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相识
早在我少年时代，读了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之后，一个很有学问，能跟青年人娓娓谈心，谈得你动情，谈得你心折的学者，便在我稚嫩的心田里占居了一个很大的位置。
我一直遥遥地注视着他，读他的文章，读他的书，关心着他的进退出处，分享着他的喜怒哀乐。
“四人帮”垮台后，中央有关部门在济南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会议，我应邀参加，并参与美学小组的讨论。原以为那一次能见到景仰已久的朱先生。当我听说朱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时，内心感到十分失望。
1980年6月，我终于在召开于昆明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上见到朱先生了。
这次会议，朱先生的夫人奚今吾、女儿朱世嘉都劝阻他去参加，因为他那时毕竟已是80多岁的老人，又体弱多病。但他还是去了。而且不同意学校当局让他的女儿陪同照顾。他说：“我常见到一些老同志，身体并不坏，开会时却还要家里人陪着，这不好，我不要。”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他讲了话。一开口就谈到他为什么一定要到昆明来参加这次会议。他说：“这次来，经过斗争。我的那个系里和我的家庭没有人肯让我来，怕我这条老命就要不行了。我想，这个盛会我不能不来，希望借这个机会和朋友们见见面，谈谈心。我已83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这个讲话中，他还谈到“美”、“美的”、“审美”这三个概念的区别。他说，有的人不懂这三个概念的区别，因此就不免闹笑话。
朱先生个子不高，人相当消瘦，一头白发，穿得很朴素，甚至不怎么干净，但两眼炯炯有神，全身充满一种内在的力量与精神，显然是一位杰出的智者、哲人的形象。他讲话讲到得意处，两腿还不自禁地轻轻抖动。
那次会议，安徽去了五个人。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他听说我们是安徽去的，非常高兴。说希望我们为安徽的美学事业多做些工作。湖南的一位同志为我们和朱先生照了一个合影。我又单独和朱先生合照了一个。我单独和他合影时，我请他坐着，让我站在他背后，他一定不肯，和我并排站着，并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那一年年初，我的《艺廊思絮》出版，我曾于出版后就寄了一本给他，请他指教。会议期间，我曾当面征求他对《艺廊思絮》的意见，他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一年的7月6日，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又谈到，他看了《艺廊思絮》“觉得对艺术有亲切感受，无时下教条公式习气，清新可喜。”)我请他为我写点字，他先是在我的一个大写生本上写了王维的两句诗：“万物虽参差，适吾无非新。”第二天，又用宣纸为我写了一个条幅，是李白的诗：“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不知他是写这两幅字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呢，还是已看透了我的思想感情才写这两幅字给我。我突然觉得这位老人对我是何等的亲近。
朱老显然是好喝酒的，至少每天的晚上得喝两杯。可是下酒菜极其马虎。我当时见到他的下酒菜只是以小学生用的那种铁文具盒装着的一些油炒花生米。
开会期间，有一些游览活动。他是每游必去，而且兴致勃勃，脸上常挂着孩子般天真的笑。一双对美的景色特别敏感的眼睛也总是闪烁着动人的神采。可是登高他却实在力已难胜了。陪着他的人也不敢让他往又高又险的地方去。
朱先生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他平常穿得很马虎，可是却带了一套比较讲究的制服，在会议结束集体照相时穿了起来。但散了会便又换下了。
书信往来
昆明会议结束后不久，朱先生给我写来一封信，谈到他的胞弟朱光泽解放前曾毕业于四川大学，毕业后当过大学助教。解放后在土改时因违法被判刑。劳改期间，多年自学医疗，在劳改农场当了医务人员，工作颇有成绩，受过表扬。劳改期满，恢复了公民权，回安庆闲住，找不到工作。家中大小近十口，生活极困难。希望我代为恳请有关领导，给朱光泽安排一个工作。我接信后找了当时的省政协主席张恺帆同志和省委统战部长魏建章同志出面讲话，相当快地给朱光泽安排为省文史馆馆员。1981年，朱光泽写信给我，说他家在桐城的住宅被桐城中学占用了，希望我找有关方面讲话，把房子退回给他家。我写信征求朱先生的意见。朱先生当即回信说：“舍弟光泽说什么我家在桐城有住宅，被桐城中学占用，这是他说谎造假，纯属胡闹。可见他完全没有改造好，毫无悔过之心。我家原住桐城乡下，离城有50里。我回国前移居城里，租住文庙前双井街一个远房同姓的三间旧屋，按月纳租。房主后来死了，没有儿子，租房便一直住到解放。房地离桐城中学还有一里多路，怎么说它占用了我家旧房?我对此很生气，所以赶快写信，以实况奉告。稍暇我还要直接写信申斥他。……”我接信后就没再问这件事。但后来据朱光泽之子朱式蓉说，他家确有房子为桐城中学所占用，现已解决。他大伯如此云云，是因年纪大记错了。我觉得，不管怎样，朱先生对自己的亲人既尽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的做法，的确显示了一位大学者的善良、耿直与刚正。
