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尺是一个古堰。
它只存在于史册之中,世界上早没有了它的踪影。
但我却一直在寻找它。我想穿过两千年的时空,一睹它的风采,一睹发生在它身边的故事。
我在颍水之滨寻觅,在蔡河之畔探访,问津于乡野,求助于公门。我曾语气肯定地告诉朋友,它就在我们这个小县的某处,在蔡河与颍河交汇的某个地方——似乎它就隐藏在枝丫杂乱的岸树之间,或湮没于畦垄纵横的田野之下——并满怀信心地与诸子把臂而行,完成一次相约已久的聚会。但数年过去了,百尺堰仍影影绰绰,海市蜃楼一般,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现实中的百尺堰山隔云遮,而史册上的百尺堰也飘忽难觅。
它最早出现于《三国志·王凌传》一段关于司马懿讨伐太尉王凌之叛的记载中。
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
这是一段早已沉寂的故事。但回望千秋,一切又依稀如昨。
三国,那是英雄的岁月、权谋的天下。但世事轮回、人物升沉、此消彼长的历史又不是任何英雄和权谋所能决定得了的。这一点,在魏之代汉、晋之篡魏的变革中最能体现。
曹魏后期,经过几番角逐几番博弈,帝国的权柄终于落在了司马懿一家的掌握中。这引起了忠于魏室的一些大臣和将领的不满(忠臣和节士,代不乏人,没谁能说清它的是是非非)。分别发生于251年的王凌之叛、255年的毌丘俭之叛和257年的诸葛诞之叛——因起于寿春,史称淮南三叛——即是这种意识的反映。但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虽丹心一片,节概千秋,结局却让人为之扼腕:或投袂致死,或抱屈黄壤。
夺位争权从来不是儿戏,司马一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司马懿在平定王凌之叛后暴毙;儿子司马师呢,在毌丘俭之叛中,突遭夜袭,一惊之下眼球崩出,于班师途中疼痛而死。但三叛的平定,成为一个标志——再没有什么强大的势力对他们篡魏构成威胁了。
我之所以如此赘语,是想说:古项,这块项羽之祖项燕的土地,这个因一条颍水流过而具有咽喉之称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许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而百尺堰,至少对淮南三叛来说,无疑是当年八百里马嘶旗卷、戈挥弩射的见证者。
那么,百尺堰具体在哪里呢?
我们且看郦道元《水经注》上的一段文字:
(谷水)又东经陈城南,又东流入于新沟水,又东南注于颍,谓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
这让我想起《诗经》上的一句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百尺堰,他就站在颍水之畔啊!
问题是,何为交口呢?换句话说,新沟水注入颍水的地方在哪儿呢?
郦道元看似清晰明了的几句话,对我们来说,却像加了密码。因为,在黄淮之间,河道之多,变迁之大,名称之繁,连高才饱学之士似乎也未能穷原竟委,厘清它们的来龙去脉。
但它们的行迹,我们仍然得从典籍里寻找。
作为工具书,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尽管也有令人质疑的地方,但绝对是现今历史地理学上最具权威的一部。
我们且随它走进历史的深处。
在距今有2500年之遥的春秋时期,今天的淮阳和沈丘分别是周王朝一个名陈一个叫项的封国。那时,接地连天的是湖泊、沼泽、池塘,两地之间无沟无洫,无河无渠。只项,东西横贯的有一条源出嵩山南麓的颍水——没人知道此前它已经流逝了多少岁月。
淮阳和沈丘之间最早的河流为鸿沟,但它并非出自造化之手。
鸿沟是由战国七雄之一魏国开凿的。第一期,从圃田泽至魏都大梁,开凿于前360年;第二期,从大梁经陈至项,开凿于前339年——是年,屈原诞生于长江之畔一个后来叫秭归的乡下。在另一片天地,亚里士多德则离开马其顿,回到自己的故乡——小城斯塔基拉,每天和他的学生在林荫下一边散步一边交流。
此时,陈国和项国早在诸侯鼓鼙裂地、烽火连天的杀伐中灭亡。
鸿沟,原本是一项为了灌溉和漕运的水利工程,却似乎是为战争而诞生的。在刘邦和项羽以此横分天下之前,为了援助魏国的争霸,越国的战船,早已风樯云桅,浮江过淮,经颍水,转鸿沟,抵达了位于黄河之畔的魏都大梁。
到了一百年后的西汉时期,汴、淮、沈之间的河流已改称了浪荡渠。浪荡二字,只听一听,那河汊纷歧、流水漫衍的景象仿佛就在我们面前。
