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学的时候，课本中有一篇介绍詹天佑事迹的文章，说詹天佑是设计并建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的工程师，在此之前，中国要设计、建设铁路，必聘请外国工程师，詹天佑用事实证明中国人也能承担设计、建设铁路这样的重任。于是，从小记下詹天佑的名字，十分崇敬钦佩。
后来读些涉及近代中国史实的书籍、文章，才知道，詹天佑确实是中国自行设计、建设铁路“第一人”，但詹天佑并不是在国内受教育培养的人才，更不是自学成才，他是清朝第一批官派赴美留学三十名幼童之一，可以说是留学“海归”最早的前辈。
如今出国留学，似乎已司空见惯，不值得多加言说的事情，可在晚清时代，这可是件惊动朝野，费尽周折的大事。有个广东人容闳，早年受美国传教士资助到美国留学，耶鲁大学毕业，对西方国家了解较深，认为中国要寻求富强应派留学生出洋留学。容闳多方努力，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朝廷递上派遣留学生的条陈，但石沉大海，了无回音。后来曾国藩处理涉及外籍传教士的“天津教案”，容闳为曾国藩当翻译，说服曾国藩采纳派遣留学生的建议。曾国藩与李鸿章连手，多次向朝廷上奏折，向“总理衙门”递函件，说明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重要性。曾、李在给总理衙门的《论幼童出洋肄业》函件中说：西人学求实济，从事各行各业都要读书求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中国若只从西方购买炮船机器，“此中奥室，苛非遍览久习，则本原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并说此类事关系练军造船等国防大业，“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建议“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还具体筹划“拟派员在沪设局，访选各省聪颖幼童，毎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习。十五年后，按年分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曾、李等人的建议是对国家极有利的事，但延宕甚久，满清朝廷才下旨准许派遣幼童出国留学，被称之为“开天辟地第一页”。
送幼童出国留学这样的好事，当时实际推行并非易事，所遇阻力之大，落实之困难，现今的人们很难想象。那时在国内上“洋学堂”，愚顽之人都视为辱没祖宗门楣的事，出洋到“番邦”拜“洋鬼子”为师，更被看作是“背宗叛祖” 想当“汉奸”的行为，有勇气有见识愿意出国留学的人很少。闹腾一番，为完成派幼童留学的任务，只好在有出洋谋生传统的东南沿海“摊派”。“官派”出国留学本由政府承担所有的费用，由于愿意去的人少，一些地方官不得不挨家挨户上门劝说，对一些穷苦人家另许给额外好处。一些人家出于生计考虑，本已给家中幼童报名，但听说西方人会将幼童剥皮再把狗皮贴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马上反悔，不愿报名前往。首倡派幼童出国留学并且具体经办此事的容闳，见派遣区区30名幼童留学的任务竟然无法顺利完成，焦虑不已，只得回老家广东香山县“说服动员”。詹天佑就是在多方劝说之下，报名成为首批30名幼童之一员赴美留学的。
詹家祖籍徽州，詹天佑的曾祖父詹万榜经商，携家眷自徽州婺源县迁到广州府定居，入籍南海县。詹天佑的父亲詹兴洪，以为人代写书信刻印章谋生。詹家虽说不上富裕，但也不是贫穷潦倒之户，有余力供詹天佑读书求取功名，詹兴洪自然也期待儿子詹天佑走科举入仕的“正途”，根本没想过让詹天佑去留学。詹家有位邻居谭伯，是广州香山县人，曾长期在香港做事，往来澳门经商，对西方的情况比较了解，谭伯非常喜欢年幼聪颖的詹天佑，他力劝詹家送詹天佑去留学。没料到詹兴洪一口拒绝，谭伯反复劝说，并且还表示愿意将女儿许配给詹天佑，詹兴洪才勉强同意儿子詹天佑报名出国留学。
1872年，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奏请朝廷批准上海广方言馆总办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监督)，容闳为副委员。经过一番运作，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出国留学的30名幼童终于在1872年8月踏上了出洋留学之途，掀开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詹天佑也迈出了他精彩人生的关键一步。詹天佑到美国后, 先入美国康奈狄克州威士哈芬小学就读，最初一度寄宿于该校校长家中;后在纽哈芬希尔豪斯中学就读，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毕业;随之考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专习铁路工程。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詹天佑曾数次获得数学第一名奖金，他的毕业论文题目为“码头起重机研究”，按原定计划，詹天佑毕业后要在耶鲁大学继续实习研究三年，但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留美学生，詹天佑于1881年以耶鲁大学毕业生身份回国。詹天佑留美近十年，由小学、中学至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而且他就读的耶鲁大学是世界知名的顶尖大学之一，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为他后来在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常识告诉我们: 国家的发展强盛靠人才, 而人才的培养靠先进有效的教育。试想，詹天佑如果没有留学美国，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学到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是走他父亲曾为他规划的“科举正途”，大好年华用于死记硬背无用无聊无趣的“八股文”，应对科举考试，詹天佑再聪慧再有天才，能成为后来的詹天佑吗?不能的!
