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看，自己到底能干啥，或者到底适合干啥，一时真说不清楚。没发生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这个道理似乎都懂，要不人们都拼命的往前奔啥呢，不如往回跑，回去把错过的事一一捡起来，漂漂亮亮的干它一票。那世界会什么样呢？大街上的人，不是三百岁就是两百岁，全是规避了疾病和坎坷的人，而且不是大官、就是大款，最不济也是作家。问题是大家运气都这么好，谁的人生还有遗憾呢，没有遗憾让作家写什么？没有遗憾活着还能干什么？这么一看还是个问题。
我最早的遗憾出现在8岁那年。这是我能记得的，再往前我就不确定那些算不算了。其实我成熟挺早，七八岁就知道把邻居家的丫头领柴禾垛后边玩亲嘴。而大多数时候我总在一个中学里玩，我爸在那所中学上班，在小食堂里给老师做饭。学校当然还有个大食堂，大食堂很大，所有的学生全在里吃饭还余富出一个大讲台，大讲台后墙上两侧斜插着红旗正中间是个党徽，特别威风。学校总在这里放电影。那时候学生大多在学校住，很热闹。一到饭口食堂里黑压压一片，和我妈喂鸡差不多，咕——咕咕咕咕…，各色鸡，大的、小的、半大的锅锅嗒，锅锅嗒，全冒出来了。我愿意看这帮学生来食堂吃饭，特别好玩，我觉得他们过得一定特别开心，有那么多伙伴，一起上课，一起下课，一起种地，一起唱歌，一起吃饭，一起亲嘴…。有一天我和小伙伴在食堂房山阴凉地方玩演电影，我扮演潘冬子，我们正玩得起劲，忽然有人鼓起掌来。这时我才发现我们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围过来几个学生。有个梳羊角辫，齐刘海的女生说，“哎呀，演得太像了，你是怎么记住这么多词的呢？太厉害了小孩。”我一下子臊得不会说话了，脸憋滚热，吭哧出一句，“用你管！”学生们咯咯笑着打饭去了，边走边说，“这是谁家的小孩啊？长大能当演员。”
说实话，那个女学生的话当时让我挺吃惊的，要不我不能一直记到现在。我当然知道那不是坏话，但不知道那是不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我们小伙伴玩演电影的时候，总是我扮演主角，潘冬子、李连长、杨子荣，我还演过李铁梅。我那么小就学啥象啥，那些台词根本不是硬记的，看两遍就会了，连声音、语气、表情都学会了。可是我爸妈并没有把这当做我的本事。我这么说根本没有埋怨我爸妈的意思，那个时候连我们学习都没人管，一个玩还玩出本事了？没挨打已经算不错了。但现在我们懂了，天分对一个人有多么重要。可是在人生的大道上，我们总是错过时机，常常自己已经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了而不自知。人的潜能总是一闪而过的，抓得住的叫人才，抓不住的是群众，所以人才很珍贵。我羡慕现在的孩子，他们机会多，条件好，遇到了好时候。但这事也得分怎么做，在潜能的开发上，命运的选择总是比人为来的准确，助力行，拔苗助长就坏了；种瓜得豆是点错了种子，也白费。
小学四年级我们学校来了一伙招艺术生的老师，好像是省少年宫红领巾合唱团的，具体名我也叫不准，我没跟人家对过话，就是排队进去唱两首歌。幸运的是他们相中了我。（我现在合计，小时候我是不是特别可爱？我的好运是不是都集中出现在那时候了。）不幸的是我又一次无声无息的和机会擦肩而过。我姐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她连招呼都没和我打就拒绝了人家的招生。事后还当玩笑和家里人讲了这事，我不知道当时我有没有感到失望或者生气，好像谁也没当回事就过去了。风过水面只有波纹知道它带走了什么，人生常常是错过。那要多少机会才能成就一次幸运呢？难呐。比中彩票还难。现实总是比机会丰富，有趣的是，现实转瞬即逝；而那些机会又总是以笑料的方式获得永生。
这两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似乎都和我的艺术天分有点关系。难不成我真的有点艺术细胞？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但是不管啥细胞吧，人要是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干自己喜欢的事都是愉快的。我一直喜欢文学，我发现这个东西好，这东西不受限制，随时可以开始，随时可以放下。它跟接近于玩，很自由。现在想想，我的文学潜质也是很早就在我身上出现了吧，只不过它太像不务正业，总是藏着。小时候我常常旷课到学校大墙外边儿看小人书，二分钱一本，我跟人家谈成包天的，一毛钱看一天。（我发现我还挺有买卖脑瓜的。）后来大了，在外面上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和一个外班的同学谈起顾城的《雨巷》，把他整一愣一愣的，他惊讶的看着我说：“你一天天象活驴似的，中午都在操场上玩，课也不正经上，咋能懂这个呢？”这叫我怎么说呢？告诉他其实我很文艺，从小就有艺术细胞？他可真笨。人有多少东西是不为人知的，我们总是习惯在知道的事上发表不知道的看法，可是你怎么知道别人不知道呢。
后来我从事了电力行业，跟艺术风马牛不相及，但有时候我还会捅捅咕咕写点啥，我总觉得那些艺术细胞还在，但是算算我和那些机会已经错过太久了。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原来的路口，希望有人能遇到。我怀念它们。
简介：小白本名赵东海，吉林省白城市人。国家电网吉林白城公司员工。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在吉林日报、中国电力报、国家电网报等副刊以及《脊梁》《青年文学》《散文百家》等杂志发表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