历史总是在治乱兴亡中曲折地前进着。而河渠就是社会的影子,清波浊浪最能真实地反映一个时代:治世,且通且畅;乱世,则壅则塞。到东汉末年,浪荡渠就像一个被社会遗忘的老人,蹒蹒跚跚地追随着它的帝国,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代汉而立的是魏。而魏,终其一朝都面对着两个强大的敌人吴和蜀。豫东南——多半在豫州刺史的辖区——正是魏吴两国鼓角争鸣、干戈相向的前线。
我们且看贾逵和邓艾在这儿的治水。
贾逵出生于今天的临汾,在史乘上有才兼文武、精达事机的高誉。作为一方统帅,贾逵于豫州刺史任上,在内治民事、外修军旅的同时,断山蓄水,开渠凿河,既便利了农业灌溉,又支援了军事征伐。其中,贾侯渠最为著名。
贾侯渠西起郾城,东至淮阳,上接沙水,下通百尺,一渠连贯了汝水和颍水两条大河。
百尺渠是否为贾逵所开,因史料阙如,不得而知。但拓广掘深它的则是邓艾。《晋书·食货志》上记载:
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江淮。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亩。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至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邓艾是新野人,虽生于白屋,却志在青云,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正始(公元240—249年)初,魏国准备在东南一带进行屯田,就派邓艾前往视察。邓艾从陈县、项县一直巡视到寿春。经过考察,邓艾提出了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军屯的建议。其中,百尺渠就是这时拓宽的。
那么,沙水、谷水、沟水、新沟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们还从《水经注》看:
沙水又东而屈,经陈城东,谓之百尺沟,又东南分为二水,新沟水出焉,沟水东南流,谷水注之。
沙水即浪荡渠;谷水则是另外一条河,源头在陈城西北的一个湖;沟水、新沟水指的都是百尺沟,只是上下段而已;百尺沟的一个分支,东入今郸城境内,《水经注》标为明水,即今洺河。明水向东,注入今天郸城县宁平镇之南一个叫阳都陂的大泽中。大泽亦有水南下,复注入颍水。
这段表述有些复杂,概括成一句话即是:陈城以北的浪荡渠改称了沙水,以南的则改称了百尺沟。
交口就是百尺沟注入颍水的地方,即原浪荡渠注入颍水的地方。百尺堰就在交口之次。
至此,我似乎拨开了漫眼的迷雾,看到了百尺堰真切的身影。
但疑问仍在。
按1985年版《沈丘县志》记载,百尺堰的位置当在今天的东蔡河之上、新安集向北十里之处。
当年修志的诸公多已谢世,但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妄下雌黄。
今天的东蔡河与西蔡河同出一源。一千八百年前的百尺渠,很有可能像今天的蔡河,也一分为二,一条在项城(今槐店)入颍,一条在丘头(今新安集附近)入颍。问题是,自魏晋以后,淮阳至沈丘之间的河渠,或淤塞或改道,今天的蔡河与昔日的鸿沟,与当时的浪荡渠,有多少变迁,有多少延续,皆无从考证。
更主要的,自淮南三叛之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了关于百尺堰的记载。
我们不知道它有着怎样的外观与结构,不知道是砖砌还是石筑,但能想象,它在一个流泄百里、名曰百尺的河渠上,调节着万顷之田的灌溉,莫说在那个年代,即使在今天也称得上是一个宏伟的建筑。
再者,它不同于帝王的宫殿、缙绅的楼阁——那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或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往往最先成为“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地方;它也不同于寒士的茅屋、隐者的竹篱——一场飘风骤雨便支离破碎了去。
百尺堰,这样一个与人无争、与世无害、与民有益的构造,一个禁得风雨、耐得寒暑的物体,若非人为破坏,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消失呢?若是人为破坏,那么破坏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百尺堰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一样,无人知道它的去处。
2022年1月30日(辛丑年腊月二十八)
写于颍水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