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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作者:毛新萍   发表于:
浏览:41次    字数:4596  手机原创
级别: 文学秀才   总稿:52篇,  月稿:52

  我的父亲1926年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阳下乡,按农村虚岁的算法,今年已经99岁了!现在他身体虽不如之前硬朗,但精神矍铄,生活能够自理。且记忆力超好,和我述说了不计其数的悠悠往事。他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一样,吃得了苦受得了穷,一辈子和土地庄稼打交道,他用汗水浇灌出一片土地,抚养着我们长大成人。勤劳善良的父亲,却经历了极其坎坷的一生。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来临了,这是我们表达对父爱敬意和感恩的日子。这篇文章就算我给父亲节的一个有意义的礼物。

  一、解放前

  父亲经常对我说,他一生坎坷,历经沧桑。他先后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解放前旧中国的战争、动乱、灾害的苦难日子,他都一一经历了。

  20世纪初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清县,十年九旱,加上苛政、战乱、灾害的同时逼迫,农民生活在异常困难的水深火热之中。父亲说,福清人为了生存,那时就出现了一波波逃荒性的下南洋高潮。当时福清和南方沿海各省一带,到处都有办理类似出国劳务的“猪仔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蛇头。那时候很多福清人以为南洋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勤劳努力,就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似的,于是纷纷通过“猪仔馆”跨上去南洋的船只,漂洋过海到东南亚淘金了。

  父亲说,他爷爷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有六个孩子,其中五个男孩,一个女孩。祖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到了曾祖父这一辈,因为识点字,才有了要建立家业这样的梦想。曾祖父认为,帮人家种地干活,是没有多少收益的;租种别人的田,也不是长久之计,年景不好更没有保障。于是就在1920年后的那几年,曾祖父果断让四个男孩(也就是我爷爷的四兄弟),陆续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历尽艰辛南下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去经商做生意了。

  我爷爷的四个兄弟,在伯公精明能干的带头下,既勤劳又节俭,历经十五载在印度尼西亚艰苦创业,积累了一些财富。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我爷爷的三兄弟只好陆续回国,其中一个还不幸丧生于南洋。有了积蓄的曾祖父,就在福清县阳下乡北西亭村的集市购置数个店面。同时,他花了数年时间,盖了带有双天井的六扇大厝,楼上楼下足有40余间。六扇祖屋层次分明,屋内的木刻石刻,雕饰精美,至今仍能领略出当年卓越的巧匠工艺。父亲对我说,他小的时候,爷爷就常常背着他来查看祖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

  曾祖父除了大规模盖祖屋,在闹市经营小餐馆、豆腐店和烟酒店等三家店铺以外,就是不断地在老家附近购买了大片的农用田地。在那个年代,曾祖父能想到的只有购置田地,有了田地日子才算安稳,在田地越买越多的同时,农活忙不过来了,就开始雇人帮忙。经过曾祖父多年的经营,家族的光景逐渐好起来,此时的祖上曾经煊赫一时。但曾祖父赚来的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金贵,从来不舍得乱花钱。为了让父亲读书识字,爷爷让他上了村里的私塾。这个时候的父亲,日子应该是幸福的,至少他的童年比别人是富足的,是快乐的。但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父亲开始了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艰难日子。

  父亲说,1941年福清县被日寇占领,整个福清沦陷了。期间,日军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纵火焚烧房屋,残杀无辜民众,疯狂抢夺财物,种种罪行给福清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机轰炸过我们阳下乡的北西亭、后坂、溪头、下坝、东田、高厝等村庄,炸死炸伤十几人,炸毁房屋数十座。日本鬼子进村烧光抢光无恶不作,所到之处皆是一片狼藉。他和大人们总是东躲西藏,一听说日本鬼子要进村,他就急忙赶着黄牛躲到山上去避难。

