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是一种很微妙的感觉，有文境，有诗境，那么，做人，也有做人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一直追求人格的构建，所谓“内圣外王”，是诸子毕生追求的精神境界。冯友兰先生提到一个词语“觉解”，他把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的意义的理解称之为“觉解”，根据人们的“觉解”程度，冯先生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何以区分这几种境界?有人举一个例子，比如扶一个老人过马路，同一件事，不同人去做，但境界是不同的：大傻子有看到人就扶的习惯，他也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扶，为什么扶，你问他，他傻傻一笑，毫无意识，即无觉解，这是自然境界;小学生扶老人，你问他，他说这样做是好孩子，老师会表扬。马屁精认出老人是领导他娘，乖孙子一样去扶，并说我是某某某，是为了巴结上司，这都是功利境界。而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去做这事，并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而是觉得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做了甚至不想让人知道，别人知道了谢他，他很难为情，因为他懂得“善欲人见，不是真善”，这就进入道德境界了。
这就是说，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去做，但由于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比如挣钱这件事，一个人看到别人都去挣钱，于是也跟着去挣，他遵从着一种社会习惯，这就是自然境界;但一个人意识到挣很多钱，不仅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还能得到别人的夸赞、羡慕，还能得到高地位、好名声时，他的行为具有了功利意义，此为功利境界;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挣钱行为不只是满足了自己，还能够帮助别人、回报社会，不仅“独乐乐”，还能“众乐乐”，他于是努力坚持他的行动，这就有可能上升到道德境界了。至于“天地之境”呢?我不敢妄论，大约是“我挣钱，我存在”的道理，因为天地万物有一个共同的理，那就是生生不息。
近日“许家印事件”舆情汹汹。许家印是企业家，他创立了恒大实业集团公司。当年房地产来钱，他就去投资房地产，从“觉解”程度看，别人干什么就跟着干什么，这还只是“自然境界”。可是做着做着，摊子越来越大，利益越来越多，就有了各种夸赞、各种地位、各种荣誉、各种好处，这时他的人生境界，应该是“功利境界”了。一个人停留在“功利境界”层面，只要不违规不违法，也没有什么不好，企业家谋取财富，也无可厚非，固然他的动机是为了他个人，但是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从报道上看，许家印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问题是，他现在涉嫌违法了，他的利益“取之无道”了。他曾公开高调宣称“我可以一无所有”，但事实上却说一套做一套，他利用技术手段转移资产，将化解各类问题和矛盾的包袱扔给社会，还留下一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这就难怪今日之舆情汹汹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自恒大创立以来，许家印及恒大为民生、扶贫、教育、环保、体育事业捐款了一百多亿元，这种捐资捐款的行为算不算儒家所称的“道德境界”呢?直觉告诉我，这不能算，想想那么多被坑的业主、两万多亿元的债务、还有丢下的烂摊子吧。这就好比一伙小偷或抢劫犯，把违法得来的东西高调地“捐献”给别人，以博得“好人”的声誉。《狂飙》的高启强不就是这样的么?还有现实中的李启强、张启强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捐献”，是基于个人动机的行为，背后还有违法的勾当，怎么能上升到“道德境界”呢?
搜索“许家印”条目时，栏目里出现“曹德旺”，曹德旺是中国的“玻璃大王”，他坚持“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一块玻璃”的梦想，把公司开到了国外，他坚持做好制造业，不涉及房地产、娱乐业，他同样捐建灾区、捐建学校，同样也捐款了一百多亿元，他还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获“中国首善”称号，但是，他说：“我捐款是没有条件的，不像有些人捐款，是要拿一块地，一个项目来换。”他表示，自己捐款不是为了当首善，对排名毫无兴趣，捐款出于一种共享心态，与社会共享，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你看，曹德旺和许家印都是做企业的，企业都做得很大，而且都有“善举善为”，都有一长串的荣誉称号，可是论做人的境界，却有很大的区别。曹先生当是中国企业家的异数，观其为人，憨厚朴实，大智若愚，言语中透露着一种家国情怀，这应该是达到了哲人所说的“道德之境”了吧。
冯先生的人生“四境界”，类似于弗洛伊德的“三我”之说，弗氏的“三我”即“本我”“自我”“超我”，它们各行其责，分别代表着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反映人的生物本能，按快乐原则行事，是“原始的人”;“自我”寻求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条件下让本能冲动能够得到满足，是人格的执行者，按现实原则行事，是“现实的人”;“超我”追求完美，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是“道德的人”，人格结构中的这三个层次相互交织，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通常情况下，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处于协调和平衡状态的，从而保证了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产生心理障碍，危及人格的发展。
看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把追求“道德”的人当做做人的至境，这样做虽然很难，但一个人不这样去“立德修身”，一个民族不这样去“立德树人”，就会有很多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