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都是农民，全家世代居住顺义区北务村，我是工作以后才定居通州。
从打我记事时起，我家东屋墙柜上从西往东就这样摆设：插掸子用的喇叭口长脖子掸瓶，装各种零碎东西头上有帽子的大肚瓷瓶，上下一样粗细的帽筒，玻璃罩里好看的花儿盆景，四框黑色底座宽大的长方形帽镜，那座最高大也是最贵重的大罩子钟。钟的东边离东墙还有两尺距离的空地方，摆放着很多书，现在的话叫“图书角”。
也许有人问，那时的农民都不读书不识字，家里偶尔有本书也就是黄历。你家怎么会有“图书角”呢?问这话的人是不了解我家，我大哥解放前顺义师范毕业，比我大哥小五岁的二哥，在北京我舅舅家读书，后来和我一样也大学毕业。我爸爸是农村少有的识文断字的“老知识分子了”。我说我爸是“老知识分子”你可千万别以为我爸家很阔，有家塾，他小时候肯定在家塾里学习。错，我爸小时候在农村是顶苦的苦孩子，用那时的话说是“苦核儿”。
我爸小时候，爷爷和大爷爷一起过，虽说不是财主，家境还说的过去，三十多亩地，一头驴一挂铁瓦车。我爸六岁的时候，我爷爷死了。我奶奶和我爸娘儿俩，在大家庭里很受气。实在受不下去了，奶奶带着我爸爸到北京城给一户旗人家当使唤人，现在的话叫保姆。可巧旗人家的小少爷和我爸爸同岁，和我爸特别玩儿得来。第二年旗人家的少爷该上学了，少爷却不肯单独去，一定要和我爸一块儿去。主人也怕孩子单独上学受欺负，便让我爸和少爷一起上学。这样过了七八年，我爸大了，我奶奶手里也攒下几个钱了。我奶奶寻思着过几年该给我爸娶媳妇了，没有哪户人家愿意把闺女许配给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使唤人的儿子，就辞了差事，带着我爸回北务老家。在北京呆了几年，我奶奶长了见识，再说我爸也十几岁半大小子了，我奶奶便和大爷爷提出分家，分了十亩孬地半挂车和半头驴。驴和车没法分开，大爷爷家就折钱给了我奶奶。我奶奶用攒下的钱在我们村的后街置了一块空地，盖了五间瓦房买了一头小驴儿和一辆铁瓦车，母子俩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
我奶奶是个很有见识的女人，觉得十亩地太少，她一个人差不离就能种了。就在离我们村二里地远的于菜地村找个木匠师傅，让我爸跟人家学木匠。我爸爸识文断字又心灵手巧，还没等三年出徒，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小李木匠了。不光会做各种家具，还会在家具上绘画雕花，谁家聘闺女做陪送家具都爱找这对师徒，阔家主盖房子需要雕梁画柱的也都找这对师徒。师徒二人很少有在家待着的时候。可惜我爸出徒第二年师父死了。刚出徒的我爸，活儿虽然干得好，可是岁数小没师父名气大，再说好多活儿一个人根本没法干。我爸的木匠活儿顿时少了许多，一年倒有多半年在家歇着。趁这当儿，我奶奶给我爸娶了媳妇，也就是我妈。
我妈娘家姓孟，是河北三河县的一户小地主。说是小地主，没多少房没多少地，只书多。我舅舅在家在外念了很多年书以后，在天津达仁堂做事，职务是监制丸散，相当于现在高管吧。记得小时候我家用的雪花膏都是舅舅配制的，每次都是用装咸菜的小坛儿让在天津做木匠活的我爸带回来。舅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退休的，每月退休工资一百四十七元，听他老人家讲是全东城区退休工资最高的。
现在说姥姥家的书。比我舅舅小许多的妈妈出嫁以后，家中就剩下姥姥一个人，她又不识字，这些书几乎成了妈妈的随嫁品，每次爸爸套车接姥姥来我家住，和姥姥一同坐车来的就是书。为了装这些书，爸爸还特意做了一只小坐柜，靠东墙摆着，里边满满的全是书，放不下的便放在墙柜东头空着的那块，就是我说的“图书角”。小坐柜南边放着一张大红油漆三屉桌，小坐柜夹在墙柜的“图书角”和办公桌之间。坐小坐柜上，想看书从“图书角”拿，想办公就趴桌子办公。我的小学和初中，除去上学干活和睡觉，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角”和“办公桌”之间的小坐柜上度过的。
