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如草木，各有各的命。有的生来就成为栋梁;有的被劈砍丢进灶膛;有的生来就长在山巅;有的则成为低矮的草，随处可见。
草的生命力极强，它们长在路上被人践踏;长在田埂边、田塝上、庄稼地里被人刈除焚烧作为肥料;长在坟茔边，墙缝里与活人争地盘，与死人争地盘。它们永远是忧伤的，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时间的虚无，只为活着。
尤其是芭茅，望风而长，丛生成片，越贫瘠越荒凉的地方越多，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有锯齿。想要将其连根拔除根本不现实，只可砍伐。农人都不喜欢，闲它割手，牛都不吃，也不方便做柴火，最好的办法就是烧掉做农家肥。
每一个卑微的生命都有他的价值。相传鲁班造锯就是从芭茅锯齿中得到的启发。
芭茅还可以造纸。记得读高中时，徒步30里回家，路上见多人扛着芭茅杆装车。兴趣使然，我就问他们：“这些芭茅杆有什么用啊?”
答曰：“造纸。”
我又问：“拉到哪里去啊?”
“你问这么多干吗?”那人显得不耐烦。
“告诉他有么事?你这人真是的。”车厢上一人笑着说。
“都累得个屌死，没空搭理他。”那人说完又扛起一捆芭茅杆甩上车。车厢上那人摇了摇头，麻利地接过码好，回身，拉过披肩的汗巾擦过汗水，笑着对我说道：“拉到河图造纸厂造纸。”那时我才知道芭茅还有这等价值。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旁观者，和我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时间和口水。他们只想早点，轻松的干完眼前活计。
人和人是不一样，他们彼此为了生活，干着同一件工作，过着一样长短的日子，对生活的态度及表达的方式却不一样。我向两人道了谢，迈步回家。越走越远，但我知道与两人相处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他们各自与别人在生活中的距离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心里隔着一座山，一条河，另一个人隔着的却是温暖与善意。
我家屋后塝上芭茅繁茂，一庹长，蔓延开来连接到后山一片坟地，猫狗都钻不进去。不管是在黄昏还是在黑夜又或是白天，它总是发出细细密密、窸窸窣窣的声音，很杂很乱很随意，不会消停。有风的时候如此，没风的时候亦如此。它们隐去了人的目光，藏着很多可怕的事物。
一入冬芭茅干枯，遇火即燃。没人希望自家屋后有这么一处安全隐患。父母是个操心的命，心里总有个疙瘩，担心小孩子玩火，担心清明节烧香祭祖引发山火。父母的担心旁人一无所知。除了他们，没人去想，没人去管那些角角落落的地方会发生什么。
急于降低风险，父母商量，把这些芭茅砍掉。30米高的塝，母亲扶着梯子，父亲冒着危险，戴着帽子、手套，小心翼翼砍伐，还是被芭茅划破了手和脸。
砍伐过程中，芭茅窠中发现有很多鸡毛和骨架。“这是哪家的鸡被‘黄猫'偷吃了。”父亲说道。我们那习惯把黄鼠狼叫黄猫。
“应该是吴琴家的，稻子黄的时候听到她骂过。”随后母亲喊来吴琴，经确认就是她家丢失的那只芦花老母鸡无疑。
看着三天的劳动成果，父母很满意。做为芭茅它完成了自己的一生，父亲砍下的是一段岁月。他们的眼睛注视着那些芭茅兜，在注视中它们只需一个夏天就会丰腴葳蕤，抽穗扬花，长得窸窸有声。
砍下的芭茅如何处理?任其堆在那不现实，抱到大田里烧掉，既解决了问题也肥了田地。
大田，是我家人给它取的名字。在一片田园之间它是最大的，有3亩多，能打3500斤稻子。困难时期，肥沃的大田养活了我们一家人。父母没有羡慕别人什么，每每与人聊起大田产量时都会无比自豪，就像是夸奖着自家子女晚辈。
大田从小在我和弟弟心里就种下了辽阔。如果没有它，我不会记得那些年少的夏天。小时候和弟弟拄着竹棍随父母在田里薅草，就像是走进了无边的绿色海洋。
父亲先下田，沿着大田外围开始薅草，母亲靠着父亲的脚路，依次是我和弟弟。一圈圈薅下来，父母总会追上我和弟弟，然后相互调换，又薅在了前面。田地是父母的战场，再苦再累，他们眉宇间流淌的都是丰收的喜悦。
一圈圈缩小，在我和弟弟看来却是没完没了。时光在我们眼里变得缓慢、恍惚，只希望有神力，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一脚就能全部薅完。我和弟弟劳累的做着白日梦。父母不时提醒我们累了就休息一下，话语比走过田间的风舒缓、清凉。
芭茅堆在大田里，母亲心里特别踏实。母亲点了一把火，一把化废为宝的火。火光耀眼，有着金黄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