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我外公的故事。从题目看，它一定没什么传奇之处。
事实也正如此。一根扁担一根绳就是外公谋生的工具，如同裁缝的刀尺、木匠的斧凿。因此，我无论如何写，也不可能赋予一个藐小的事物多么伟大的意义，也不可能将一个升斗小民写成斩将刈旗、射天回日的英雄。
但是，任何平凡的人物、任何普通的故事，我们都可以从中一窥当时的历史、百姓的生活。若细读之，还能发现他们鲜明的个性、有趣的灵魂。约翰·梅西不是说吗，所谓文学不过是文字写出的回忆录罢了，稀奇之处只在于它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含量。
使我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冲动是这样的：六年前的一个秋天，母亲做了两碗豆丸子，并用麻油拌了一碟香菜，在旧宅里那个高大的椿树下与我面对面地吃。大抵温馨的时刻最容易让人产生一些怀想，也或许做豆丸子与做豌豆糕的过程有些相似，也或许它们是近亲同族的缘故，总之，母亲又提起外婆和外公做豌豆糕卖的陈年旧事来。我之所以用一个“又”字，是因为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过，尽管都是支离破碎的。后来我就以《外公》为题写了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我先介绍一下槐店——正是由于它的存在，附近的村民才有了更多的谋生的机会
槐店，也就是我现在所居住的小城，是颍河岸上一个城郭千年、烟火万家的古镇。它位于颍河和蔡河的交汇处，北接汴洛，南通江淮。尤其是，在一九四九之前，就像武汉三镇，它一分为三，一属沈丘，一属项城，一属淮阳。还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点，汉民和回民于此风月同天、井河共饮。因此，当时用“室庐繁庶，宾客辐辏”来形容它一点都不为过。
外婆家所在的村子大王楼与之相距只一箭之遥。也算近水楼台，村民多做些小生意，尽管在乾隆年间他们祖上也出过一位了不起的翰林。地无一垄的外公就靠一根扁担一根绳子做讨生活。外公生于一九零二年。这年，一月八日，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仓皇出逃已两年之久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率领着他们的万千车马，浩浩荡荡，历时三个月从西安回到了北京;四月二十六日，章太炎在东京组织“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吹起了民族革命的号角。巧合的是，就在那年的今天，即七月十七日，美国一个叫威利斯的工程师，为了让印刷机稳定工作，开发了第一台调节空气温度和湿度的装置。也就是眼下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空调。在此后的几十年，虽然皇帝不在了，但穷人的日子并没有多少改变。
外公每天就用一根扁担一根绳子，在槐店和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集镇之间做买卖，赚些微薄的收入。或米或面，或油或盐，或红薯或花生，或阜南的竹编或豫西的石器，都是他双肩挑来担去的货物。他有一句话在母亲看来最为经典：我一根扁担一根绳，就能养活全家。现在，这固然不值一提，但在八十年前那个乞丐不绝于街巷、饿殍不绝于沟壑的年代，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底气说出的。
十天一前，也即七月六日，我去大王楼，见到几位年愈八旬的长者。讲起外公，其中一位说：“一根扁担一根绳，能把庄户主儿也摽穷。”我觉得，这句流传于他人之口且赞赏多于调侃的话，多少具有一点传奇的色彩，将其作为题目不是比《外公》更好吗?尽管这并意味着它增添了什么新鲜的内容。不过，就是那些帝王的《起居注》，除了研究宫廷生活的历史学家外，谁会觉得它每天都像一枚初升的太阳那样“日日新”呢?