  父亲说,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激起福清县人民的强烈反抗。中共福清县委就诞生在我们北西亭村庄东边的漈头村,该村的陈炳奎就是早期福清县县委的三个委员之一,他小时候曾经在邻居家听过陈炳奎宣传革命道理的夜课。漈头村是福清抗日游击队的一个重要基地,有50多人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曾经杀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后因汉奸告密,数百多人扛着机枪大炮的日本鬼子,从福清县城出发伺机报复,就在队伍行进到阳下乡坝头村,快到我们北西亭村庄的时候,突然间乌天黑地狂风暴雨,日本鬼子吓得回头了。不然的话,我们阳下乡北西亭村的很多房子,特别是六扇大厝首先会被大炮炸毁掉。父亲经常对我说,这是老天爷在保佑我们的老家,北西亭村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共矛盾逐渐加深,内战不幸又爆发了。国共内战期间,战火连年,天灾不断,社会弊端丛生,特别是由于物价飞涨,各阶层人民生活都异常艰苦。父亲说,因为连年战乱的冲击,学校无法正常上学,他只断断续续念了几年高小,认识了一些常用字。因为内乱不断,民生凋敝,父亲最后不得不辍学了,开始帮忙大人放牛种田了。父亲时常耿耿于怀对我说,1948年他结婚的时候,新郎官的外套、高帽、皮鞋还都是借来的。可见父亲的家族已经衰败,开始走下坡路了。

  解放前,父亲只度过了几年快乐的童年时光,但大部分时间是生活中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在那个风雨如晦、命运多舛的战争和内乱年代,整个中国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每个人也都在苦苦挣扎中求生存。父亲的家族已经日渐衰落,他也在无可奈何中辍学了,并开始了一生艰难的农村农民生涯。就在解放前夕,父亲学会了各种农活,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等一系列耕田技术。随着解放战争的结束,1949年父亲迎来了解放后他所期待的新生活,但过程却是磨难坎坷备受煎熬,直到改革开放年代他才苦尽甘来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二、解放后

  如果说,解放前父亲的苦难是全民族苦难的话,那么,解放后,他个人所承受的苦难就缘自被错划为“华侨地主”的成份了。1950年开始的全国土地改革及其农村阶级成份的划分,因为祖辈拥有店面、田地,也收取过地租并雇佣过帮工,爷爷和父亲的家庭成份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被错划为“华侨地主”。数个店面被当地政府没收了,田地被分给贫下中农们,祖屋房子的一半也被占用,分给同乡的贫下中农们居住。从此,因为成份问题,父亲开始了被批斗、被改造的磨难日子。他饱受时代强加的欺凌和侮辱,身体和心灵遭受双重的煎熬和摧残。

  解放初期,福清县阳下乡下亭村,地主富农共有40几户。父亲说,这些人父辈或本人很多是解放前期从东南亚赚钱回来买田买地的,和他一样都是倒霉的一批人。这些地主富农都需要改造,并由父亲担任组长进行劳动管理。父亲除了参加生产队田间劳动外,还经常被大队领导叫去接受任务,带头并安排这40几户地主富农,做许许多多的义务劳动。这些粗活有清晨扫大街、打扫厕所、村部室内外卫生等等。这些都是贫下中农和普通社员不愿意干的又脏又累的活计。父亲说,他只能接受没了没完的无偿劳动,不敢也不能有一丝半点的抱怨,其它地主富农私下常有怨言,他总是想方设法去说服他们。

  父亲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全国上下大炼钢铁。社员们都要把自家的铁件贡献出来炼钢,把山上的树都砍光了。生产队要按上级要求成立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花钱,结果不到三个月,粮食吃光了,食堂吃倒了。“大跃进”是以全国各地竞相发射粮食高产卫星进入高潮的,亩产万斤成为这个时期一大标志。父亲就亲自现场应付过阳下人民公社领导的突击检查,社员们把十亩的秧苗集中到一亩地,密密麻麻的秧苗挤在一起,阳光不足通风极差,怎么生长?来参观检查的人个个心知肚明,却没有人敢说破,否则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要被批斗的。个别不识趣的社员暗地里说风凉话,父亲就善意提醒这些人不要吃眼前亏。

