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父亲是个平凡的人，平凡到不能再平凡。自从1948年冬(按阳历算是1949年1月)担任儿童团长带领小伙伴扛着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帮着守护刚解放的家园，直至去世都没有离开过范大郢这片生他养他的一亩三分地。就连1951年抗美援朝前线急需补充兵员，他虽积极报名，最终也没能参加志愿军。据说当年的政策是“两丁抽一”，父亲虽有兄弟两人也达到参军的最小年龄，但因其大伯(我们的大爷爷)家无男丁，作为长子从小便有约定成为长房大伯的嗣子，加之当纤夫的爷爷极力阻挠，父亲便没能成为黄继光式的英雄，也没能实现当将军的少年梦。其实，作为同样是纤夫的大爷爷的嗣子，父亲没有继承到片瓦锥地，因为我们家祖辈太穷了我们家成分太好了——贫雇农。
父亲是个不平凡的人，他的名号至今十里八乡八九十岁老人仍经常谈起。解放前的一个冬天，祖父用多年的积蓄一斗米送父亲进了胡仲三老先生的私塾上了大约两个月的冬学。父亲十分珍惜一斗米换来的学习机会，不分昼夜勤勤恳恳地学，对《三字经》《百家姓》倒背如流，算盘打的精熟，一手毛笔字也闻名乡里，是私塾里唯一一个没被胡老先生用戒尺打过手掌的学生。正因如此，在成立人民公社开展大跃进运动时，父亲作为文化人被抽调到公社担任粮管员，负责全公社十三个生产大队大食堂的粮食供给任务。父亲不光对各大队人口数量、劳动力与老幼比例进行数字化分析，还对各大队拉粮食的板车路途运输进行监督，防止粮食泼洒浪费;他还经常深入各大队食堂了解有无克扣社员粮食情况。尽管光着脚板一天只能走完半个公社，但父亲宁愿饿着肚子也绝不在任何一个大队食堂蹭上半碗稀粥，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公社，在油灯下一边挑着脚上的血泡，一边喝着食堂剩下的清汤寡水，有时甚至就是刷锅水。就这样，他却甘之如饴。即使粮食分配再合理、即使没有浪费一粒米，父亲也改变不了各大队食堂稀饭越来越稀的现实，更阻止不了“共产风”年代那饿殍遍野的惨痛景象。
到推广责任田那年，还是因为有文化，父亲被派到两个生产大队担任会计，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短暂担任了本村的村委会主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那一片热土，一辈子没有改变过农民身份。而和父亲同时期的粮管员助理因为是孤儿因为一字不识就地改任粮站站长，最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二十多年的大队会计，父亲对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分给自己的各方面账目做的井井有条，且培养出一大批生产小队的会计。每年年终决算，大队部会议室里，十几把算盘打的啪啪响，父亲脸上总是喜滋滋的，满满的成就感。这也是“盛会计”在我们家乡久负盛名的重要原因。
父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不占公家便宜，绝不给自家谋私。文革期间，父亲分管大队五七工作，就是管理服务下放知青，也顺带着负责主要针对下放学生和回乡青年一年一个的招工或上大学(工农兵学员)指标。那时下放在我们大队的十七八岁小青年大约有六七个，经常为不会干农活、挣的工分少分粮不够吃等问题到我家汇报，有时汇报汇报就把我家的晚饭干掉了，我们全家饿肚子也不是一次两次。要知道，那时的许多农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呀!正是因为父亲的尽心尽责以及与我们家庭的亲密无间，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才能顺利度过难忘的知青岁月，其中有两位还认我母亲为干妈。