他的《谈美书简》出版后，曾立即寄赠我一本，除写了“郭因同志赐教”，签了名，记了时间之外，还题了一首诗：“谈美这块小苗圃，暮年心血的经营，异时有幸重游目，是兰桂还是荆榛?长江后浪推前浪，翻新自有后来人。”并又写了“郭因同志哂政，光潜”字样。
我在读过他所赠送的《谈美书简》之后，给他写去一封信。信中主要就我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自然彻底人道主久”，“人彻底自然主义”以及“内在固有标准”这几个概念的理解提了一点不同看法，建议他加以考虑。他很快就给我写来一封回信。信中说：“拙作《谈美书简》已蒙过目，并提示修改意见，将来再版时当特别加以考虑。……”一位著名美学家对一个后辈不知轻重地提出的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居然表现得这样谦虚，实在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以后，我还曾写了两篇读后感发表。一篇是《在真理面前——从〈谈美书简〉看朱光潜教授》。另一篇是《从〈谈美〉到〈谈美书简〉——试论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变与不变》。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了我的论文集《审美试步》。这两篇文章发表时，因编辑部改动得使我不满意，我就没有寄给朱先生。后来，《审美试步》倒是寄赠给他了。那两篇文章在收入这本集子时，我稍作了些文字调整，但也未能恢复原稿的样子。也不知他看了我的妄评之后有何想法。我不便问，他可能也觉得不便讲。
1980年的11月，安徽省美学学会在经过6～10月的几个月筹备后正式成立。我作为当时中华美学学会的常务理事之一和安徽省美学学会筹备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成立大会召开前写了一封信给朱先生，邀请他作为全国美学学会会长和安徽省籍的学术界前辈光临指导。大会召开前夕，我接到了他写发于11月12日的一封回信。信中说：“安徽省美学学会在您的大力倡导之下，在东南区首先开成立大会，可喜可贺!我因年老事多，不能躬逢其盛。请您代向参加会议的朋友们问好。……10月11日，北师大美学教师进修班开学，我应邀去讲话，写了十四行顺口溜作为提纲，亦寄奉此次参加大会的朋友们请教。”信尾就抄了那十四行顺口溜：“不通一艺莫谈艺，实践实感是真凭。坚持马列第一义，古今中外须贯通。勤钻资料戒空论，放眼世界须外文。博学终须能守约，先打游击后攻城。老子决不是天下第一，要虚心争鸣，接受批评。也不作随风转的墙头草，要挺起腰杆，端正人品和学风。”这封信在大会上宣读后，大家都表示十分感谢朱先生对家乡美学界的关心和鼓励。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也是省美学学会新选出的兼任会长戴岳说，我们省美学界应该把朱老这十四行顺口溜作为美学研究的指针。
燕南园拜谒
1981年春，我从省政协文史办调到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工作后，为了学习有关院所的先进经验，曾和几位同志一道去北京访问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逗留期间，我们曾去北大燕南园66号拜望朱先生。当时朱夫人和他们的一个女儿正在门外园中劳作。我通报了我的姓名后，朱夫人显得很高兴，就向屋内的朱先生喊道：“安徽的郭因来了!”我们赶忙走进屋内。朱先生迎了出来，和我们一一热情握手后坐下交谈。朱先生的住宅，室外环境还可以，有点绿化，有点菜地。但房子已陈旧，家具也简陋。他们的日常生活显然过得很朴素。朱先生和夫人硬要留我们吃午饭，我们怎么好意思打扰他们呢?就坚持要走。朱先生想送我们，我们硬把他拦住，他就让朱夫人一直送我们到停车的地方，朱夫人看到我们的车子开动后才挥挥手走回家。这一次是我和朱老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遥领教诲
1981年秋天，我写了一篇评论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文章，题目为《人性的异化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副题为《我看〈儒林外史〉》。我是想借评《儒林外史》来谈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各种“异化”问题，目的在于希望今天和今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有“异化”的命运。我把这篇文章的打印稿寄请朱先生指教。11月1日，他写了一封回信给我。信中说：“承惠示《人性的异化与知识分子的命运》大文，已抽暇拜读，甚佩用功日勤，收获不小。嘱提意见，觉得标题太大。仍以评论《儒林外史》为较通俗。‘异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一条无所不包的客观规律，到处都安得上。你我都必然经过不同程度的异化。像原文标题，尊文未免‘大题小做’，如果不标明而于评论《儒林外史》暗寓异化的道理，那就是小题大做了。拙见如此，不知以为然否?……”朱先生要我采用‘小题大做’的办法，不要在标题上点明谈“异化”问题，而将“异化”的道理暗寓于对《儒林外史》的评论之中，题目还应用普通的通俗的题目。这意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显然是很对的。可惜我当时存心“大题小做”，因此没完全听从朱老的忠告。此文在《读书》发表时，编辑部改用了《知识分子的痛史》这个题目，那是根据我这篇文章的头两句：“《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丑史吗?不!《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痛史”来安的。而在我把此文收入《审美试步》时，我又改用了《从〈儒林外史〉看人性的异化与知识分子的命运》这一题目。我至今还后悔当时没有完全听朱先生的话，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
