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汤碧峰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模糊的概念，能够记得起来的，也就是那么几个片段。当我能记事，难得见到他来过几次，好像来了就坐在家里的床边上，靠着床边的写字台看书，既没有别人家的爸爸那样陪孩子玩，也没给我们买过吃的，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抱过我们一次的印象。
父亲有自己的光荣史，父亲的家乡离诸暨县城15里，一个叫琢玉湖的小山村。解放前，那一带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的活动区域，著名的墨城之战就发生在琢玉湖边上一个叫墨城湖的地方，第一大队大队长朱学勉(兼任县委书记)战死，解放后枫桥区的学勉中学以他的名字命名。父亲是金萧支队的地下交通员，老百姓口中的地下党。
基于地下党的光荣历史，解放后进城成了县供销社推销料的科长，推销料后来独立为农副产品经理部，后改名土产公司。不久就成了家，1955年有了我，第二年又有了我妹妹，应该说有过曾经的风光。记得小时家里有宝塔糖的大饼干盒、炼乳盒子，这些都是一般人家没有的，听说我出生后，家里还请奶妈，可见条件不错。
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父亲就被插了“白旗”，打成右派，先是去劳动改造，后来就戴着右派帽子开除回农村老家。打成右派的原因是因为书记的老婆入党，支部会上父亲提了反对意见。
书记(主任兼书记)姓王，是个南下干部，苏北人，当年还带着警卫员，娶供销社的一当地女子为妻。该女子不仅作风不好，与财务科长有一腿，造成财务科长被处理，而且人品也有问题，仗着自己是书记夫人，在我母亲成为党员发展对象时，背后搞鬼，公开对我母亲说：我都未入党，你想入党?
反右运动开始后，书记认为这是反对书记，反对书记就是反党。而父亲又坚持不承认错误，还有几个和父亲意见一致的人，便被打成“组成反党小集团”。
父亲打成右派后，家里受到牵连，母亲被下放去下山头监督劳动，我们几个子女的户口被迁往母亲的老家，我的外婆家汤村。直到1963年法院判决，准予母亲的离婚诉求，母亲才把我和弟弟的户口迁回她的身边。而那时我已在汤村小学上小学了，小学二年级下半学期才转学回县城。
父亲回农村老家后，我被带去住过一、两次，住多长日子记不清了，估计也就十天半月吧。记得去琢玉湖要走很长时间，途中有个叫五埠头的河上，有一条很长的独木桥，是用几块木板联起来，搭放在石头上的，人走上去晃得利害，我不敢过，落在了后面，父亲只好返回来拉着我的手过去。
父亲自幼父母早亡，在父亲这里也没人管我，整天在外面玩，不是上山采梨，就是在溪沟里捉小蟹抓泥鳅，一次在下树时，树枝把短裤撕成了两半，回来挨了父亲两巴掌，是隔壁的亲戚给补好的。后来听说一次在水库洗澡时，也有说是池塘的，淹下去了，是村里的人给救的，差点去见龙王。
父亲和母亲离婚时，我们早就在外婆家，从此再也没见过父亲，他从没来看过我们。弟弟从生出来就没见到过他，一生只见过他三次，一次落实政策后，和我一起去看过他，一次是他和我妹妹突然来嘉兴，过了一夜，说是来看看孙子，最后一次是癌症晚期，我们带着孩子去看他。在他的葬礼上，是我捧着骨灰，弟弟捧着照片送他上山。
听母亲说，和父亲离婚，并不完全是因为他被打成右派，家庭受牵连才离的，而是本来就感情不合。母亲17岁考进区供销社当会计，调县社工作后，趋于父亲的领导之下，而那时母亲已有个对象，在上海工作的一个远房亲戚，那个亲戚家庭成分不大好，是父亲用政治进步、入团等政治手段逼她成的婚。
母亲提出离婚后，父亲一直不同意，迟迟不能判决，拖了几年。听母亲的同事告诉我，离婚时谁也不要三个孩子，也许是父亲以此要挟母亲，让她离不成，而母亲还年轻，拖着三个孩子以后怎么成家，也负担不了。最后法院让父亲必须挑一个，他就挑了我妹妹，说是长大了可以为他烧饭，可见其心态有问题。
一九七八年全国右派平反，父亲也落实政策，平反的文件上写着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职务，可21年了，还能恢复什么呢? 21年的青春能恢复吗?最后任了个当地供销社所属的茧站站长。而父亲已经是高兴得屁颠屁颠了，托人带口信来告诉我，让我去看他，而我已参加工作8年,记不起他的模样了。
父亲是可悲的，曾经也算是新中国的有功之人，可在大有作为的年龄，却成了“五类”分子，唯一可安慰的，总算有一份退休工资，但直到生胃癌病故，也没能享受到离休待遇，因为离休的标准是享受过供给制的人，而父亲这样的地下党，既没有什么供给制，更不可能有薪金制。
在癌症晚期，听说像他这样的对象全县有10人，正在向上面打报告，而他永远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了。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