墙柜上能吸引我的东西除去“图书角”，就是紧挨着它西边的那只高大的罩子钟。
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就是这只大罩子钟。
我爸的师父有个亲兄弟，也就我爸的师叔在天津开旅馆，还有几个商号铺家。那时我爸师父的老妈还活着，旧时只要老家儿在，兄弟是不能分家的。依我爸师叔的意思全家都搬到天津，他挣的钱养家糊口富富有余，大哥完全不必在家辛辛苦苦种庄稼干木匠活。穷家难舍热土难离，我师奶不干，师叔只好作罢。既然不分家，师叔的家眷当然还得在老家和长兄一块儿过。我爸的师父没儿子，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师叔有四个孩子，都比我爸小。我爸的师父很有长兄范儿，孝顺老娘，照顾弟妹，疼爱侄男侄女。我爸既然是徒弟，除去跟着师父学习手艺，自然也学到了师父的人品。我爸像亲儿子和亲孙子一样孝顺长辈，像长兄一样爱护师叔的孩子。
师叔从天津回来，我奶奶都要备一份厚礼让我爸专门看师叔。师叔自然早从全家人的嘴里知道哥哥的这个徒弟人品忠厚，懂得上敬下爱，对自己的几个孩子特别好。因此每次见到我爸，师叔都特别热情，因为我爸那时还没娶媳妇，师叔又是长辈，走时总要塞给我爸几块洋钱。
我爸刚出徒一年，这个大家庭就散了。先是我爸的师奶去世，半年后我爸师父去世，又一个月以后我爸的师娘去世，我爸的师叔只得把家眷接到天津。
师叔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我爸提着礼物来送行。饭桌上，师叔说师侄啊，我哥哥没了，你一个才出徒的小木匠，肯定没多少人找你干活。即便有人找，有些活一个人也没法干。譬如说做家具做棺材这些大活，之前都得先破板子，有的人家甚至现放树，这都要俩人拉锯才能干的，你一个人怎么接活?听师叔的话，跟师叔去天津干吧!师叔在天津经营多年，有很广的人脉，保证活儿让你干不过来。师叔还要在天津给你找个搭档，让他听你的。我爸说在天津人生地不熟的，吃住不好办。师叔说不是有我吗?为了让你师婶和你师弟师师妹们搬到天津，我花了二百多块现大洋置办了一套三进大宅院，那儿住得过来，你就免费吃住在师叔家，我给你找的搭档也和你一样免费在师叔家吃住。有你住进去，师叔在外边干买卖放心。不然偌大的宅院没有个年轻力壮的老爷儿们镇着，我心里还真不踏实。
我爸说您说的事好是好，只是我媳妇过门还不到半年，我妈又刚刚去世，把把媳妇一个人放家里我还真有些不放心，等我回家跟我媳妇商量商量再答复您。
我爸回家把这事和我妈一说，我妈说我爸你傻呀，这么好的事还要回家跟我商量商量，你应该当场就答应。我爸说不就是不放心你吗?家里就你一个年轻女人和十几亩地，连个帮手都没有。我妈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呀?没帮手我不兴找一个吗?眼下就有，我娘家有个当家子哥嫂，头些日子我回娘家时，嫂子曾经和我说过，家里的地要是种不过来，他的俩儿子可以帮助种。你现在套车就跟我回趟娘家，今儿晚上就把我娘家侄子接过来一个，给咱家当小伴伙。明儿个你起早就去找师叔，和他全家一起去天津。
我妈真不愧为女中豪杰，就在我爸还犹豫不定的时候，我妈已经起身到院子从牲口棚里牵出我家大灰驴准备套车了。
就这么着，我爸和师叔一家去了天津。用现在的话说，去天津打工。
我爸的师叔果然不食言，利用他在天津多年的人脉关系，不费劲就给我爸找了位五十多岁的搭档。俗话说嘴上没毛干事不牢，师叔是故意儿找个年岁比较大的，这样更容易取得雇主家的信任。活嘛，四个字：多如牛毛。这样过了十多年，我家的地由原来的十来亩变成五十多亩，大灰驴变成大骡子，铁瓦车变成胶轮大车。
那年我爸回家过年，居然抱回一只大罩子钟。我妈还以为是师叔送的呢，一进门就埋怨师叔不懂事，怎么能送钟呢?“送钟送终，也太不吉利了!”我妈埋怨完师叔就埋怨我爸，“你也是，在师叔家白吃白住，还要人家东西。要就要吧，你也不能要人家送的钟呀?”
