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日历随手就翻过去了，一年里写下的文字却形影不离地尾随着每个作家，一路前行，文字是作家活着的口粮，也是作家活着的理由，一个字都舍不得丢掉。
小说在文学家族中，是一个综合性文体。诗歌的语言锤炼、散文的细腻空灵、戏剧的矛盾冲突、纪实的准确真实，哲学的站位、历史的高度、现实的把控，社会、人生、道德、伦理、人性、情感的难度处理，十八般武艺，似乎都需要，都用得着。所以，要想写好一部小说相当难，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小说就会翻车，说是冒险也不为过。
就像珠峰难攀，前仆后继者却从未间断。过去的一年，安徽小说家们你追我赶地冲上小说前沿阵地，以生龙活虎的姿态出现在《人民文学》《当代》《小说月报》(原创版)、《钟山》《作家》《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全国重要文学期刊的版面上。
以一支队伍的形式，安徽原创小说整体出发，集体发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特征。
小说无论是写历史、写现实、写人生、写情感，有一个核心的价值目标决不能丢，这就是“以人为本”。题材、故事、构思、情节都是为“人”服务的，小说中的“人”是切近人类本心、逼近人性真相的“人”，而不是平面化、符号化、真空化的“人”，所以“人”和“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正与邪、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混合叠加在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中，成了文学史意义上小说创作的终极探索和终端思考。在与历史和现实的对话中，扣住了“人”，写出了“人生”的真实，努力还原出“人性”的真相，这是2021年中短篇小说的一个可喜收获。王建平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红盔头》写透了一个“中国式父亲”，形象饱满扎实，笔触深入到了灵魂深处。木匠父亲吕有靠传统、守旧、狭隘、虚荣、专制，但又自尊、自律、善良、执著、诚实，他爱子女，也害了子女，他与对手一辈子较劲，可较劲的高低贵贱又毫无意义，父亲的死是现代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质疑和否定，是“人性”错位和沦陷后故事的最佳解决方案，“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父亲身上实现了深度对接。
小说是有难度的生活，一言难尽和哑口无言是小说通常的表情，作家企图在无奈的生活中寻找答案，顺便亮出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价值立场，李凤群的《伙伴》就是这么做的。小说写了两对伙伴，一对是我和儿子王嘉瑞，另一对是我和同学耀祖，我和儿子的伙伴关系，表层是学习成绩、升学考试、人生理想、前途道路的纠结与烦恼，深层却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对立，母亲砸锅卖铁的爱成了儿子的负担、压力和一笔背不动的债务，儿子的逆反、抗争、自甘下沉，直到出国后在球场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人”活着的依据。儿子嘉瑞反世俗人生、反公共价值的生活立场，实证了是“人”的内心感受与个人体验的自主性确定了人生的意义。王嘉瑞的精神世界里，“理直气壮的贫穷和坦然面对贫穷是最大的尊严”，而耀祖却在“贫穷就是有罪”的价值取向中，在极度自尊和极度自卑的双重压迫下，最终因抢劫而被捕坐牢。两对伙伴是两种价值观在小说中的打擂台。小说在结尾给出了人生的答案，而从小说整体上看却是没有答案的。李凤群小说故事与小说立场的冲突正是人生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的另一种阐释。程多宝的中篇《不是朱鹗，也不是朱鹮》和米可的短篇《去吧，少年》，属于青春期成长小说，程多宝笔下的朱莺是一个被母亲溺爱、控制和扼杀了自由与天性的少女，米可则描写了一个被散养的、野蛮生长的问题少年;朱莺是画中的鸟，被固定在房间的墙壁上，少年混迹于险恶的江湖，像一只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朱莺和少年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两极，一个是被父母呵护溺爱，一个无人管束无人关心，生活形态的差异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精神质地上的相同性，这就是被扭曲、被异化、被伤害，是残缺而没有自我的成长，这种成长对心灵、人格、情感的压迫与伤害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成长中的烦恼和人性的忧伤是这两篇小说的基本调性，小说直指现实人生，直面家庭教育和校园教育的双重溃败，是青春成长小说，也是现实问题小说。两位作家的焦虑和使命感在小说中旗帜鲜明。李凤群的《伙伴》也可以看作是成长小说，但李凤群站在人生观立场上，相当于升级版的问题小说。
对现实的敏感和对现实的思考，是安徽作家现实主义传统一以贯之的传承和延续。陈斌先的《补甑》、陈洁庚的《红色的绿茶》，在题材上同属官场小说，但与既往的“官场权斗”小说不一样，他们的小说可以概括为“官场生活”小说，切口小，视角巧，比传统官场小说写得更聪明、更隐晦、更人性化，小说中没有那种刺刀见红的尖锐，有的是绵里藏针的反思。《补甑》由一件祖传的甑的遭遇，引发了三个家庭、六个人命运的颠覆和重组，甑在市领导和更大领导手中击鼓传花式的游历中，已改变古董性质，而成了一个交易的筹码，一件投机钻营的工具。小说在传奇的故事设计中，始终坚持对人物内心纠结、挣扎、撕裂的难度抒写并努力揭示被动生存下的人性真相。《红色的绿茶》则在叙述权力威风的同时，揭示了权力的脆弱和金钱对权力的玩弄。小说没有陶醉于故事悬念的戏剧性，而是深度揭示了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精神灾难和心灵危机。季宇的《无处不在》开篇是一个“老虎”被抓，运输公司老楼等一众司机义愤填膺，言语中都表现出无比的正义和无私，小说没有直击官场，而是以此为楔子，解剖了老楼的一生每一步都是靠“剑走偏锋”走出困境，靠大大小小的权力运作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就连在小学当班干的孙子，给别的孩子抄作业也收取零食和零钱。小说不在于揭露权力腐败的丑陋，而在于揭示腐败与人性的相互兼容，权力如果没有限制的话，腐败就是“无处不在”，与人的地位高低关系不大。小说从人性的视角为腐败下了另一个定义。
