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初夏一天的傍晚，结束了几个小时的采访，在离群山不远的地方，找了间民宿住下，打算第二天再作些补充采访。冲了杯速溶咖啡喝下，来了兴致，便发了个“朋友圈”：
父：楼寿臧，黄浦军校上校教官
子：楼加其，黄浦军校19期炮科
今日，晴空万里，群山如画。专程赴楼塔，采访了98岁国民党抗战老兵楼加其老人。
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还配了有“黄浦父子”的一组照片。
半小时后，打开手机，却见，已有六、七十个点赞和留言。
山里的夜，很静。我躺在沙发上，取出录音笔和笔记本，又化了五个多小时，细细地重听了一遍现场录音，记录着“关键词”，重温着白天的“声音记忆”。聆听，兴奋，思考，梳理，打着腹稿，待到全部听完，昏昏欲睡时，己是次日凌晨。
98岁老兵楼加其与家人，断断续续的口述历史，在我脑海中，梳理成了一段段战争岁月里的“记录片”。
一、“这是我的爸爸”
楼加其，1925年出生于萧山楼塔母岭(今大同一村)的一户富裕人家。家族中，不论男孩女孩，大多都会让他们在村里的私塾读几年书，天资好的还会送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
说起自己的父亲，楼加其老人微笑地点着头说：我的爸爸叫楼寿臧。(怕我误写，他还用手比划着那个“臧”字的写法。)
老人家接着说：父亲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一直在黄浦军校做教官。
一旁的孙媳妇打开她的手机，让我看她手机上保存着的曾祖父楼寿臧的简历，是一本记念画册中对楼寿臧的文字介绍截图：
楼寿臧(1894-1966)，萧山楼塔人。1919年3月，于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别号黎校，又号黎孝。亦曾就读于浙江陆军小学堂、南京陆军第四预备学校。
历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浦军校)第六期、第七期战术教官等职。
培养了大批青年学员，包括吕公良、廖耀湘、杨伯涛等知名将领。
后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江西军官训练班战术主任教官、副主任等职。1936年3月，授陆军上校军衔。生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子楼加其考取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从军参加抗战。
这次受访的主人楼寿臧已98岁的三儿子楼加其说：
我父亲年轻时学过武功，爱交朋友，平时开销也大，他还把他名下的一部分山林与田地卖了换钱。有一次我奶奶在家里对他大发脾气，骂他一天到晚在外，不知道在做些啥事，快要把祖宗的家底给败光了。我父亲也赌气地回着嘴，谁都不肯罢休。只见他举着一只刚加满茶水的杯子，几步冲出中堂大门到院子里，“唰“的一下，就从一人高的院子围墙上，跳了出去。手里举着的茶杯，竟没有晃出一滴水。惊得门外看吵架的邻居，啧啧称奇。
跳出围墙的父亲，转过身来对追出门外的奶奶说：在外面，我就做了这个事，学了这点本事。
从此，我父亲功夫了得，能飞檐走壁的名声，就在周边传开了。
这时，陪同采访的楼寿臧长孙楼培华，也略带自豪的聊起了爷爷的一件轶事。他这也是听村里的老人们说的。
抗战前期，南京还未沦陷，我爷爷在南京的军校当教官。有一次匆匆回家探亲，没住两天就有任务要赶回军校。爷爷回家从来不穿军装，只穿便衣。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比较低调。那天，他穿着件普通长衫赶往离家最近的诸暨白门火车站(现称红门)，打算乘火车去南京。当时车票比较紧张，内部人员常与黄牛串通谋利。爷爷对这种现象尤为反感。果然，在购票时，车站的人说车票卖完了，就是不卖给他。几经交涉未果。
一向低调的爷爷，这时也来了脾气，只见他猛地扯开长衫，露出了带有上校军衔的军装和手枪。这突发的架势，确也起到了威摄作用。那两个以貌取人的售票员，哪敢背负妨碍军务之罪，只得乖乖的把票卖给了爷爷。这也是我爷爷在外面耍的唯一一次威风。这个真实的故事，也是当时送爷爷上火车的同乡朋友回来说的。后来，这事又在周边的左邻右舍中传了开来，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
楼加其老人，在采访过程中，至少，有三次提到：抗战结束后，我父亲不想打内战，不愿意中国人打中国人，所以，就辞了职，解甲归田，告老还乡了。后来，他因患严重的肺病，在一九六六年就去世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楼寿臧返乡后，多闲于家中。军人出身的他，只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与家务，生活难免清苦。又经历了数次运动，一些证件资料和老照片等，也早己付之一炬或遗失。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家中，己找不到楼寿臧的一张照片或“黄浦”遗物了。
当我把从萧山地方档案部门翻拍来的，约八十年前的楼寿臧军官照，从手机里找出来，递到楼加其老人家眼前时，他凑近仔细地看了看，很快就认了出来，略显惊奇却又孩子般地说道：“是的，是的，这是我的爸爸。”