我妈说这话的时候，我爸一直笑眯眯不言语。直到我妈埋怨完，我爸才告诉我妈，这只大罩子钟不是师叔送的，是他从做活的一个阔家主买的。然后便把怎来怎去的经过讲给我妈听：
天津一家大药店的老板聘闺女要做几件陪送家具，师叔和这位老板很熟，自然把活儿给我爸揽下。家具做完，老板很满意，只是付工钱的时候，老板提出能不能少付半块大洋，用他家的一只大罩子钟顶那半块大洋?我爸爸也很慷慨，说不就半块现大洋吗，您没有就甭给了!主家说不是没钱，是那个大罩子钟在家里膈应。
原来，老板曾经给一个在天津开买卖的洋人治好了病，俩人随后成了莫逆之交。洋人听说老板要聘闺女，特意托人从瑞士买了一个大钟送给药店老板。送钟就是送终，洋人不懂在中国是不可以送钟的。老板膈应，和洋人又说不通，只好把钟暂时寄存熟人开的一家典当行。老板说我不是舍不得那半块洋钱，可是要把钟白送给你，我这不是不懂事吗?“送钟送终”多不吉利呀!少给你半块洋钱，这钟就不是白送的，是你用工钱换来的。
听了我爸说完钟来历，我妈急不可待地让我爸敢快打开包装，我妈说她长这么大也没见过钟，更别说还是外国的洋钟了。
我爸先打开最外层的木盒子，从中拿出一个很大非常漂亮的硬纸盒子，再打开硬纸盒子，一只漂亮辉煌的大钟就出现在我爸妈眼前。我长大以后听我妈这么样描述这只钟：
到人的磕膝盖那么高，切菜的小案板那么宽，我爸脊背那么厚。钟罩子是玻璃的，除正面没有画，后边和两边都是画。钟罩子后面的画最有意思，一个带翅膀光屁股的小小子在空中拿着箭正往下射。玻璃罩的东边是个老娘儿们，西边是个老爷们儿，黄头发还都曲里拐弯的(这是我妈当年的原话)。
白色的表盘上，有一圈很奇怪的黑字，我爸说那是罗马数字，并且详细地告诉我妈每个数字都是几。圆圈罗马数字的中心有三个带色的好看的箭头，我爸告诉我妈，最长的叫时针，时针指在哪个罗马数字上就是几点钟，第二长的是分针，最短的是秒针。一个钟头有六十分，一分有六十秒。我爸还告诉我妈，那个垂在表盘下面黄色跟烧饼一样大小的东西叫钟摆，只有钟摆不停的摆动，三个针才能绕圆圈走。钟摆不动了，钟就停了。我妈问那钟摆万一不动了，应该怎么办呢?我爸就拿起旁边一个像蝴蝶一样的彩色铁片，铁片下端是一根小孩儿手指大小粗细的铁管儿。我爸说这是钟钥匙，钟后面有个小孔，每天把铁管儿插进去朝右拧几下，钟就走了，这叫给钟上弦。如果忘了给钟上弦，钟就不走了。我爸说我不在家，每天给钟上弦的事就是你的。我妈说你教我怎么上弦，咱现在就让钟走起来。我爸说那可不行，现在当不当正不正的，给钟的时针拨到几点呢?这样，明天老爷儿(太阳)正晌午咱把时针拨到12点，我教你上弦。以后每天就这个点儿上弦。如果哪天忘了上弦钟停摆不走了，等到下一天晌午再把时针拨到12点再上弦，千万不可乱改时间。第二天老爷儿在天正午时，我爸教会了我妈给钟上弦。
我爸从天津买回一只半人高大罩子钟的事，街坊邻居很快就知道了。几个平时和我妈经常一起做针线活的老娘儿们，很想像平时一样拿着针线活到我家串门，好顺便看我家的大罩子钟。可惜腊月家家都忙着过年，谁家老娘儿们不是忙得小尖脚的脚趾头都快挓赤起来了，哪儿有工夫串门子?至少也得过了元宵节呀!
