，就被调到团政治处担任了组织干事。
在这里，又让我结识了我写作道路上的第三位良师益友，也是他力排众议把我推上了新闻写作这条路，他就是时任组织股长、后任团政治处主任的军旅诗人、作家王永富。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写作全靠手抄。王股长并不着急让让新来的我干什么，而是先给我布置一份作业，要求我每周至少背熟一篇公文。他先从“通知”开始让我背，后来到“总结、汇报”等各种题材的材料，每背熟一篇，他并让你当着全股人的面背给大伙听，如果背得结结巴巴，理解得不深不透，要求你从头再来，什么时候让他满意了，才算过得去。
开始我实在不能理解股长的做法，认为他就是在给新干事“找茬”树权威。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在他培养下，干事柴新会从不会写通知的小白，到后来任师组织科长，成为师政治部的大“笔杆子”。从王股长手里培养出来的干事在部队都先后担任了团职干部，其中干事武峥嵘被选调到北京军区政治部，短短几年，便从一名营职干事干到保卫部副部长，后来还担任了衡水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
在组织股工作期间，我虽未直接从事新闻写作，但从王股长身上学到了不少公文写作方面的“技巧”，为我后来不管是在部队从事新闻写作或是回到地方厅级单位从事公文撰写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在王股长指导下，我编写的《五六四团组织史》资料被集团军评为一等奖。年底，我也被师后勤部选中，调到师战勤科任参谋，负责后勤系统战备、军事、行政、训练、兵员等具体事务的组织计划与协调，为师首长撰写讲话材料、调研报告和后勤综合宣传等。
在战勤科工作又是一年，战勤科长韩宪斌可以说是我写作上的第四位位恩师。他带着我先后给首长撰写讲话材料30余份、调研报告10多篇，战时后勤文书20余种。在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后勤学术》等杂志发表理论研究文章5篇;6篇调研报告和理论研究文章被《基层后勤理论与研究》一书收录，当年荣立个人三等功并获提前晋升副连职。
1993年初，我从师部回到团里，任八连副连长。我想这一回该安心干一阵子了。时间过得飞快，半个月左右，此时已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的王永富再次找到我，要求我回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我深知，新闻干事难干，是个苦差事，一把心酸泪，满纸本报讯。一年到头都难轻松，天天加班熬夜要写稿。
此时，我所在部队已改为机械化步兵团，驻在偏远山沟里的农村，新闻素材受限，想要完成上稿任务，可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加上好几年也没写过新闻，看问题、选角度、“抓活鱼”的经验不足，想在军报或军区级报刊上篇稿件实在是太难了。
有团长、政委和政治处主任的支持与鼓励，让我鼓足了勇气接下了这个重任。时任团长傅卫不仅是军事训练的专家，也是个军事摄影迷，经常带我切磋新闻图片的拍摄;时任政委李文瑞、副政委成亮洪都是从师机关来的“笔杆子”，政治处主任田明华也是“笔杆子”出身，几位团首长都非常重视新闻宣传，经常鼓励我一定要好好干，努力完成年度军师下达的宣传报道任务。
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团长傅卫还让团办煤矿出钱购买了一台价值一万五千多元的尼桑相机，让我专门用于团里重大活动及新闻图片的拍摄;政委李文瑞特批从全团爱好写作的战士中抽调人员组建报道组。当年，我和战士报道员季建中、岳志强携手努力，用辛勤的汗水把对军营火热的爱和对战友真挚的情感写入文章、摄入镜头，先后在《解放军报》《战友报》刊发新闻稿件16篇;在《山西日报》《忻州日报》等媒体和电台电视台刊播稿件上百篇。年底前，我再次被调回师装备部任战技参谋兼管理员，季建中退伍后被《中国建材报》聘用任记者，岳志强荣立二等功并提拔为副连职干部。
05
在师装备部任职半年，时任团宣传股长的冀宝胜又被集团军纪检处作为“笔杆子”人才被挖走，接任他的宣传股长张云不久又回组织股任股长，此时已任团政治处主任的王永富便向团长、政委力荐了我，想让我回来任宣传股长，三位首长还亲自找师装备部首长协商，就这样，1994年7月1日，我再次回到团政治处，主持宣传股工作，任正连职代股长，10月份，去代转正任股长。
任股长期间，团长傅卫因肝癌晚期栽倒在训练场上。获悉情况后，我连夜搜集整理他的事迹。35岁任团长的傅卫，那年他才39岁。虽然他出身于军队高级干部家庭，但他从不摆架子，爱兵如子。他14岁走进军营，当战士，是全师有名的训练尖子;当连长，是集团军挂号的优秀“四会”教练员;当团参谋长、团长是出色的一线指挥员，撰写的多篇前瞻性研究文章被《军事》等杂志采用。过硬的军事技术，使他在部队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在官兵心目中，团长就是标准，示范就是规范，榜样就是命令。