深厚的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是詹天佑干好事业、服务民众、报效国家的基石。人们都知道詹天佑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铁路的“第一人”，殊不知詹天佑一生创造过无数个“第一”。詹天佑早年刚出道，主持修建古冶至山海关铁路最艰巨的工程——滦河铁桥。滦河洪水季节水流湍急，洪水一来，冲毁打下的桩基，无法继续施工，这难题英国工程师未能解决。到了詹天佑手里，他大胆采用新技术，第一次使用压气沉箱法修建滦河铁桥桥墩基础获得成功;詹天佑主持顺利建成滦河铁桥，该桥为17孔钢梁，全长460多米，是当时中国最长的铁桥;詹天佑由此被选入英国土木工程学会，赢得外国同行尊重，是中国工程师加入这一顶级学术组织的“第一人”。刚出道的詹天佑为什么如此自信、能干、出色?这不是虚言浮夸吹牛能成功的，是靠知识储备专业基础赢得的。
中国皇权专制的历史久远，作贱压制人才，反对创新进步，因循陋习、顽固守旧、蝇营苟且的风气浓厚，在这样的环境下，要施展所学所长，干一番事业，仅仅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远见卓识，没有在关键节点关键问题上敢于坚持正确意见的气魄和胆量，也很难有建树有成就。詹天佑长达十年留美学习，学到专业知识，也养成了只向真理低头的科学精神，眼界、格局、胆魄都不是常人所能企及，回国后，每遇重大问题，他都敢于直言，言必中的，所言所行都能放眼全局，产生利在长远的良好效果。例如詹天佑在资历、人望还不是很高的时候，就向清廷商部提交说帖，提出全国统一采用4英尺8英寸半(1.435米)标准轨距、统一工程标准、推广使用姜妮自动车钩等重大建议。标准化、自动化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选择的路径，当年中国还十分落后，火车这种现代交通工具刚刚引入不久的时候，詹天佑就提出实施标准化管理的建议，应该说是具有前瞻性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的意义重大的事情。
詹天佑名声日隆，曾担任回国留学生主试官，他对考生们说：“从国外学了些知识回来，要多为民众、国家做些贡献，要做事，不要只想做官。”詹天佑一生都是秉持“要做事”的理念，为修建更多的铁路不顾辛劳四处奔波。不仅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期提前两年建成、质量良好、节约经费白银29万两、属同级铁路修建成本最低受到普遍赞誉，而且中国当年修建的一些铁路工程如京汉、津浦、川汉、粤汉等线路，詹天佑都注入了大量心血，许多工地曾留下他亲历亲为解决重大难题的身影。詹天佑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旧疾复发而过早逝世，死时年仅58岁。临终留下遗嘱，内容完全不涉及私人事务，只向国家陈述三件大事，一是振奋发扬工程师学会活动，以兴国阜民;二是慎选人才管理被俄罗斯掌控的铁路(主要指东北的“中东铁路”)，以扬国光;三是就款计工，唯力是视(即要量力而行，干一件成一件，不要搞半拉子工程)，脚踏实地建成汉粤川全路。并且说：“上述三事乃天佑未了之血忱，如得到国家采纳，则天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詹天佑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逐渐破除闭关锁国桎梏，开始“睁眼看世界”，扩大对外交往的年月。但是这条路走得并不顺暢，十分坎坷，要冲破专制统治的重重阻力，打碎钳制思想压制人的个性化发展的桎捁，实在是太难了。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约翰·穆勒在他的名著《论自由》中曾这样评价中国：“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是一个人才兴盛并且在某些方面极富聪明智慧的民族，以其难得的幸运，这个民族在草昧时代就有了一套特别优良的风俗制度……必能使自己的行动稳居世界先列。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却从此变得静止不前，而且一停就是几千年;欲使其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必得有赖于外人。使人民彼此完全一样，用同样的训诫与规则支配全体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中国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已然超乎于此，然而他们的结果却是如此糟樵。”
穆勒所描述的钳制思想、驯化民众、固步自封、裹足不前等弊端，的确让中国长期陷入困顿窘境。面对似乎难以战胜的障碍, 面对似乎无法逾越的困境, 总得有勇敢的先行者。詹天佑正是这样的先行者，是那个时代标杆性人物。詹天佑是那样善于吸纳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那样善于拥抱先进的异域文明，留学国外期间认真努力学习将自己造就成为顶尖人才，回国后不随波逐流，不蝇营苟且，秉持“要做事”的宗旨，认真踏实干成一件件大事。詹天佑是优秀的冒尖的，他也敢于冒尖走个性化发展之路，敢于做“出头鸟”“出头椽子”，从詹天佑身上我们确实能学习到许多东西。詹天佑那个年月曾经遇到的阻力和障碍，穆勒所指出的中国钳制思想压制人的个性化发展的痼疾，某种意义上如今仍然存在，以不同形式继续顽强表演。这种情势下，我们仍然可以从詹天佑走向人生辉煌的经历中吸取勇气和经验，坚持促进对外交往交流，认真学习吸纳人类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在融汇运用的基础上发展创新，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和朝气，这是造就优秀人才的必由之路，也是兴业兴国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