  解放后的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各种各样的困难接踵而来,有的是人为地,有的是天灾。父亲说,“大跃进”运动中冒进的错误做法,加上社员们总是忙于运动没人种田,结果经常没饭吃,几乎每个人都要挨饿。而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农村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大家彻底没有了吃的,饥饿到有人吃糠、吃野菜甚至吃树皮的境地。社员们个个饿得浑身浮肿,脸上身上肿得明晃晃的,手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坑。父亲曾伤感地对我说,他五十几岁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幸被活活饿死了。

  父亲说,他最害怕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疯狂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动乱,农村也不例外。每年入冬,社员们稍闲一些,生产大队开批判大会的次数就增多。与会者都是生产队党团员、积极分子、基干民兵,还有大量的贫下中农,人数百来人。批判大会的地点,大多设在村部、晒谷场或小学操场。不管什么批斗会,只要有人被打倒,地主富农就要头戴高帽、胸挂纸牌去陪斗。我小时候在本村的村部内,就亲眼看见父亲和堂伯以及同村的十几个地主富农,被要求跪在一排凳子上,凳子上面有陶瓷碗被敲碎的锐利渣子,挨批斗这些人的膝盖鲜血淋漓,惨不能睹。在那个疯狂年代,父亲的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承受的压力该有多么大,就不言而喻了。他身上有这么沉重的包袱,但还保持乐观的心态,他还要忍辱负重忙于田间一大堆的农活。

  从1958年到1981年,我国农村农民劳动普遍实行集体记工分的形式,所有社员干农活、挣工分、分粮食。这是一段出工不出力吃大锅饭的年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完全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父亲经常风趣地对我说,他月月出满勤,年年挣满分,是被社会主义劳动改造最彻底也最合格的人。他服从生产队各种劳动安排,总是不知疲倦的辛勤劳作,按时出工出力,重活脏活抢着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农田劳作的几个重要生产环节,他都是冲在最前面,耕田、犁田,甚至插秧的第一道都是他在挑大梁。经过他犁过的田、耙过的地,都非常平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土地开始承包。父亲有了属于自己的责任田,可以自主安排,干活更勤劳更有奔头了。父亲经常在我面前津津乐道,他最多一天耙田竟然达到23亩的记录。随着农田收成的越来越多,日子也一天天在改善。父亲在自己生活逐渐好起来的同时,也经常帮助乡邻的农活。村里修路、翻修祖屋、盖戏院、盖祠堂等等,他除了自己热心这些公益事情,还打电话动员我也一起出钱出力。与此同时,随着侨务政策的落实,父亲的成份也由“华侨地主”平反为中农,这是父亲等待多年极其扬眉吐气的日子。我就在家庭成份平反的那一年幸运考上大学。

  父亲也就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才过上了舒心的日子。他开始筹划盖房子了,用了三年时间,盖了三层共计15间的简易楼房。新房盖好了,他自己却仍然住在原来的旧房子。我后来下海经商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在老家盖了一栋三层小楼房,好让父母安享晚年。我乘他还能健走的时候,想带他去观看祖国各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父亲只想在省内走动,我就带着父母到福州、厦门、泉州、平潭以及武夷山等地方进行短途的旅游。喜欢田间劳动的父亲,直到72岁才肯停止劳动。放下劳动闲不住的他,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生命必须运动。他每天清晨坚持走十里的土路,一走就是十几年。

  我的父亲,一个平凡再不能平凡的农民。他的一生勤劳、善良、乐观、朴实。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生都在与土地打交道,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他热爱的土地。因为拥有土地,解放前他只过上几年快乐的童年时光;也因为拥有土地,解放后他被错划为“华侨地主”,过着磨难煎熬的日子。幸运的是,他更多的是见证了新中国成长建设中的风风雨雨,有幸目睹了改革开放后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和进步。父亲的一生屡遭磨难,但他没有被各种苦难所压倒,而是直面人生的种种磨难。在父亲节来临之际,祝我的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审核人:凌木千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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