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随姥姥漂泊两年，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一个有爸爸和妈妈的家。我清楚地记得家里最显眼的家具，一个用大布帘围起来的双人床。它高大而神秘，霸气地占掉房间的三分之一，像一个未知数横在我眼前。我不曾接近它，但时不时地瞟它一眼。有一天，姥姥不知去向，我一个人在家里的剩余空间闲晃，好奇心撩拨着我，痒痒的。我实在忍不住，就轻轻撩起厚厚实实的布帘，把头探进去。我看见妈妈躺在床上睡着了，她身旁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儿，严严地包在小被子里，只露个小脸，就像菜市场卖的大茧蛹。我差点儿笑出声，却被爸爸严厉地训斥声打断了，“你掀开帘干什么?把你妈妈和妹妹吹坏了怎么办?”我一吐舌头，钻出来，心里纳闷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从此，我对大床只有远看，没有近瞧的份儿。
我和姥姥特意赶回家，就是给妈妈坐月子。那个“大茧蛹”，就是我妹妹。因为她的到来，我晋升为小姐姐。照理说姐姐不是个稀奇身份。我爷爷有姐弟七人;姥姥有姊妹五个;爸爸家应该有九个孩子，可惜不幸夭折两个，还剩手足七人;更可惜的是妈妈的双胞胎姐姐没能战胜天花，她只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按照自然规律，几乎每个人都有成为姐姐或者拥有姐姐的可能性，但是时代总在变换。到我这代，自然规律已经不是影响生育的唯一因素，疾病和饥饿也不再是夺走孩子生命的巨大威胁。面对人口数量飞速增长，人口论的担心占了上风：人口需要控制，否则造成人多地少的状况，饥饿横行还了得?国家鼓励每家只生两个孩子，当姐姐和拥有姐姐的几率大幅度下降，我能当上姐姐真的很幸运。当时我还不知道以后有一个独生子女时代，如果和那些孩子相比，能当姐姐简直是殊荣了。
妹妹十五天，爸爸打了一个好大的行李。我开心得不得了，在行李上爬上爬下。爸爸把我抱起来，往天上扔了好几次，逗得我咯咯咯地笑。然后，他告诉我他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上班，让我在家里好好听姥姥和妈妈的话。我记不得爸爸是早晨还是晚上走的，但是他去的地方我记得很清楚，叫清河五七干校。妈妈说本来应该全家都去，因为妹妹刚刚出生，我们才留在城里。
家里只有姥姥，妈妈，妹妹和我。妈妈和妹妹是动不得的，姥姥又洗又涮，又煮粥煮鸡蛋，再帮妈妈抱妹妹，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我接受了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去食堂给全家人打饭。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孩子，再过两个星期，我就要满四周岁了。
哈尔滨的十月已是寒风凛冽。我穿上厚厚的棉衣棉裤，姥姥帮我戴上棉帽子和棉手套。这些都是我的防寒神器，是姥姥一针一线缝制成的。我左手拎起一套铝制饭盒，右手在手套里小心攥紧饭票，心已雀跃。幽暗的走廊两侧挤满酸菜缸、蜂窝煤炉和各式各样的杂物。我没像往日那样蹦蹦跳跳，而是小心提着灯笼一样的饭盒穿过狭窄的空间，然后沿着旋转楼梯从三楼一直走到一楼，两扇对开的棕色木门立在我面前。我伸出右手推开一扇，天已黑，凉爽的空气，带着丝丝甜味儿扑面而来，我立刻精神了许多。楼的正前方是我最喜欢的人行道，路很宽，笔直笔直的，大约六十米的样子，路的尽头是一栋很大的砖瓦平房，那就是食堂。我像一只自由的小鸟，飞起来，一溜烟地在雪地上奔跑，铝饭盒一路欢快地叮当作响。我猜它一定知道空旷的大道上，只有它和我，没有任何东西会撞上它。