看得出来，将近百岁的老人家，一定也是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过照片上的爸爸了。
老人接着又说：我爸爸生于清朝末年，1894年，走的时候72岁。
二、贵州独山念书，报考“黄浦军校”;立志从军抗战，参加“南宁抗日”
童年的楼加其，一直在老家的私塾里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十五岁左右时，己在黄浦军校任教官多年的父亲，将他带在身边，接受新式教育。先是在南京，后因战事吃紧，军校西迁，楼加其又随父亲到了贵州。
父亲楼寿臧任教官的中央陆军大学，是国民政府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于1938年从南京迁入贵州遵义。父亲将十几岁的楼加其送到离遵义约280公里的独山念中学，校名叫“中正中学”，是一所内地西迁学校。
独山，是位于贵州偏远山区的一座小县城，苗族居多。抗战时作为西南大后方，贵州的遵义、独山等地，迁入了多所内地大学。楼加其老人回忆说，他还与同学一起去过西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看到过浙大学生在那里上课。
老人说，那时，他与父亲也不能常见面。遵义在独山北面，相距280公里，陪都重庆在遵义北面，相距也大约280公里。由于内地的许多学校，公司、银行与机关，陆续迁来独山，其所属人员和各地难民也随之而来，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内地的一些富人和名人明星，也有不少西迁至独山。如，当年的文化名人郭沫若、田汉、徐悲鸿，电影明星胡蝶等。独山，一时便热闹起来，商业也一下子繁荣了起来。还一度被外界称作“小上海”。
楼加其在中正中学读书期间，全国的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日本的侵略魔爪己伸向大后方的广西贵州、四川等地。中正中学的校园内，也到处燃烧着抗日激情，同学们关心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关注着前线的战况。
1943年春的一天，正在学校上课的楼加其和两个同学(湖南人章俊，诸暨人汪浩林)(音)，听说从广州黄浦西迁至独山的陆军军官学校(黄浦军校)四分校正在招生。三人即刻热血沸腾，激情顿生，立即相约前往黄浦军校报考。三人异口同声的说，死就死吧，我们誓死也要共赴国难。经考试，三人都被军校录取。楼加其被录取到炮科学习，毕业后将分配至炮兵部队服役。
紧张的炮兵课程学习与训练，伴随着前线抗战形势对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
抗日战争，从1931年“9.18”事变起，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共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间，贫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饱受战争的苦难和创伤。日寇每到一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全国无数家庭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悲惨痛苦。楼加其家庭也是如此。抗战时期，楼家人在前往“大后方”的逃难历程中，也是一死一失踪。楼加其的母亲在逃难至四川境内时，因突发疾病，缺医少药而离开人世。楼寿臧四子，即楼加其14岁的弟弟，在一次躲避空袭的逃命时失散，也不知死活，成了一家人心中永远的痛。
抗战时期，西南部的广西发挥了大后方的重要作用，因而也成了日军进攻的目标。抗战时的南宁，遭受过日军上百次的狂轰滥炸，成为中日桂南会战的主战场。1939年和1944年，南宁在日军的疯狂轰炸和大举进攻下，曾两度沦陷。
日军在1938年-1944年，对南宁辖区进行过131次空袭。由于，当时防空力量薄弱，日本军机可随意轰炸任何目标，日本军机低空追逐人群扫射，罪行令人发指。那时的南宁，空袭警报响不停，轰炸声震耳欲聋。持续不断的空袭，使大半个城市变成废墟，数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仅十万余人的南宁，就有上千人因空袭伤亡，许多家庭因此支离破碎。“躲飞机”，“跑警报”，成为老南宁人，一生中痛苦的经历和回忆。
南宁残酷的战况，关系着大后方的安危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国军也不断地向广西一线增派军队，与日军展开激战。国军在全国各战场多线作战，兵源兵力严重不足。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楼加其就读的这期黄浦军校19期的学员和教官，在没有毕业的情况下，全体师生都被派到了南宁战场，参加了坚苦卓绝的“南宁抗战”。
楼加其他们是炮兵，没有遇到过与日军面对面的战斗。炮兵在战斗中发挥着为地面部队打前战，除障碍的特殊作用。楼加其的炮队根据战斗需要，随时移动调防。他在军校学习与训练时，每次总评成绩都排在全体学员的第五名或第七名，成绩优秀。正因如此，所以，楼加其上战场不久，就被任命为少尉排长。
楼加其当时的炮队，使用的是美国制造的“野炮”(全名称“野战炮”)。(采访时，为明确老人家说的到底是哪种炮，笔者在手机上百度出几种炮的图片，让他辨认。确定是那种带着两个大轮子，拖运，移动，转向都较为方便的“野战炮”，在抗战片中常能见到。)
