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家西地

　　这是一处很奇异的地形。高高的黄土坡，四面环绕，一块块自留地，在它身下延展向南。几条斜插下去的黄土路，均匀分割了黄土坡。黄土坡的东面，是从南面层叠大山里涌出来的沙土路。总会有红色或绿色的拖拉机喷吐着黑烟，在路拐角处冲出来，摇头晃脑向镇里奔去。

　　年轻的母亲把这里叫作家西地，距离村庄有二十分钟路程。我沿着秋日的小径走向村外，路边不断有野枣的枝条探出来，明黄色的野菊花穿插其中，麻雀在路上蹦蹦跳跳，一只绿色的大蚂蚱跳到了我头上……我咽了一口口水。我曾见母亲在灶膛下掏出过它，它的身子被烧得焦黄，腿都没了。如果轻轻咬上一口，会有一种香气在嘴巴里“嘭”的一下子炸裂。母亲形容它，“一香一个跟头”。有的蚂蚱肚里有籽，如一粒粒芝麻挤在一起。一个“籽”，就是一声“嘭”，无数的“嘭”在嘴巴里绵延不绝地响着、香着，心里也翻腾起无数次的跟头。

　　母亲撅断一根玉米秸，撸下几片绿油油的玉米叶，径直把剩下的秆子送进嘴里。嚼几下后，吐出渣滓，然后扔掉。再撅一根，再尝。终于有一根让她的表情放松了，于是她便递给我。我小心翼翼地送进嘴里，甘甜甘甜的，味道像秋梨，又略带一点玉米特有的香气。我兴冲冲地拿着它，站在地头上。天边有一轮又大又红的日头斜照着我们。母亲看它一眼，估量一下时间，转身重新钻回玉米地。那片墨绿色，海一样荡漾着的玉米地张开温柔的口，衔起母亲，将她送到深处。我蹲下来，从一株株玉米秸秆的缝隙中，追寻她的身影。我看到她在地的深处，蹲下去，拔下与玉米争抢营养和生存机会的杂草，汗水从额头滚落，摔进脚下的泥土。后来，她索性跪着，爬着，一寸寸，一点点向前挪动。那一刻，母亲离大地最近，与一株玉米面目相同，血脉相连，在大地辽远深厚的脉搏里簇拥着、亲近着，糅杂于一处。

　　母亲在某一年的春天生了病。这场病潜伏在她身体内部已久，爆发只是迟早。那段时日，母亲开始暴食暴饮，并迅速消瘦。疾病折磨着她，使她烦躁易怒，且不再去家西地，只能整日躺在炕上。而地里的活计，却铺天盖地而来。我和父亲时常面面相觑，忽然感到，之前母亲顶起的不是半边天，而是这个家的整片天。做不了活的母亲把我们支使得团团转，却依旧达不到她想要的效果。后来，家西地成了父亲躲避灾难般责骂的避难所。但每次去了没多久，就一脸土灰，宛如瘟鸡，耷拉着脑袋，撅着锄头回来了。母亲感觉奇怪，几次询问，父亲三缄其口。

　　事情的来龙去脉，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春日早上，有了答案。

　　父亲的一个侄媳妇来找母亲。侄媳妇推门而入时，母亲正在东间屋的饭桌前吃东西。五六个煮熟的鸡蛋，一大碗热腾腾的小米摆在母亲面前。她生病后，总是感觉饥饿。侄媳妇带来了真相，也激发了母亲的斗志。

　　家西地是由三家人的地块组成的。左边相邻的那家女人，最近总是无缘无故恶骂父亲，一生隐忍且懦弱的父亲从不还口，只装作听不见。侄媳妇见过几次，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来找母亲说明情况。母亲童年丧父，姥姥一个人拉扯五个子女长大。在农村，没有顶梁柱的家庭，不仅是生活困顿，也得或多或少承受一些欺压或者霸凌。母亲因此养成了男人一样的性子，打架不分男女，从未输过。平时村里人多少对她都有忌惮。母亲的病，让左邻女人看到了希望。女人对这块地，这一整块家西地觊觎已久。右边的邻居，早被女人吓跑胆，几乎放弃了耕种，地里的草长得比庄稼还高。证明地界的木头橛子也被那女人一挪再挪，几乎占去了一半。母亲不在家西地，女人就对着我父亲骂：俺家施过肥的水，跑你家地里，肥了你家的地，你就得把地转给我。父亲看着比自己胖大一圈的女人，看着她嘴巴一上一下的碰撞，吓得诺诺：说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转身便丢盔卸甲离开。

　　母亲得知真相之后的第二天是个大晴天。上午九点多，母亲已经在给自己做第二顿饭了。父亲苦着脸，眼睛落不到实处。又到了该浇地的日子，那女人一定又等在地里。女人庞大而壮硕的身体，狡黠而骄横的眼神，如石磨，在父亲的心上，一遍又一遍地碾压着。母亲看在眼里，却一声不吭，叽里咕噜一堆吃得扒拉进去，身上逐渐有了力气。然后站起来，对父亲说，我去浇地了。