一进食堂，热浪迎面扑来，充溢着浓浓的饭香和菜香。我不禁贪婪地多吸上几口，那里有温暖，有享受，有满足，对一个穿过寒冷，寻找食物的孩子来说，那是多么美好的感觉。食堂很大，中央空地开阔，大门对面的墙上开着几个打饭的小窗口和一个进出厨房的门。几条长队从窗口一直排到中央空地，几乎都是大人，也有几个半大孩子，大约十几岁的光景。我选一队，排到队尾，跟着人流缓缓地向窗口移动。窗口越来越近，我注意到它真高，好像有我两个人那么高。我把手举起来，又踮起脚尖从远处量一量，我确信够到窗台是完全不可能的。向前看，都是高高的背影，于是我转过身，只见身后已有长长的一排人。一位高个子叔叔正站在我面前，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不认识他，但是我相信他是好人，就试着问，“叔叔，打饭的窗口很高，轮到我的时候，你能帮我一下吗?”叔叔说：“当然能!你爸爸妈妈不来吗?”他一定以为我是来站队的，大人一会儿就来打饭了。我回答“不来”。他很好奇，“为什么不来?”我说：“我爸去干校了，我妈刚生妹妹。” 他伸出大手摸摸我的头，“你一个人来打饭害不害怕?” 我说：“不怕，我和爸爸打过饭。”当我们来到窗口，叔叔把我高高地举起来，我告诉炊事员阿姨买什么饭，什么菜，都买多少。炊事员阿姨把饭菜打到饭盒里，并告诉我一共要多少钱。我就把饭票数给她，然后愉快地说“谢谢阿姨!”。我刚伸手要去拿饭盒，叔叔说：“等着，我把饭盒递给你。” 他把我先放在地上，然后把饭盒取下来，递到我的手里，嘱咐我，“拿好，别洒了。”我谢过他，满心欢喜地走上回家的路。
回程是另一番景象，饭菜是热的，重量也增加了，但是，我的心里装着成功的喜悦，什么都不怕。我一小步一小步地穿过空旷的人行道，伸手拉开沉重的大门，开始一蹬一蹬地上楼梯。那天的楼梯仿佛特别多，我已经走了很久，却发现自己才上了半层楼。手里的饭盒越来越沉，楼道里布满灰尘，我不肯把饭盒放到地上。好在每半层楼，有一个平台，每次到平台，我就用两只手一起提着饭盒，站住喘气，然后再沿着楼梯往上走半层楼。我想了一个好办法，一边走，一边数台阶，这样快了许多。当推开家门的时候，我特别兴奋。姥姥和妈妈欢天喜地地迎接我，那顿饭特别香，我永远记得。
从此，打饭成了我的常规任务。很快，食堂里的顾客都认识了我。他们说我是独一无二，独来独往的小不点儿。每当我走进食堂，总有很多人热情地和我打招呼，邀请我站在他或她的前面，并在打饭窗口帮助我长高。久而久之，我一进食堂，大家就一个一个地让我，直到把我让到长队的最前面。再后来，炊事员阿姨干脆打开厨房门，让我走进厨房打饭。我何德何能，在食堂里得到人们如此帮助和爱护?况且绝大多数人与我素昧平生。人们心底的真诚、善良和爱心，是人性中的美好，金子一样，即使物资匮乏、社会动荡，依然存在。我，一个小孩，激发了人们心中的善意，他们给予了我那么多。那些美好温暖了我，像一粒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了根，发了芽，成了我生命中的支柱。我一直都在把它回馈给我的亲人、朋友和我热爱的世界。法国作家萨克雷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其实，反之亦然。每个人都是由特殊生活经历塑造而成。
妹妹满月那天，姥姥和妈妈有说有笑地撤掉大床上的布帘，房间一下子宽敞许多。我开心极了，大床不再是我的禁地。我不停地跳舞、唱歌。等她们忙完，在床上坐稳，我立刻拿起墙角的苕帚，骑在两腿之间，在屋里的空地上跳了一圈，然后急忙跑向妈妈，对她怀里的妹妹说，“你快叫姐姐呀，我已经走马上任啦!”
本文获第29届汉新文学散文佳作奖
发表在《汉新月刊》2022年7月刊
评审的话
石文珊：这是一篇纯真可爱的成长散文，以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的视角，描述在政治动荡、家庭困难时期，首次被赋予重大责任，成为家中栋梁、为人长姐。文字生动，有孩子的稚气和严肃，有画面感，像纪录片般流畅叙述，读者仿佛也缩小到一个孩子的高度，目睹小姐姐克服艰难，完成人生第一个成长仪式，懂得自立自强，也与周遭人们的善意交融。
刘荒田：何等温馨的文字!在动乱与贫困交织的幼年，父亲去了干校，母亲做了月子，年幼的作者担当“小姐姐”的大任，具体而微地叙述了独自上食堂打饭的经过，满纸人情味，读它，是一次精神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