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历史上有一个传奇式人物,历经文帝、景帝和武帝三朝,与匈奴作战七十余次,常以少胜多,险中取胜,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擅长骑射、屡立战功的将军,因生不逢时被弃用,愤而自杀,他就是西汉名将李广。
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文帝时,因推行休养生息政策,李广没有经历过大的战争,没有被封侯。景帝时,李广虽在吴楚之乱中夺得敌方军旗,因接受了梁孝王将印,失去景帝信任。梁孝王与景帝是兄弟,是景帝皇权最为有力的挑战者。直到汉武帝,一改之前通过和亲方式维持的和平,主动发起了对匈奴的军事战争。在一次最大规模的漠北决战中,李广本来想利用有生之年立功,却被卫青根据汉武帝授意调走,致使他错失战机。
李广是心有不甘的。之后的龙城之战,讨伐匈奴的汉朝三路大军,偏偏他在雁门遭遇匈奴主力,以区区万人遭遇匈奴十万大军围攻,以一抵十,这又何其之难!他兵败被俘,装死侥幸逃脱,花钱免于死罪。他想用买来的命更好的杀敌立功,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等军事人才辈出,他一再被冷落。历史再也没有给他留下立功的机会。
他骨子里的浩然之气,一如项羽,败而不屈。他骨子里的那股浩然之气没有豪言壮语,却有千钧之重,直击人的内心。如果没有李广悲壮的自杀,历史或许还不会更多的记住他,文人也不会更多的赞美他。李广的事迹不仅在当时,即使在后世也广为传诵。司马迁赞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昌龄颂他“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高适称他“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人说时势造英雄,李广没有能够成为想象中的英雄。在最高封建统治者眼中,他只不过是一枚棋子,当用则用,不用则弃。一旦战场上被俘,或贻误战机就要被处斩,一切都不需要理由,也无须你辩解。李广智勇善谋,曾以一人之勇震慑住匈奴数万大军,这是何等的胆气和勇气!而这一切的辉煌,只因一次的失败,被彻底葬送,他背负了“时运不济”的名声。
李广的愤而自杀固然是他的性格使然,封建君王对人才不能量才使用,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是人之常识,却不是君王的思维和逻辑。容不得失败,李广被俘,注定要被打上了悲剧色彩。汉武帝雄才大略尚且如此,那些昏庸之辈更是不敢想象。战国时期赵国名将廉颇、李牧令秦国却步,然而君王听信谗言,致使他们含冤被弃;楚国屈原、韩国韩非皆因君王无智,屈原投江,韩非客死他乡。一代抗金名将岳飞,更是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残忍杀害,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一曲曲人才悲剧。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世间有多少有识之士为李广抱不平。李广之所以引起世人广泛的同情,在于他的一腔报国之志,至死不渝。李广每临战事都主动请缨,即便不被委以重任也无怨无悔。在李广的思维意识里保家卫国就是他的使命和担当。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王朝,李广能与手下官兵同甘苦,共患难,手下将士“咸为其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
李广为西汉王朝立有显赫战功,却最终被遗弃,天下有识之士谁不寒心?我们不否认,李广悲剧的造成有他个人的原因,自负其能,善于冒险,他性格上的缺陷使他缺少了一些稳重。对深入匈奴腹地运动战,他不善于研究,逊于卫青和霍去病。但李广勇猛过人,适合打前锋却没有被当做前锋使用,没有人能考虑他一位他老将军的感受,体恤他的一片忠心,致使他的心血付之东流。
人才是立国之本,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期更是如此。没有人才,何谈建国立业?没有人才,何谈科技经济发展?人才是不分行业和地域,人才既有帅才、将才,还有匠才;人才既有通才,也有专才,不一而足。英国的工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一定历时期曾领跑世界经济的发展,靠的是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广的“难封”,其实就是封建王朝君主专制下人才被扼杀的悲剧。
清代龚自珍有一首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就明确了人才的使用要“不拘一格”。为政者对人才的选用,应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要任人唯贤,唯才是举,使人尽其才,人尽其能;对人才的培养,既尊重他们的成长规律,尊重他们的人格,又要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使用才能和才干的条件和环境。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国家对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我们应倍加珍惜时代赋予的使命,学好本领,更好报效国家,才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