　　母亲在父亲诧异又担忧的眼神里，步履生风走出去。父亲一度以为她的病好了，直到看到她空荡起来的衣服才知道，她确实消瘦了好多。

　　母亲尚未回到家里，捷报就飞遍了村里的每一条街巷。侄媳妇兴奋得脸都红了，眼睛里闪着星星：俺婶子就是厉害，把她揍得嗷嗷叫。小抓钩（我们这里抓地用的）一下一下猛揍，不打别的地方，专打屁股。又疼，又不伤人。会打！说得母亲像是英雄。也确实是，左邻女人在村里横行已久，从未吃过败仗。

　　左邻在无声无息间与人交换了地块，从家西地撤离。右邻一家也回来了，地里的草不见了，地橛子也回到了正常位置。

　　家西地长玉米，也长小麦。这两类农作物是土地性质决定的。家西地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口粮地，不可以种植其他农作物。只不过，随着斗转星移，先前的政策有了松动，一大片葱绿盎然的大姜占据了这里。家西地的主人公差不多换成了父亲，他以比母亲还要热忱的态度，如日月星辰般长在了姜地里。

　　大姜可不同于玉米和小麦，它是娇贵的孩子，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人的照看与喂养。即便父亲付出了此生最大的耐心与努力，这孩子还是不可避免地病了。是传染病，一株传染十株，十株传染百株。几乎在一夜之间，先前昂首挺胸器宇轩昂的姜苗萎靡了，叶黄了，垂下头去。在此之前，父亲以无数次的冷暴力和说教，才从母亲手里夺来对家西地的耕耘权。母亲不是反对大姜这个物种，而是在见证并考察了无数大姜犯病的例子之后，心里有了掂量。她不是不信任父亲，而是不信任风，不信任水。因为这病毒很嚣张，有时候只需要一阵风，或者一股流经病地的水，就能够迅速生根、繁衍并扩散。哪块地要是受了病，其他人只有在那片土地上站一站，脚底就有了携带病毒的可能。

　　母亲读书不多，有些睿智却无师自通。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教给母亲如何判定人性，如何照顾庄稼，如何审时度势。母亲与其他农妇不同的是，她懂得思考，并懂得举一反三。她有农村人的善良朴素，也有农村人特有的狡黠与智慧。在我们这儿，母亲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标杆。家西地就是明晃晃的证明。她种的玉米，棒子大，皮子白。她种的小麦，产量高且很少秕粒。

　　父亲要的丰产与财富一夜崩塌。无数药粉与操劳追着太阳，星星和月亮，撒进家西地垂头丧脑的大姜身上。依然无果之后，父亲仰头向天，长出一口气，他看到瓦蓝瓦蓝的天空上，有一团山一样阔大巍峨的白云，毫无预兆地分崩离析了。父亲知道，自己要的“姜山”（江山）永不再来了。

　　父亲能够对自己读过的书、写过的字、经过手的数字过目不忘，他修剪的果树，总能结出最丰满、最合理的果实，却在人情世故、种地过日子上处处比不过母亲。他们在一铺炕上滚着，却如同欢喜冤家般明争暗斗了一辈子。家西地里一度葳蕤鼎盛的大姜，是父亲这一生最接近翻身的时刻。一个夕阳残照的傍晚，家西地四周笼着一层薄薄的雾气，那条从大山深处钻出来的河流，哗啦啦地叫着。沙土路两旁的白杨树垂下阴影。父亲环视着熟悉的、一成不变的景色，面无表情地从家西地撤离，把夕阳、流水、白杨树远远地撇在了村庄以外的旷野里。那天，在薄雾与逐渐洇上来的暮气中，地里仅剩下三分之一的大姜，如同残兵败将般凄惨地目送着它们战败的将军。

　　父亲从那天起，直至那年的大雪飘起，都没有再去家西地。是母亲顶着若干意味不明的眼神将剩余的大姜从地里起出，一并贱卖。之后找人治理生病的土地，重新种上小麦。那些种子在地表下悄无声息地睡着，母亲则开始了精心地守护与勘查，早中晚必去田间地头给这些祖宗们请安。这种祈祷式的照看有了结果。有一小簇芽苗在即将落雪的某一天傍晚，针芒般刺破家西地的寂静。母亲抑制住内心的狂喜，波澜不惊地回到家里，面容平和地包饺子。这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出现的美食，吃得我们舔嘴抿舌，开心不已。母亲并没有松懈，家西地去得愈加频繁。地里的小麦，先是一小簇，后来便一行行，一垄垄地出现在母亲眼前。母亲深吸一口气，整个人松下去，蹲下去，身子几乎揉进了泥土里。远远望去，像一幅怪异的、造型奇特的上古图腾。

　　家西地活过来了。直起身子的母亲没有抬头看天，她知道天上没有她想要的东西。只有抓紧了脚下这一亩三分地，日子才会从从容容地向前。

　　母亲实在算不得热爱土地。家西地只是她寻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她对手工的热爱要比对土地的深沉。母亲会剪窗花，会做花饽饽，会做衣服，会绣花。只要是农村女人会的行当，她没有不会的。不仅仅如此，男人会的，她也会。比如编筐，比如砌墙等。她跟自己不会做的活儿有仇，必须要学会而后精通才算痛快。所以，母亲的日子总是忙碌着的，从早晨一睁眼到晚上、半夜。仿佛，这些才是她存在的意义。她更像是这片广袤大地上的一株野草，长在家西地，长在围绕着家西地的一个圈子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越折磨越顽强，越打压越坚忍。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的种庄稼，有的种花草，有的种理想，有的种算计。一万种不同的种子，最终会结出一万种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