记忆深刻的是，刚刚高中毕业的大哥完全符合上大学条件，大队其他干部也都有意推荐，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硬是推荐了小学也没读完已近三十岁的回乡大青年汪姓孤儿。一位李姓姐姐的招工同样看出父亲的无私：接到招工表，经大队支委革委研究并填好表盖好章已是晚上八九点，因次日一早必须上报到区县，父亲便连夜赤着脚踏着泥泞送往公社，回家时已是深夜十一二点，一不小心被一块大大的烂玻璃扎进脚板，淌了一地的血，请赤脚医生清洗包扎打针换药一个多月才能下地，花了医药费2块多。母亲埋怨父亲既不算工伤到大队部报销又不当好事叫受益人承担，竟然还不让人知道···没过几天，李姓姐姐即到安纺上班，因为走的匆忙也没到我家告别。公社领导感于父亲的党性坚守和正直无私，主动安排我大哥当了一段民办教师再推荐参军入伍。
小时候，我们家常年不见荤腥，菜油也难得碰上几滴。我们孩子们特别喜欢家里来人，尤其是公社干部到我家吃饭。每当这时，父亲打开总是上锁的条桌抽屉，从厚厚的账本里小心抽出一块两块的几张大钱和三两二两的一叠肉票豆腐票，跑到公社食品站供销社，买来两斤五花肉(家家都想用来炼油的肥肉是不可能给的，看在招待公社领导份上，杀猪匠没给带骨头瘦肉已算恩典)外加半脸盆豆腐、一塑料壶散装白酒，用去四块多钱肯定要在大队报销。母亲则误工一下午(当时生产队里妇女全天六分工，半天则损失三分工)，到自留地里割韭菜铲白菜挖萝卜起土豆，再杀一只草堆转(家养的小公鸡)，蒸上半只只有“双抢”才舍得吃的咸鸭，配上二哥和我从河沟里摸来的泥鳅黄鳝螺蛳河蚌，一桌丰盛晚餐即大功告成···等到公社和大队干部们酒足饭饱剔牙抽烟闲扯蛋时，我们兄妹几个蜂拥跑向锅台，用腌的雪里蕻蘸着豆腐烧肉盆底的油汤就饭，再啃着剩下的半根鸡脚爪，至今回想仍是美味无穷。母亲每每问及自己误工和家里鸡鸭蔬菜能否给点补助时，父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家里产的又不值钱，再说孩子们不也沾上油荤了嘛。
家里最困难时，父亲无钱买也赊不动香烟，经常叫我拿一个鸡蛋到大队代销店(公社供销社的分部)换10根老九分“大铁桥”。即便这样，也绝不动用夹在账本里的一毛两毛公款。也有例外，当我们铅笔和作业本用到不能再用时，看着我们眼巴巴的可怜样，父亲也会打开抽屉颤颤地抠出两分硬币让我们去买新的。
和其他大队干部一样，父亲拿的是生产队社员的平均工分，加上到公社开会外地学习的工分补助，在生产队也算不上最高工分;母亲则只能拿到妇女的平均工分。我们兄妹5人拿不到工分，但我家吃饭的却是7口人。尽管按工分分配的粮食不够吃，每年都要闹饥荒十天二十天，但和大多数农家一样，我家每年都“超支”(超出工分值支取粮食)。有年大队组织清理超支账务，父亲义无反顾地率先锯掉家门前的两棵大树，卖给加工场换来十几块钱，总算抹平了多年陈欠，完成了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经济“退赔”。
父亲是个善良而低调甚至低调到有些卑微的人，在农村就是“滥老好”。这可能和他属相有关，他属鼠，不敢说胆小如鼠，但在属虎的母亲面前几乎一辈子没讲过大话。家中大事小事，父亲肯定有决策权，但最终拍板的应该都是母亲;就像在村两委里，父亲作为重要成员当然参与决策，但最后都是村支书拍板一样。父母养育了我们三男两女兄妹五人，印象中母亲揍我们是家常便饭，父亲却没给我们一个掴溜子(用中指关节敲击头部)。只有一次例外：看过电影《地雷战》后，我和吴老四等几个半大小子也想展开一场地雷战，在大路中间挖上几个坑，埋下我们用荆棘裹着小石子的“地雷”再做好伪装，跑到路边树丛静等“敌人”踩雷。好巧不巧的是，挑着重担的丁大爷一脚一个踏进“地雷阵”，稻箩里的粮食洒了一地，脚也崴得不能动弹，幸而没有骨折幸而丁大爷脚板老茧厚实才无大碍。回到家，父亲用笤把丝足足抽了我一袋烟功夫。听说我这个好孩子第一次被老好人父亲暴揍一顿，当天晚上范东范西两个生产队的全体半大男孩皆受到棍棒枝条不同程度的“警示教育”——“黄狗吃肉”犯错被打是该的，“黑狗搪灾”抱屈挨揍只能理解为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了。