老人家回忆起“南宁抗战”的岁月，重复着说了好几遍：炮声连连，炮声连连，那时真的是炮声连连啊!可见，那隆隆的炮声，对老人家来说，是多么的刻骨铭心!那炮声，既有日军在中国大地上投下的罪恶炮弹，也有中国军人反击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弹。老人回忆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执行上级命令，作战时，每组炮兵都需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并根据炮兵指挥员，发射的信号弹指令，将一发发愤怒的炮弹射向敌人的阵地，射向行进中的敌军。
经过中国人民十四年的前仆后继，英勇抗战，中国也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三、厦门要塞司令部任职“巡检队”，彭山104师任炮兵排长，投诚“刘邓大军”任炮兵连副
抗战胜利后，楼加其被派往福建厦门的要塞司令部，在由各军种军人及警察组成的“巡检队”任职，负责战后夏门城市的社会治安及清除暗藏的日伪敌对残余势力。
楼加其老人回忆说，在厦门任职的时间比较短，大约半年。但有一件事，给他印象很深。他像说书似的给在座的几个人，娓娓道来：
一天下午，他和另一巡检队员，按惯例在街面上持枪巡逻，检视路人，对看似可疑的人或事，会特别留意问询并查看。正巡逻时，忽然发现，距他们几百米远的街角边，十字路口，有一辆三轮车停在那里，旁边有个男人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在干嘛。
我对同伴使了个眼色，便像路人一样，假装聊着天，警惕地往三轮车的方向走去。不知是啥地方露了马脚，当相距仅一百五十米左右时，那男人突然向街角旁的小巷飞跑而去。当我们奋力的跑到巷口时，那人早己无影无踪。原来，那条小巷像树叉一样，巷子里又分出了几条窄巷，跑到巷里，己不知往哪条窄巷去追了。二人只得灰溜溜地跑到三轮车边，对三轮车进行了一番搜查，倒有了重大发现。在三轮车坐垫的左右两侧，竟搜出了两把“勃朗宁”手枪。
本想拿着搜到的手枪，到上司这里去邀个功。不想，反被上司训斥了一通。说我们怎么这么笨，放走了活人，连逃跑那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不过，没受到处分，也还算是幸运的，只是挨了几句骂。
1946年五月前后，厦门要塞司令部干了半年左右，楼加其又被调往四川彭山47军104师，还是任炮兵排长。
在彭山104师的三年里，炮兵除了日常训练，维护装备外，似乎没有参加过什么作战任务。当时，虽抗战胜利不久，就暴发了内战，但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的正面冲突与作战，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华北及长江流域，三大战役，相继在那几个地区展开。解放军的战略重心，尚未剑指西部的国统区。但共产党在隐蔽战线的统战工作，早己在国统区的政府部门和军队中秘密进行。
47军的部分高级军官己被解放军秘密说服，表示要反对内战，伺机起义。所以，平时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剿共布署也是阳奉阴违，能应付就应付，都在等待起义的最佳时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大西南，国民党政府企图苟延残喘，组织了所谓“川西决战”。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国民党47军将领刘文辉(军长)、邓锡侯、潘文华，于1949年12月9日，在彭县龙兴寺通电起义(即彭山起义)，率部投向人民阵营。在刘、邓、潘起义的影响下，四川一大批国民党将领纷纷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川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彭山起义后，人民解放军迅速地缩小了对成都的包围圈，聚歼了盘踞在川西平原的胡宗南残部。12月27日，南北两线解放军在成都胜利会师，成都和平解放。
这时，楼加其所在的104师，已随起义部队，全体投诚于解放军的“刘邓大军”，并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12军。
在解放军的革命大熔炉里，当时，还年轻的楼加其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也懂得了共产党为人民打江山，解放全中国的道理。在解放军的炮兵部队里，他受到尊重与任用，到12军没多久，就被任命为炮兵副连长。1951年，楼加其因患病，退伍返乡。
后记：
楼加其退伍返乡后，做过土纸作坊的工匠，在生产队务过农，又在萧山、富阳等地的初中当过英语老师。
三十多岁时，他与浦江女子成婚，育有四子一女。晚年生活幸福安好，子女孝顺，做了太公，天伦之乐。98岁的老人家心态好，身体状况也不错，喜欢吃肉，吃甜食。白天，他还会常常独自一人坐着轮椅，自己手动“驾车”，到村头村尾转转，跟人聊聊天。偶尔，也会到村口小店，打点小酒咪咪。家人和邻居们都说，老人家活到100多岁，肯定是轻轻松松。
在采访快结束时，老人家微笑着对我说：我的一生还好。有人给我看过相，说我是越老越好，哈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