人性探索，人文关怀，注解着安徽2021年中短篇小说“以人为本”的文学意志和写作方向，在人文关怀的题材拓展中，曹多勇的《骊歌》、李国彬的《阿尔马的瘿》、余同友的《鸟语者》、杨小凡的《重圆》、何世平的《老同学》等在对人生和命运的叙事中，深度探索生活裹挟下人的情感、精神、心灵的健康与安全，追问世俗生存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是溢出了故事和人物之外小说立意的升华。
许多人把当下的“主题创作”当作是“命题作文”，认定出不了好作品，这是对主题创作的偏见，也是对文学创作缺少常识性的理解。只要尊重文学规律，遵守文学纪律，尊崇文学技术，主题创作的好作品就攥在手中了。2021年安徽中短篇小说出现一批堪称上乘的主题创作作品，这批作品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以文学手法处理题材，用文学的精神点亮主题。洪放的中篇小说《追风》是同名长篇小说的节选，这部以合肥科技创新为蓝本的小说处理难度很大，主人公是分管科技的副市长杜光辉，洪放没有把小说重心落脚在杜光辉的职务行为中，而是将他置于工作、生活、家庭、情感、心灵等多重矛盾的挤压中，在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中，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凸显了科技创新的艰巨性、复杂性、必要性，同时也实现了科技兴市、科技强国的主题目标。
帅忠平的《半条手绢》是“红耀江淮，薪火永继”主题创作的一个代表性作品，几经修改后，刊物主编激动地说“终于找到了头条作品”，《半条手绢》时间跨越半个多世纪，历史与现实两条线交叉发力，小说最重要的突破是将战争与人性、革命与爱情有机整合和统一在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中，年轻的姑娘杨玲花历尽艰辛冒着枪林弹雨到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寻找恋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对革命的忠诚，在两个年轻人身上遥相呼应，彼此成就，是一部有温度、有情怀、有人性光辉的小说。许冬林《扬州月》也是通过一个年轻女子茉莉一生的命运，将人性、爱情、生命、道义、理想等丰富而深邃的人生命题以诗意的、灵动的、细腻的语言和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的独特性就是没有把茉莉写成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革命者的寡妇，童养媳茉莉的善良、宽容、仁爱等品质与革命紧紧链接在一起时，红色主题就被染上了浓墨重彩的人性底色。《我的外婆代号叫L》是一篇探索意识很突出的小说，刘鹏艳对外婆身世和经历的破译与确认，不只是为了确认外婆的烈士身份，所有的努力是都为了让外婆在母亲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里复活，确认身份是抚慰母亲内心的伤痛，只有抚平了内心情感的伤痛，母亲的烈士身份才有意义和价值。母亲与外婆的故事是用革命伦理折射人性之光。陈巨飞《铜锁》构思很用心，是历史与现实在两个时空下的情感对接与精神对话，驻村干部汝生和历史老人钟师傅因为搬迁而共同走进了一把铜锁的命运中，钟师傅对逝去历史的守望，对往昔誓言的捍卫，对亲人牺牲的缅怀，是以“人”的视角展开的，小说从人心、人情、人性的维度下阐释了革命的意义和价值，汝生扶贫的现实呼应是永不熄灭的历史回声。
现实主义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安徽作家的小说整体上坚持了现实主义的精神，但在技术层面也有许多新的突破和尝试，比如朱斌峰的《开往白雾谷的小火车》就是一篇现代主义意识很鲜明的小说，方正和方大顺不只是两个姓名落在一个人身上，而是一个人担当和实践了两个人的角色，就像白雾谷里经久不息的云雾一样，当符号与人生、想象与现实相互顶替又彼此分裂的时候，世界就失去了真相，人也迷失了自我。散文作家胡竹峰写小说筹谋已久，《虬髯客》(外二篇)是他的试水之作，散文语言的惯性成了他小说叙事的起点，传统白话的简洁、凝练、实用、韵律和造型状物的骨感，成了他小说叙事的与众不同特征，有清代笔记体小说的风味，又糅合了武侠传奇的情节设计。
2021年中短篇的技术进步最突出的是，故事写好了，好看的故事与当下的现代阅读形成对接，实现了阅读控制，《补甑》《阿尔马的瘿》《最后的红盔头》《无处不在》《半条手绢》《红色的绿茶》《要脸》的故事的杀伤力很强，而《伙伴》《扬州月》《最后的红盔头》《去吧，少年》等细节能力很突出，《骊歌》《银丹草》《我不是朱鹗，也不是朱鹮》《重圆》等小说写出哲理，写出了小说的意味。2021年中短篇小说在故事设计之外，人物关系处理、情节关系处理有了整体性、戏剧性、功能化的自觉意识，而且取得明显的效果，或用力于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刻画，或侧重于内心情感的体验和挖掘，或专注于思想主题的升华。
然而，2021年的成绩并不能掩盖实际存在的短板和危机，最为明显的是，年轻小说家断档，没有“80后”“90后”的新人脱颖而出;其次是对当下迅速变化的时代变革，缺少敏锐的捕捉、深刻把握，写作资源与题材拓展严重不足;再就是小说叙事和文体创新滞后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
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的安徽中短篇小说，已经以一支队伍的形象，站出了“文学皖军”姿态，展示了“文学皖军”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