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个记者采访放羊娃的故事吗?
记者：你平时每天都干嘛呢?
放羊娃：放羊。
记者：放羊是为了干什么?
放羊娃：等羊长大了，卖钱，娶媳妇，生娃。
记者：生娃干啥?
放羊娃：让娃放羊......
先别急着嘲笑放羊娃，且试着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记者在将来的某一天，用同样的问题，问娃的娃甚至娃的娃的娃，那娃怎么回答?——恐怕得到的还是同样的答案。这是农耕文明社会的标准答案。如果他回答说将来去卖羊肉串，那一定是天方夜谭。对未来的想象，离不开当下的黄土高坡。身处封闭的圪梁梁和山沟沟，才会有农民对皇帝的想象：用金锄头挖地。顿顿吃白面馍馍。
上海封闭之后，没有人告诉过我小区每次核酸检测的结果，也没有人说过还要封多久，大约什么时候解封。未来的日子，便很难想象了。
便回忆从前如何想象未来。
受了贫穷的限制，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到大，对未来都缺乏想象力。困难时期瓜菜代，你能想到未来能吃饱饭，一个星期争取吃一回肉，最好是那种膘厚的，一咬一冒油。你不可能想象从来没听说过的龙虾，鲍鱼，包括并不值钱的啤酒。至于那种安装了空调，冬暖夏凉，有美女在门口迎宾的餐厅，就更加不符合“用金锄头挖地”的穷人逻辑了。
我眼里的未来，全是好吃的。那“未来”通常离我不远，一伸手就够得着。
例如锅盔。
锅盔是一种发面饼。赵镇街上，最早打锅盔那人姓甘，人称甘锅盔。印象中甘锅盔的摊子就在薜素面门外，一炉灶，一面板，面板上有半碗盐，小半碗油，底下有一个大面盆。甘锅盔多数时间光着膀子，毫无必要地系一条脏兮兮的白围裙，啪!啪!啪!擀面时把擀面杖敲得惊天动地，擀一下，敲两声，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在打锅盔。擀好的锅盔先放到抹了油的鏊子上煎，然后置于炉膛烘烤。甘锅盔拿开鏊子那一刻，表情香甜，浓浓的面香直扑最近的鼻孔，香得人口水直流。锅盔不贵，一两粮票三分钱。那时我对未来的想象，不用说就是既有粮票又有钱，一口气买两个锅盔，我一个，豁出去了，另一个给我哥，边吃边响亮地吧唧嘴巴，眼红同伴。结果弄钱粮的办法是我哥想到的，买米时少买一斤，我妈看不出来。大米一角三分八，买四个锅盔还余下一分八哩。实际上我们舍不得一次性消费那么多银两，买了一个锅盔，一人半个。小口小口吃，包在嘴里半天不吞，很吃了好久，吃安逸了。
第二个对未来的想象比较超前。越过锅盔摊子，昂然走进薜素面，堂而皇之地坐了，喊：来两碗面，一碗红汤，一碗清汤!面比锅盔贵，八分钱一碗。别看比锅盔才多五分钱，档次却上去了。锅盔算零食，吃面叫打馆子，也就是北方人说的下馆子。坐下来吃面跟站在外面吃锅盔完全是两码事。放学回家，经常看打锅盔，顺便瞟一眼面馆。馆子里传出来的香味远比锅盔复杂，熟油辣椒，葱，蒜，猪油，味精，花椒面。不敢多闻。主要还是胆小，怕买米时贪污多了形成大案要案。
后来自然是先吃薜素面，再吃何抄手(馄饨)，然后醪糟蛋。醪糟蛋一角五一碗，一碗才一个蛋，那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享受了。从甜食店出来，特别想把甜腻了的感觉说给人听，却不敢，万一传到我妈耳朵里，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吃，对未来最远大的想象就是共产主义了。没见过共产主义，听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另一种说法是土豆烧牛肉。上小学时会唱一首歌：“一条小河清又清，清水河上亮晶晶。那不是星星闪亮哎，是咱们公社的电灯放光明。”你看，楼上楼下，共产主义的灯光，倒映在河面上，小河成了天上的银河。不久，电灯取代了煤油灯，15W的灯泡，灯光昏黄，电压还不稳定，一闪一闪的，给我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电灯不过如此。有一天我妈不知为什么换上一个60W的灯泡，眼前竟一白，这才晓得电灯亮起来不得了，还晓得了其亮度取决于电费的多少。最早见过的电话是手摇式，通过邮局转接，单位上才有，很俏。再就是土豆烧牛肉，土豆和牛肉都吃过，这道菜据说是用来讽刺没有见过共产主义的苏修。
从前，对大多数人而言，未来的日子是不需要想象的，得过且过才叫正常。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一天农民种一天地。农耕文明，祖祖辈辈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靠天吃饭，交皇粮国税。改革开放多年后，有记者进入深山采访。听说记者来自北京，一老大娘问：毛主席他老人家可好?记者答：毛主席已经去世了。大娘又问：现在谁当毛主席?信息之闭塞，可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于我所在的县城，也好不到哪去。从前文的称呼便可见一斑，姓氏加职业，姓甘，打锅盔，就叫甘锅盔。姓薜，卖素面，就叫薜素面。姓赵，修手电筒，谓之赵电棒。赵电棒的儿长大成人，如果不出意外，便是又一个赵电棒。至于企业，多年后那些年老职工退休，儿女可选择一人顶班，一个萝卜一个坑，集体仍是集体，全民仍是全民。阶层，基本上是固定的。