最后的联系
1981年11月，朱先生的《艺文杂谈》在安徽出版。1982年1月16日，朱先生给我写来一信，说他自购的80本《艺文杂谈》收到后即拟以一部分送同乡友好请教，要我开一个10人左右的名单给他，以便他签名寄赠。他在收到我的回信后，3月3日寄我一信及10本《艺文杂谈》。
当时的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张劲夫在收到我转去的朱老签字送给他的《艺文杂谈》之后，写了一信给我，要我代向朱先生致谢意，并邀请朱先生在方便时回皖旅游和小住。我当即向朱先生转达了劲夫同志的厚意。6月，朱先生复我一信，说那年夏天已决定根据全国文联的安排，住庐山读书，“安徽之行，拟待明夏”。对劲夫同志的邀请，表示“盛意可感，乞便中代为致谢。”信中还谈到“明春应香港中文大学讲座之约，教育部已表示赞同。大约需住二十天左右。今秋拟为香港讲座写一篇论文，题为《从维柯〈新科学〉看我国古代文化》。还谈到《新科学》已译完，尚须校改。拟明夏交人文社付排，从此就告老，无力做什么了。”
此后，由于朱老年迈体衰，事忙多病，我觉得未便多打搅，也由于国内在大批人道主义与异化论，而朱先生和我都是曾写过讲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文章的人，未免都心存戒惧，彼此就没再联系。
怀念与追思
1985年6月，我和李泽厚、齐一等一道在敦煌为全国美学学会与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美学讲习班讲学。在谈到朱先生的健康状况时，齐一告诉我，朱老有时身体好一点，有时却很差。神思也常恍恍惚惚。甚至恍惚得连很熟的人也认不出来了。有一次齐一去看他，谈了好多话，朱老还搞不清这就是担任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所长、全国美学学会秘书长的齐一，而问他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大家谈到朱老的这种健康状况，心中都非常难过。7月，我从敦煌直接去北京参加蔡仪主编的《美学原理》讨论会，曾打算会后去看看朱老。我和齐一谈到这个打算，齐一说：“朱老身体已很差，他夫人不希望人们去影响朱老的休养。而且朱老既然连很熟的人都已认不出来，你就不必去了。”于是我就打消了探望朱老的念头。朱老去世后，我想起来非常后悔。要是知道朱老将不久于人世，我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不讲话，看一眼也好。
1986年3月6日，朱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我心中十分难过，当即给朱夫人发了一个唁电。
为了悼念这位曾关怀我、帮助我的一代美学大师，我还能做的就只是写点文章了。
我写了《“坚持马列第一义”——悼朱光潜先生》，发表于1986年3月23日的《安徽日报》。
我写了《“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悼念朱光潜先生》，发表于《美与当代人》1986年第5期。
我写了《朱光潜，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朱老逝世三周年祭》，发表于《艺术界》1989年第5期。
我写了朱老的传记《朱光潜》，连载于《江淮文史》1993年第1期至第6期。
我为安徽省黄山出版社将要出版的评介安徽近现代八大思想家—文集写了《凤凰涅槃——朱光潜述评》。
我永远敬仰朱光潜，永远怀念朱光潜。我不仅把他看作一个杰出的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我更把他看作一位既有深沉的知识关怀，更有深沉的社会关怀，而且其知识关怀实际上是服从与服务于社会关怀的大思想家。我把他的一生概括为三条：做人——“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治学——以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儒家思想之木。终极追求——人生艺术化。
我没有正式做过朱先生的学生，但我不揣冒昧地在内心把自己看作他的私淑弟子。冯友兰曾谈到做学问有跟着先贤“照着讲”或“接着讲”以及与先贤“对着讲”的区别。我把美学看作帮助人们按照美的规律美化人类的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一门科学，我主张美学的终极追求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大动态和谐。我自以为我是跟着朱光潜这位先贤在“接着讲”的。我深愿他日我也长辞人世之后，在九泉之下不至于愧对朱光潜这位先贤。
(摘自1997年3月《华夏纵横》创刊号)
注：《安徽近现代八大思想家》至今未能出版。但我此文已曾发表于《艺术探索》2000年3-4期，并收入了我出版于2002年的一本名为《艺术美的创造与欣赏》的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