傅卫当团长期间，我多次跟随部队参加了“黄河93”跨区域作战演习和千里挺进内蒙古大草原等演习。作为团长指定的战地“记者”，我在演习现场拍摄了大量“战地”照片，为团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傅卫团长被送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多处。消息传来，我不禁潸然落泪。他的生病，也牵动了部队上下、军营内外众多人的心。于是，我连夜鏖战，用了三天时间，撰写了长篇通讯《军魂——记献身国防事业的驻忻某团团长傅卫》并配报纸短评，发表在1996年5月22日的《忻州报》，三个半版面的事迹引起了时任师政治部主任李德顺的关注。首长看到报纸后，当即向师长、政委汇报，并迅速组织一支由各部门“笔杆子”组成的工作组来团里，对傅卫先进事迹展开了更详实的调查。
团里也成立工作组，下设三个小组，一个生活保障组、一个综合协调组、一个材料收集编写组。我担任材料收集编写组成员，主要负责事迹访谈、言论摘编、日记摘抄、故事整理、图片收集和其它资料汇编等。集团军也迅速派来工作组，与师团一道展开工作。
各级工作组在团里忙活了二十多天，我和材料收集整理组的同志一道，白天黑夜连轴转，一边收集一边整理，先后收集整理了傅卫事迹访谈录、傅卫故事篇、傅卫言论篇、傅卫新闻图片篇、傅卫日记摘抄及讲话材料等约20多万字的宣传素材，提供给了军师工作组。至今，我还保留了其中自己撰写的部分篇录。
06
在军师工作组撤离不久，军师两级党委分别作出了向傅卫同志学习、争做焦裕䘵式的好干部活动的决定，在集团军官兵中引发强烈反响。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媒体记者蜂拥而至，住进团里，再次对傅卫事迹展开全方位采访。不久，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山西日报》等媒体在同一天刊发《献身国防事业的好团长傅卫》的长篇通讯，由我拍摄的多幅傅卫生前军事训练的照片也同时被多家媒体单幅或整版采用，其中《解放军报》头版头条还用了我一幅压题照片。
在新华社刊发长篇通讯的前三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特殊”任务，师政治部让我连夜送一张傅卫生前的工作照或现场训练照到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杂志社。接到任务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北京是个啥样不知道，新华社门朝哪开我更是不知。师宣传科干事胡线勤耐心地让我把地址、联系人、什么时候到达，跟我一一作了交待。
从众多图片中，挑选了一张傅卫团长生前我给他拍摄的、他面带笑容为即将退伍老兵送行时的照片，精心包起来，赶紧往市里的火车站赶。那时候，从部队驻地所在市到北京，一天只有两趟火车，必须赶上晚上最后一班，第二天早上才能按时送达。
乘坐了一夜的硬座，早上约六点半，虽说是七月，北京的早晨仍透着凉气，我晕晕呼呼地来到位于宣武门西大街57号的新华社大门口，此时有一位中年男人从大院里向我径直走来，走到我面前跟我打招呼，说我辛苦了，感谢来送照片，并自我介绍说是周刊的责任编辑。1996年7月29日的第31期《瞭望新闻周刊》登出了长篇通讯《军中焦裕䘵——团长傅卫》，我拍摄的照片也上了本期的封面，这位未记住姓名的编辑老师还特地给我寄来了两份杂志以作纪念。
傅卫的名字随之在军内外叫响。
07
1996年11月中旬的一天，在《解放军报》高级编辑卜金宝老师的推荐下，我带着多年登载在《解放军报》《战友报》等报刊稿件的剪贴本来到安徽省军区，找到时任政治部主任任潮海，首长在看了我的简历后，当即表示同意我调回省军区工作。从此，我在省军区系统所在县区武装部和军分区政治部工作了十年。期间，先后大力宣传了人武部好主官吴平、基层武装干部徐大胜和实干部长张西平等多名武装战线的先进典型，多次获省军区新闻宣传一、二等奖;转业地方后，又先后担任宣教处副处长兼《中国人口报》安徽站负责人和内部刊物《安徽卫生健康》《安徽卫生健康年鉴》的执行主编，宣传了多名个人和先进集体等典型，出版了四本新闻作品和随笔作品集。本人也加入安徽作家协会和安徽摄影家协会。
天似穹庐，白驹过隙。在部队从事新闻写稿的经历已过去了20余年，如今我也离开新闻宣传岗位多年。每每忆起曾经的新闻岁月，感慨颇多。干新闻工作压力大，干专职新闻工作压力更大，确实伤脑筋、伤身体，但也十分锻炼人，经历过许多事，也交到像卜金宝、丁增义、王广涛、曹海峰、陈昌清等一批知心的编辑朋友。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历练，更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让我终生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