那年我两年制高中毕业差三分没考上大学。父亲为我的前途极尽担忧，经常念念叨叨：我看你是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担糠;乌龟过门槛——一大跌。我知道这是父亲对我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动情的激励。最后在父亲倡议下母亲决定，全家勒紧裤带送我复读，才有了我后来的大学毕业吃上“皇粮”。
父亲是个爱家爱子女却从不给儿女添负担的人。记得小时候家里偶尔煮个咸鸭蛋，母亲总是说齁咸齁咸的吃不下，父亲便用一支筷子从敲开的一分钱硬币大小的蛋孔里一点一点掏出分给我们兄妹，最后自己只能嗦嗦沾有少许蛋渣的带有咸味的筷子。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小年后大年前跟父亲一起到镇上澡堂洗澡。印象中的父亲带着我和二哥先是坐在热气腾腾的木格子蒸笼架上，再下到几乎成泥浆的热水池子里，一边给我们小哥俩搓洗着全身污垢，一边自嘲说脏水不脏人。等到擦干身上水渍，再让我俩躺到宽大的木制躺椅上，他则让跑堂的拿来一分钱五粒的花生串，一边抽着烟一边微笑地看着我们甜甜地咀嚼着···那种享受已是我们永远的记忆!一个午收季节，父亲挑着自留地里产的百多斤菜籽带着我去三河油厂换油，就是将菜籽折算成菜籽油，卖给油厂一部分拿到现钱，另一部分存到油折上以备家常急需。换油后已近中午，父亲花一毛钱买来五个三河米饺，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才发现满头大汗的父亲一个也没舍得吃，似乎还在遗憾没让我吃个够。这也是我不懂事的少年心中永远的痛。
取消农业税后，家里的几亩承包地都已流转给大农户，闲不住的父亲便和母亲一起在房前屋后、祖坟旁边种些蔬菜瓜果大豆棉花，蔬菜自然让我们每次回家时一一带走，棉花则弹成棉絮，给每个孙辈准备两床嫁娶时用的崭新棉被，也算给晚辈最后的贡献。父亲一辈子不善饮酒，逢时过节只陪我们抿个半小杯白酒，但香烟却一天要抽三四包，不过都是最低廉的“两头冲”(如今也超不过三毛五一包的不带嘴“佛子岭”)，过年过节我们孝敬他的两条好烟，也总是换成“两头冲”或者干脆留给我们招待客人，自己绝对舍不得享用一包。
那个五一，因为晚上要去喝大姐儿子的结婚暖房喜酒，父亲一早便和母亲去老坟地给莴笋洋葱施肥、新栽瓜果浇水，忙活一上午，回家吃了两碗米饭，午睡一小会，他老人家便再也没有起来···等我们从合肥赶到三河医院时，见到的是父亲不再温热的身体——他去了，没有任何嘱咐默默地走了，时年七十九岁。五一三天假正好忙完父亲的后事。整理遗物时，柜子里翻到的只有两条尚未抽完的“两头冲”，还有一双大哥当兵时带给他的依然崭新的翻毛皮鞋。五月四日早晨上班途中，司机见我一个劲流泪，一直埋怨我为何不请假，我只能怏怏地回到：他老人家不想麻烦人，不让我们请假!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他留下的三间破瓦房，在他去世一个多月后便随着范大郢、文小郢、龚大郢等等农民村庄一起整体拆迁了，我们回去再难寻到踪迹，只有每年清明捧着鲜花到他坟前烧一堆纸钱鞠三个深躬表示纪念。人们常说子欲孝而亲不待，这是真的!我们常常自责：为什么没有提前给他过个八十大寿呢?
父亲，前不久母亲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她老人家身体还算健朗;我们五兄妹除了我以外皆已退休养老;八个孙辈除了您最小的外孙尚在读研都已成家立业，还给您添了七个重孙，每个小家庭也都衣食无忧。您就放心吧!尽管您什么也没有留给我们，但您那勤劳朴实与世无争的善良品德，党纪国恩不忘于心的崇高精神，却是我们无尽的财富，永远激励后辈安身立命、稳步前行。
父亲，您在那边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