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泉州市区漫步，忽见一座高大的牌坊，矗立温陵路的街头，被绿意葱葱的树木拥簇，正中上书“释雅山公园”，公园属于“公众之园”，我很少会放过免费参观的机会，何况门外看到一幅《泉州市释雅山公园应急避难场所总平面图》，内中四个字吸引了我，是“施琅故居”。
三百多年了，施琅的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已经是三百多年了，还有故居存在，岂可过门而不入。
跨进镌刻有“兰风和会当初日，竹气清幽契古春”楹联的公园大门，留意到是清代书法家王梦楼之手笔。
大门的背面，“景自天成”的横幅之下，也有一副楹联：“妙手信能移造化，胜游聊为好山川”，是集句联，上联出自宋代诗人戴复古《汪给事守鄂渚元宵代江夏宰吴熙仲献灯》，下联出自宋代诗僧道潜的《同韩子苍游黄山观约高寿朋张公硕不至》。
公园内有大榕树、广玉兰、刺桐、桑椹及龙眼树等高大的乔木，舒展着大叶的润泽;有茵茵的茸草，铺陈了一地的轻软;有练功的男子，精赤出发达的肌肉，还有一个四处观望的我，在寻找“施琅故居”，公园只有一组翘角飞檐的仿古建筑，非常醒目，却是公园的管理部门和松关书画院，非为“施琅故居”。
公园优美整洁，阳光明媚，绿影婆娑，充满勃勃生机，除了故居没看到，一切皆赏心悦目。
就在我从另一个小门正要走出这个不大的公园时，看到一个荒草丛生的颓败院落，不甘心地上前去仔细观察，哇，居然让我找到了!只有一个石头门框，没有威严的院墙，没有严实的门板，一院的杂草瓦砾，一堆的坍塌废墟，不成样子的地方，一个石碑告诉我没有找错，这就是二〇〇一年公布、二〇〇三年立碑的“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施琅故宅”。
碑后是施琅的介绍，生于明末的一六二一年，卒于清初的一六九六年，字尊侯，号琢公，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右都督。封靖海将军、靖海侯，率军平台统一祖国。清初卜居泉州郡城时，兴建此宅，与随后所建“四季园”之东园、苑斋紧邻，为两进五开间硬山式双护厝建筑，堂皇壮观。光绪年间，东园被改作崇正书院，此宅部分建筑也为之所用。
施琅以“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的诗文意境，精心营造了“春夏秋冬”四季私家园林，东园则包括“秋”“冬”二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始，“东园”被作为泉州农业学校校园并为农业教学场地，延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泉州农校的搬迁，这里多年来环境因乏人整修与管理，间以杂草丛生，而显得零乱与荒凉，泉州市政府遂决定将其改建成释雅山公园。
破败不堪的门前一对石鼓是完整的，这就是古代的门当，因鼓声宏阔威严，厉如雷霆，人们认为其能避邪，所以就以石鼓充“门当”，门当上清晰地刻有仙鹤踏龟的图案，这在古代是取龟鹤齐龄，同享长寿的意思。
门楣上有两个出头的圆形短柱，外面的颜色或雕刻已经剥落，这是户对，其代表了人们生殖崇拜中重男丁的观念，意在祈求人气旺盛、香火永续。
除此之外，屋子已经不成其为屋子了，可以认定是危房，随时可能坍塌下来。
这一座施琅故宅能够保存下来，怎么说也是好事;却又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为什么呢?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涉及到对施琅的评价而已。无论是从他生前，还是到他死后，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总是一言难尽，充满争议。最高方面，康熙帝自己，前后对他评价都不一致，先认为其“粗鲁武夫，未尝学问，度量偏浅，恃功骄纵”，后认为其“才略夙优”、“有谋”“善断”。
对他的评价颇有争议，是因为他比较复杂的人生经历，当年施琅是南明隆武政权中最重要人物郑芝龙的下属，顺治三年跟随郑芝龙投降清朝。不久又加入郑芝龙之子郑成功的抗清义旅，成为郑成功的得力助手、南明永历政权的重要将领，还曾经奉献策略帮助郑成功夺取厦门，积极参与海上起兵反清。
然而，施琅与郑成功的矛盾爆发了，有个叫曾德的部下违反了军纪，为逃脱惩处曾德逃往郑成功身边，施琅明知曾德成了郑成功的亲兵，仍抓了起来把曾德杀了，因而得罪了郑成功，严厉的郑成功立即诛杀施琅全家，施琅逃走，父亲与兄弟被杀。施琅再次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参与清军对台湾的进攻和招抚，郑成功在台湾病逝、郑经继为延平郡王，郑经主政期间，内部派系斗争日趋激烈，群臣分以支持郑经二子克臧、克塽继嗣为名，结党争权，国事日非。一六八一年，郑经薨，经过一番血腥斗争，其幼子郑克塽被冯锡范拥立继位。七月，清廷大学士李光地上书认为攻台条件成熟，并推荐施琅。康熙帝采纳了李光地的意见，授施琅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衔，命其“相机进取”;施琅遂得积极进行攻台的部署准备，“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一六八三年六月，奉旨收复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政权，促使郑氏政权放弃抵抗而就抚，台湾本岛不战而下。
他攻占台湾后，没有公报私仇，而是亲自往祭郑成功庙，言：“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无论是发自肺腑也好，迫于郑成功影响不得不如此说辞也好，总归是立刻赢得了台湾的民心。
