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小弟，年龄也不小了，只比我小三岁，是我唯一的同胞兄弟。他有几个小名，母亲喊他“毛子”、外婆他们喊他“小毛”，而村上的人有的叫他“毛头”，也有的叫他“毛毛”的。可在我的心里，他像是我的亲哥哥。因为早年在我们那个贫穷的家中，他很早就肩负起“兄长”的责任和担当。小弟的性格秉承了父亲，性子刚直，有时候说话还很冲，事后知道自己错了会主动承认，所以无论是村邻还是家里人，还是一如既往地与他往来。“他这个人勤劳，心直口快，真诚善良!”这是村人对他最好的评价。
小弟小学的时候，大概是他上四年级时春夏之际吧，突然有一天他不上学了。我得知情形后，坚决不允许，硬是拽着他的衣服，拖他去学校，可他死犟着就是不愿。我不知道当时是从哪来的力气，硬是将小弟从家门口拉到了两公里外的麒麟山下(山南边就是我们当时的学校)。面对哗哗的石子路，小弟猛地躺倒了不愿起来，可我还是不松手。可怜他那单薄的衣服怎经得住石子的摩擦，小弟的腚部磨出了鲜红的血……现在想起那段不堪的往事，我总是十分愧疚。世上难道只有一条读书的人生路吗?自己为什么要死死逼他呢?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兄弟俩在老家饮酒时，每每提及此事，小弟总是当成趣事在谈，而我就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好意思接话。感觉那是一道伤疤，提及就是揭穿，一段好痛的儿少时光。
要知道，是弟弟的辍学，成就了我从小学读到了高中。因为当时父母的身体都不好，特别是父亲患有严重的肺病和哮喘病，根本无法承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辛苦劳作，而那些必须的“犁耙耘耖”、“栽秧割稻”等重体力活，全部压在小弟一个人的肩上，那时，他也仅仅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啊。1983年3月，高考落榜后在家的我在一个小学教学点当上了民办教师，每个月的收入少得可怜。而小弟，不仅干农活，农闲的时候还去附近的古塘窑厂、高岭岗窑厂掼砖、烧窑。一天下来，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样，可他没喊过一声累和苦。
1987年的春天，到了婚娶年纪的我，终于有了对象。面对需要建新房的困难，小弟不慌不忙，与村上的年轻人联手挖土磊窑……一百多个的日日夜夜里，我目睹了小弟他们开土、掼砖、烧窑、挑水和出砖的辛劳。特别是出窑搬砖的时候，不仅要承受开窑时的高温，还要呼吸浓浓的灰尘。中午吃饭的时候，小弟的全身都是黑漆漆的，当然包括脸，只有一双眼睛显得特别亮，还有咧嘴的牙齿雪白雪白。
十月里，金风送爽，我家崭新的三间青砖红瓦屋建成了。腊月底的一天，我成婚了，小弟还采用透支的方式，给我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成全了他即将过门嫂子的一个附加心愿。可以这么说，我从小学到高中、从建房到成婚，一直在靠家庭的力量——实际上这都是以小弟为主挣来的血汗钱。我知道，今生我是怎么也还不上他的。
小弟是勤劳的，从不延误农田里的庄稼活。每当秋收季节，小弟看见自己田地的庄稼一派丰收在望，笑意总是挂在他黝黑的脸上。后来，靠近老家的附近建起了高新经济开发区，我们村庄上的许多年轻人不再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了。看见田畈里那么多抛荒的水田，小弟采取扭转的形式自己耕种。为此他买来了大型耕种机、收割机，并帮助需要的村民解决耕田、收割等笨重辛苦的农活，当然，他自己也从中赚取了不菲的酬劳。
我自1989年深秋离开出生的小冲吴村后，因为是长期的聘用，对工作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这样也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后来还通过考试达到了本科学历，从农民转变成一名基层干部。而对于日渐变老的父母双亲，我除了经济上给予外，精力上都是小弟和小妹他们操心，让我省了许多牵挂，这也是我全心全意工作的根本保证。而今每每看到自己一本本各级各类的荣誉证书，我就想，这里面足足有一半是小弟帮助我获得的。
如今的小弟也近花甲之年了，儿子鹏子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教师，还娶了一个当教师的儿媳妇。一家俩教师，这在我们那个小村庄是绝无仅有的。由于长期的农田劳作，小弟落下了腰间椎盘突出症。逢年过节我们兄妹相聚，都会劝他放下农田注意休息，可他总是憨憨地一笑：不做田，我能干什么呢?我是习惯了，一辈子就是个种田汉……这时，我分明看见，小弟说这话时，没有悲伤，也没有无奈，而一脸的坦然、乐观，感觉甚是豁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