因为对未来缺乏想象，我们便很容易接受当下。
文革如火如荼，身为红卫兵小将的我们，正兴致勃勃地造反，忽然被要求去当农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二话不说，立即下乡。记得我当时选择去向，最在意的是，粮食够吃，有柴烧;不能离家太远，方便我妈退休后帮我喂猪。
红五类子女可以进工厂或参军了，我选择了参军。对未来的想象是，要么提干，衣锦还乡;要么干五年，退伍便是二级工。后来才知道，没必要受那么多苦，干三年回家是二级工，两年后自然升三级。
进工厂后想，好好学技术，争取熬成八级工，每月挣一百多块钱。
谈恋爱之前想，未来的妻子应该爱好广泛，例如爱好做饭，洗衣服和打扫卫生。至于长相嘛，没办法做到具体，只是觉得应该不丑，中等偏上，漂亮点更好，例如电影里的女特务。正式谈恋爱时直奔主题：尽快结婚，生儿育女。只能生一个的情况下，最好生儿。儿长大了干什么，没想过。这就不如知道让娃接着放羊的那个娃了。后来想，我们那一代的未来，自有政府安排。儿女长大后也一样，都得服从安排。放羊那个娃的娃，政府不管，由老天爷安排。
未来的不可知，决定了我们充满了“远虑”，生怕在某一天有一个好歹，出一个“万一”。每一个中国人都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门绝活：储蓄。
我当兵那年，每个月津贴费6元，高寒补贴2元。拿到那钱先买牙膏肥皂信封邮票，再留2元烟钱，剩下的统统存死期。当兵五年，退伍回家时，竟怀揣200余元巨款。结婚后，夫妻二人月薪加起来六十多元，仍然不放心未来，舍不得给“当下”的女儿喝牛奶买新衣，非要把钱省给她的“明天”。如今老伴每每后悔，说亏待了女儿。我表示赞同，说早晓得该把所有的钱花光。甚至提议：要不，咱倒转去?
那时，真的没想到“未来”会滋润到这步田地。
没想到中国有一天会改革开放，而且不再纠缠姓“社”还是姓“资”。
当年从工厂调到广电局，我饭量大，最担心粮食不够吃，犹豫再三，再四，再五才拿定主意。忽然有一天，粮票取消了。油票肉票豆腐票火柴票肥皂票自行车票这票那票，一夜之间，统统消失了。没有经历过紧缺时代的人，你无法想象那些票有多么珍贵。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封控初期的上海，流通渠道一堵，统一保供了，你有钱，却买不到东西。
你很难想象，才几年工夫，老百姓便可以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了。
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假如邻里之间聊天，你提到电视机，对方没准劈脸就吐你一泡口水，说你妖言惑众，拿他当瓜娃子。改革开放后，我和我哥合伙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孔雀牌，九英寸，250块钱。每天晚上，我家人山人海，主人根本没有立足之地。那时同样尺寸的彩电要卖3000元。彩电便是未来，须踮起脚打量。便想，还得攒钱呀，将来争取用彩电看春晚，这辈子才算活出了人样。
电视机之后是洗衣机，半自动的。那天两家人，六个好奇宝宝，团团围了，齐齐把头探向中间，看它嗡嗡嗡旋转，看衣物载沉载浮，然后一齐嫌它洗不干净衣领。
曾几何时，县团级干部凭介绍信才能坐飞机，后来，有一架波音的头等舱，居然出现了甘锅盔儿子——小甘锅盔。
曾几何时，勾勾鼻子外国人所在的国，能去的，只能是国家级领导人，后来，赵电棒的孙子小小赵电棒——如今经营电脑，改名为赵联想——踏上了欧洲十国之旅。
后来我才明白，当中国人不再好奇，坦然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新生事物时，意味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已经抬起头来，开始仰望星空。
从前，已经太过遥远，遥远到很多人不知道它的本来面目。有的人开始怀念从前，甚至想回到从前。他们难道就因为曾经吃到一个难得吃到的锅盔，难道就因为打了一回馆子，吃了一碗红汤薜素面，便认为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他们难道喜欢各种票证，喜欢紧缺，喜欢挨饿，甚至喜欢被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
我回忆从前，是因为珍惜现在，且坚信人类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疫情意外降临，我们的确很难。
但我相信，只要上海尽快清零，只要外企不跑，民企不垮，就业不难，社会稳定，我们便有信心继续想象未来并仰望星空。
2022年5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