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的中考成绩总分虽超过高中录取分数线，但学校告诉我因数学成绩两分之差低于单科分数线而无法录取。我至今不能知道单独为数学成绩另设分数线的真实性。我一下子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迷茫了起来。其实那会儿的高中录取率也普遍较低，我这也算很好的成绩了，如果再复习一下完全有可能再上个台阶。自己想归想，可是没有学校可读呀!我们八一公社的农中，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级，一律的土课桌土凳子且人数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找不到人帮忙是难以进校复读的。
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我，唯一的退路同时也是唯一的出路那便是回乡当社员，但总是心有不甘还想继续读书。于是边务农边打听，邻乡的倪庄村学校有初中，而且教学质量还可以，又弯来弯去找到该校任教的化学老师帮忙，同时学校也看中了我的中考成绩，就这样得以复读。
记得那年我们村子因解散初中教学，去这个学校初中各年级读书的有十好几位。家离学校十多里地远，中午饭是要回家吃的，一天四趟就四五十余里地的路程。中午放学箭步如飞，只为到家匆匆扒上一口杂粮野菜饭。赶上雨雪天气就难了，深一脚浅一脚，满脚满腿的泥泞，滑摔倒而糊了一身泥巴也司空见惯;如果上午到校突遇雨雪，那就只有在教室里忍饥挨饿到下午放学，将鞋塞进书包，开启光脚丫模式。
因为那个年代条件的局限，我们的世界很小，生活的苦也好，求学的难也罢，概以为大家皆如此，不曾有未来的展望或预期!
上学来回路过的倪庄、小陆家、官塘陈、徐钮家这些自然村庄，土地相对较多并且平整，土壤肥沃，每年种植大面积的花生作物，品种有藤花生和把花生，经济条件自然比我们村要好。印象最深的是深秋或是初冬季节中午放学，肚子早已是饥肠辘辘，十几个同学不走道路而是并排行走在麦地里，眼珠子快速地移动着搜寻着，不时找到裸露在土壤表面的遗落的花生;经雨水或冻碎了的土块里常有。有饱仁的也有瘪仁的，饱的更香、瘪的更甜，捡起掰开撂在嘴里嚼来嚼去不舍得咽下去，那幸福的模样赛过考了高分!为能找到更多的花生，我们如同得了强迫症，见到大一点的土块必定踢上两脚，兴许就会露出一两个来，所以我们的裤腿和鞋子总是灰头土脸的。就这样，在麦苗发棵之前我们几乎把所有路过的麦田筛个两三遍。
花生摘完了的秸秧都是堆放在场地上用稻草盖了顶保护着，等来年开春用牛前给牛当作营养饲料。我们远远的就可以闻到秸秧香甜的味道，不用说牛喜欢吃，连我们也想嚼上几口。幸福对于那个时代的我们，简单、易足。每每路过旁边就不禁伸手翻找几下，偶尔找到几个如同大豆粒大小被舍弃了的花生果，粒仁是粉红色的，芽胚是玫瑰或紫色的，既赏心悦目也可抚慰饥饿的那份感觉。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条件、物质生活得以极大的提高和改善，然而一部分人总是感慨生活质量的好坏却与幸福指数高低不怎么成正比了。唯一的解释就是幸福指数已经超载了的原故吧。不切实际的欲望与无休止的攀比让人迷失了幸福原有的方向和感觉，地位、票子、房子、车子……恰恰忽略了豪宅里住的不一定全是幸福的人，豪车里坐的也不一定全是快乐的人。
读过台湾作家林清玄的一篇文章。小时候他父亲弟兄三人均报名从戎，只可惜后来两位叔伯再也没能从战场归来，三个家庭十八个孩子的抚养重担一下子压到他父亲身上。饥饿对于他们是常态，每顿饭十八个碗里只能分到仅有的一点饭菜糊口，孩子们端起碗立即往各自碗里唾上一口唾沫，用筷子搅拌搅拌，目的为防止自己的那口饭不经意间会被兄弟姐妹们抢了吃。孩子们的幸福就是把自己分得的那口饭能全部吞到自己肚子里去!
什么人什么时刻最幸福，西方媒体作过一次民意调查，在对收回的海量问卷统计后排在前四名的是：第一名是妈妈看着怀抱里沐浴后的孩子，第二名是医生看着治愈后的患者离开医院，第三名是孩子在沙滩上欣赏即将垒砌成功的城堡，第四名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划上最后的句号。无一与财富物质相关。
幸福可以向往、可以憧憬、可以无限地靠近，真的如愿以偿：不过如此!其实人的一生得与失大约各占5%，其余90%都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淡生活。人生一世，平凡最难。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幸福找出上百种理由，也可以为不幸福找出上千种理由。所以是不是幸福的关键，在于心态、在于视角、在于知足、在于把握。草铺上起鼾声，比席梦丝上彻夜无眠要幸福的多。小时候的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此的信念，激励和影响了我的半生，也幸福了半生!
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美。我脑海里时常回放我过往生活的片断，把成长过程、酸甜苦辣和今天的美好交织在一起，总能悟出幸福的感觉和美妙;割裂开来，幸福不在。
我乐于半是奋斗半是轻享的生活!
我永远牢记儿时：幸福不过几粒瘪花生那份纯朴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