当时，攻克台湾，只是除掉了朝廷的一个心腹之患，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荷兰)有亦听之”。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独施琅力排众议，以“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的理由，指出“台湾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然其时中国之民潜往生聚，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据为巢穴。及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借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联结土番，招纳内地民，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盘踞其地，纠集亡命，荼毒海疆。传及其孙克塽，积数十年。一旦纳土归命，善后之计，尤宜周详。若弃其地、迁其人，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倘渡载不尽，窜匿山谷，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且此地原为红毛所有，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鼓惑人心。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安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恐未易见效”，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皇帝最终采纳了施琅的意见，设福建分巡台湾厦门兵备道，简称为台厦道，下辖台湾府，府下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三县，屯兵戍守，首次正规化管理台湾地区，以前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重点也只是在管理人员，只有这次，是与内陆一视同仁了，并于一八八五年正式建立台湾行省。
接下来，“琅又疏请克塽纳土归诚，应携族属与刘国轩、冯锡范及明裔朱桓等俱诣京师，诏授克塽公衔，国轩、锡范伯衔，俱隶上三旗，馀职官及桓等于近省安插垦荒。复疏请申严海禁，稽核贸易商船，命如所议。”这个做法，于国可谓是招抚了台湾割据势力的头面人物，于私，可谓扫平了比施琅在台湾更能施加影响力的一切障碍，便于自己掌控。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郑氏之后的唯一实力派，攻占台湾后，夺占田产收入于自己名下的，几乎占据南台湾已开垦土地的一半之多，名为“施侯租田园”，一直延续到甲午战争割让台湾。收的租子叫做“施侯大租”。“施侯大租”的收纳统归清朝在台衙门代行，并保送至北京转交施琅世袭业主。即使无田无地的渔民也不能例外，施琅向渔民们收取了“规礼”予以中饱私囊。他死后几十年，乾隆二年才发布上谕：“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着总督郝玉麟，宣朕谕旨，永行禁革。”
他一方面让朝廷迁出了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及明朝皇裔朱桓等人，一方面又拒绝大陆居民进入台湾，《理台末议》的记载说：“终将军施琅之世，严禁粤中惠、潮之民，不许渡台。盖恶惠、潮之地素为海盗渊薮，而积习未忘也。琅殁，渐弛其禁，惠、潮之民乃得越渡。”也就是说不许老百姓在台湾扎根，遂导致了台湾妇女奇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权力寻租，获得垄断和寡占地位，因此施琅对台湾的统治构成两岸往来的最大障碍，同时为自己带来盆满钵满的收益。
所以评价施琅这个人，只能是爱恨交加，爱他，是因为他让台湾名正言顺地从法理上属于了中华大家庭，至今我们国人仍能引以为荣;恨他，是他不遗余力地盘剥台湾的百姓，用千万人的血汗，成就了他自己富甲一方的家业。当然，有些人恨他，是出自狭隘的汉族的正统心理，认为他投靠了满清。
以眼前的释雅山公园而言，总面积约四点三三公顷，绿化面积三点三三公顷，这在当年，只不过是他私家园林的一部分而已，“春”、“夏”二园尚不包括在内。若是全部，该何其奢侈?这么奢侈的地方，只供他一家享受，完全把百姓屏弃在外，又岂是为官之道!所以三百年来，既没有被破坏，也没有被保护，就是因为施琅是个既具有国家战略视野，又充满个人私心贪欲的复杂的人。摆功，不是地方，批判，也不合时宜。
施琅这种既有莫大的历史功绩又贪婪成性的人，他不是唯一的，上溯一千六七百年前，西汉名将陈汤同样是这样的人才，他出奇兵率军诛杀了背叛汉朝的郅支单于，向当时的世界喊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响亮口号，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疆土完整，却又同时截留了大量的战利品据为己有，以致饱受争议，宦海沉浮。
好也罢，坏也罢，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历史;而对于当事人如施琅，功也罢，利也罢，这就是人生。
历史，无须粉饰，就让它斑驳陆离地摆在这里好了，人物，无须美化，就让他毁誉参半地任人评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