回到正题。
外公挑得最多的是自家做的豌豆糕。
做豌豆糕主要是由曾外婆和外婆完成的(曾外公去世得早，时年四十九岁)。两人在四更天的时候起床，把豌豆在磨上磱碎，用碱水泡上一个时辰，然后捞出掺些小麦面，再和好了上笼蒸，待稍凉的时候，以刀切成块，小心地放进笆斗里。为保温，还要遮上一层厚厚的棉布。一切准备停当了，外公就挑着去赶早集。想那三品侍卫马廷襄的门前，那刚威将军李鸣钟府邸所在的街口，那王家大院濒临的张湾河涯，那小教胡同，那筢子街，应该都留下了外公的足迹。
估摸一担快卖完的时候，外婆就擓了另一笆斗送到集上，然后从外公手中接过前面所卖的钱，再去买陆陈行里籴豌豆。 做豌豆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烧锅的柴禾就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曾外婆和外婆，后来还有两个女儿——即我的姨母和母亲，每天都要去村边地头拾些树叶和秸秆。但很多时候一天也捡不够一顿烧的。母亲说，她们最常去的地方是沙河岸边的小顶寺和位于焦柳营的九龙寺。那些香客吐下的甘蔗皮甚至是甘蔗渣，都成了她们眼中的宝贝儿。有时，一些有钱的人家在上香的时候，还会燃放一盘鞭炮。她们就把地上的纸屑一点点地拾掇起来，但这却不是为了当柴烧，而是用水泡了，做成纸浆，打面斗子用。自然，一个面斗子需要攒好多的纸屑才行。就这样，一家人辛辛苦苦地劳作，算是免除了冻馁之苦。此外，他们还接济了不少人。其中一个是母亲的大姑，即曾外公和曾外婆唯一的女儿，当时已经嫁到沙河对岸的项城张堂，但家里时无隔夜之粮。民国三十一年，岁大荒，民相食。曾外婆对外公说，把你大姐接来住吧，别饿坏了。女儿在娘家一住就是半年，好歹保住了命。当然，这是自己的骨肉，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但另一个，以现在人的眼光看，简直就是无赖。他是一个鳏夫，又有些懒惰，揭不开锅是常有的事。于是，外婆家里就成了他赶不离撵不走的地方。他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皆嗷嗷待哺。曾外婆有一颗体物悯人的心，每每拿了一块豌豆糕说：“磨儿，快回去吧，别在路上一口吃完了，多给孩子留点!”
那根扁担那根绳，想来也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我一直认为，外公能挑着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货物，行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一定是有着强壮的体格和坚定的意志的。除此，还有十分的自信和乐观。我甚至想象到他将身子一抖就将扁担换到另一个肩膀上的情景。是啊，作为一介草民，身居屠沽，命比牛马，在贫困和卑贱中过日子，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至于什么抱负、什么建树、什么“手提三尺剑，西灭无道秦”，那是刘季、项羽这些英雄们的事儿。
其实，即使现在，我们有几个人不是平庸地活着呢?有几个人不是非常勤勉却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呢?只是，当那些以媚上欺下为能事、以升官发财为要务的权贵们，无意也无能去改变整个社会的落后与贫穷的状况时，我们也不必为底层的艰难挣扎和悲惨生活感到羞耻。感到羞耻的应该是他们。就像房龙所说，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对社会中不幸的成员负有什么责任。
生命有它的悲伤，也有它的快乐。我们不能以现在眼光去衡量过去，也不能以生之优渥者的眼光去审视生之艰辛者的世界。那样，你会觉得他们毫无快乐可言。而任何一个生命，支配他的一定有着强大的力量。这力量源于对家人的责任(当然，仁人志士的责任则是治国平天下)，其实质就一个字，那就是爱。由爱而生的快乐，则是世上最纯洁最珍贵的快乐，那怕是微小的、简单的和短暂的。
此时，我仿佛看到外公提了扁担出门时整整衣衫，以及他回到家放下扁担喝一口外婆递上的一碗水时的模样。
一九五九年，外公在家人最需要他的时候去世了，年龄只有五十七岁。按说，这一寿命在过去也不算太短——有百代文宗之名的韩愈，有朝乾夕惕之誉的雍正，不也是这个年龄去世的吗?但我想说的是，一向身体结实、性格坚强、精力充沛的外公，他的生命本不该在这个阶段猝然归于黤黮之中啊!
外公是生生地饿死的。母亲道，莫说做豌豆糕了，家家户户连锅碗瓢勺都被收缴个一干二净。逃荒?能去哪里呢?
有位史学家说，杀戮的历史并不是人类故事的全部。我的理解是，除了杀戮之外，人类的灾难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总被无情的神所控制，成为它残酷法律之下的牺牲品。外公一瞑不视时，一定有许多无奈和不舍。我不知那根扁担和绳子当时是否在他的床前。我想，假如在的话，就像电影里常有的镜头，他一定会非常难过地抚摩一下的。今天，如果外公还活着的话，应该一百二十多岁了。但他留与后人的只是家谱上一个名字和流传于耄耋之口的两句话而已。唯因了母亲的叙述，他，以及二十年前以九十七岁高龄去世的外婆，其形象仍触手可及，仍呼之欲出。这也是每年清明节陪母亲上坟时我态度格外虔诚的缘故。从小处说，正是他们努力地生活，才有后来的我。从大处说，我们民族的历史何尝不是由一个个与他们相似的人物谱写而成的呢?我认为，那挑着担子行走于街巷和道路上的身影，那炉灶里闪耀的薪火之光，一样是我们史册上最美丽的部分。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于颍水之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