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过去有种“苦春头”的说法。经过漫长的冬天，春天终于来了。这时节，家家户户贮藏的土豆白菜等蔬菜已经吃得所剩无几，而新种植或越冬返青的蔬菜还不到採摘收获的时候。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青黄不接”的“苦春头”。
在北方故乡，“苦春头”“苦”字当头，就像一道坎，横在春夏之交，只有经历一番煎熬才能迈过。为熬过“苦春头”，人们挖野菜、採榆树钱和柳蒿，几乎穷尽了所有能用上的办法。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物资极度短缺，“苦春头”的日子更加难熬。我们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跟着母亲和哥哥姐姐去捡拾残留在田地里的菜邦菜叶。时令虽是暮春，但西北风还是冷飕飕的。我们用铁钩子一片片地钩出埋在雪里土里的菜邦菜叶，碰上窝在垅沟成堆的菜邦菜叶，就像发现宝贝似地高兴不已。每次捡回菜邦菜叶，母亲都不顾疲劳地来一番挑拣和清洗，将嫩点的做蘸酱菜或和土豆等同炖，太差的就剁碎做猪食。野菜和白菜邦叶佐餐，是我童年熬过“苦春头”的难忘记忆。
上初二那年，老师带领我们下乡支农铲地。那是“大帮轰”时期，贫穷的生产队临时给我们搭了个伙房，伙房虽然有玉米等粗粮下锅，但几乎没有蔬菜。饨饨是飘着几片菜叶的稀溜溜的菜汤，吃得我们浑身没劲儿。生产队长对老师抱歉地说，队里穷啊，拿不出钱给孩子们买菜。虽是这样，老师还是带领我们坚持了七天，完成了任务。那七天“青黄不接”，那七天“汗滴禾下土”，那七天苦撑苦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作为知青下乡务农的年月，乡村还没有温室大棚之类的设施，也没有摆摊设点的自由市场。在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冲击下，农家的院落、自留地也只能按要求种玉米等粮食作物。开春了，村里村外就连发芽葱都很难见得。“苦春头”里，农民没菜吃，我们知青也一样。后来，我被公社机关抽调去别的生产队驻村蹲点。驻村蹲点要和农民一同劳动，要吃“派饭”，也就是“百家饭”。“苦春头”中的“百家饭”难为了老百姓，让我直接地体验了乡亲们生活的艰辛。
时光荏苒，进入八十年代，农村逐步实行了分田到户的承包制，城乡商品经济越发活跃起来。十来年功夫，“苦春头”和温饱问题成了过去，城乡居民的日子越来越好。春来暑往，我再回曾经生活劳动过的故乡，看的、听的、经历的都反映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拔高。人们不愁吃不愁穿，更没有“苦春头”的煎熬。走在市井街巷、驻足在乡野田园，感到到处都充盈着勃勃生机，到处都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奋斗。这是时代前进的潮流：熬过“苦春头”，必然迎来“芝麻开花”般的更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