元宵节一过，年就算过完了。在顺义师范念书的大哥走了，在北京舅舅家念书的二哥走了，我爸爸去天津也走了，住娘家的嫂子还没回来，在我家干活的我妈娘家的远房侄儿，要等开春回来耕田种地。
家里白天就我妈和三岁的我。这帮老娘儿们可得济了，拿着针线活都来了。一进屋，先把手中的针线活扔炕上，然后就趴着墙柜聚在我家大罩子钟跟前，小心翼翼伸出手，摸摸大罩子钟的钟罩。我妈倒也慷慨，打开钟罩，让大家轮流轻轻触一下钟表盘。还从钟罩子里拿出钟钥匙给大家看，指着那个左右不停摆动的大黄铜钟摆，说一会儿钟的那个最长针走到一个字上，钟摆就会自动敲钟，那个字念几，就敲几下。我妈指着表盘上离时针最近的“8”字，说这个是“8”，你们别动就在这儿听着，一会儿这钟摆就敲八下。果然，没过一会儿，钟摆就“当当”敲了八声，声音绵软悠长，可好听了。几个老娘儿们都夸，有的说敲钟的声音比唱歌还好听，有的说这钟自带富贵气，摆墙柜上跟财主家小门楼子似的。自然，也少不了夸我爸爸有本事，夸我妈有福气，嫁个好爷儿们。
说着说着，西场儿的拐儿奶奶忽然哭了。拐儿奶奶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除去一双旗装片子大脚，哪儿点比李佳(我大哥的名字)妈差?可是瞧瞧人家李佳妈过的啥日子，我过的啥日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也难怪西场儿拐儿奶奶哭。我长大后听我妈说，拐儿奶奶年轻时是我们村里第一大美人，细高挑的大个儿，瓜子脸柳叶眉杏核眼。可惜因为一双没裹过的旗装片子大脚，去了一半人才。因为这双大脚，村里好事者还给拐儿奶奶起了个“半截俊”的外号。也是因为这双大脚，嫁不出去的拐儿奶奶才嫁给我们后街西场拐儿爷。
拐儿爷从小是孤儿，长得瘦小枯干不说，还是个瘸子，右腿比左腿短半拃，走起路身子一摇一摆的非常吃力。拐儿爷凭着做小买卖攒下俩钱置了十来亩地，才娶了拐儿奶奶。拐儿爷和拐儿奶奶两人并排站在一起，拐儿爷只到拐奶奶肩头。拐儿爷的身子骨干不了庄稼活，家里的农活都是拐儿奶奶干。打坯抹房拔麦子犁地是农村有名的“四大累”，都是老爷儿们儿干的活。即便家里没有老爷儿们，一般也都雇人干，绝对没有女人干的。但是拐儿奶奶家的四大累活都是拐儿奶奶干，因为家里穷雇不起短工。我妈说好在拐儿奶奶有个好儿子和好闺女，俩孩子都很懂事很孝顺。拐儿奶奶闺女的婆家挺阔，闺女每次回娘家都带回很多东西，吃的是吃的，穿的是穿的，每次还都偷偷塞给拐儿奶奶俩钱儿。我家买大罩子钟那年拐奶奶的儿子十五岁，长得高高大大的，地里的活儿子也都儿子包了，拐儿奶奶也算熬出了头。
我家的大罩子钟也招来一位讨厌的人，她就是东院的丁家老婶子。老婶子也是我们村的美人儿，我妈说老婶子跟我家墙上那张《吕布戏貂禅》年画里的貂蝉一模一样。老婶子刚过门那阵儿才十七八岁，也常拿着针线活到我家来串门，虽然比来我家串门的老娘儿们都小许多，可是老婶子嘴甜，不叫人不说话，大家都挺喜欢她的。大家讨厌老婶子是近几年的事，因为她和汉奸王玉相好。
其实要说起这件事，最初不赖老婶子。
王玉因为给日本人办事，有钱又威风。王玉的老婆本来以前也是和大家一样干庄稼活，可是自从王玉当上汉奸以后，王玉老婆的身子也金贵起来，除去炕上的活，不再干地里的活儿。反正王玉有钱，家里雇了两个扛长活的以外，还不时雇村里的老娘儿们来干活。春天薅苗(谷子和棒子苗)，夏天翻白薯秧子，秋天到场上掐谷穗剥棒子皮摘花生……反正吧，只要是和庄稼有关的，王玉媳妇概不插手。
王玉家雇老娘儿们干活，比一般人家给的钱多，因此刚开始好多老娘儿们都愿意去。可不知怎么，渐渐没人去了，甚至王玉登门去求，老娘儿们都找各种理由推脱。这天王玉就找到了我老婶子家，当然不能直接和我老婶子谈，得和我老叔谈。王玉说你媳妇要是到我家薅一季的谷苗，管晌午一顿白面饭，我另外给你三石棒子。一石棒子是一百五十斤，三石四百五十斤。当时种一亩地不过打百十来斤的棒子，三石棒子相当四亩半地一年的收成，太合算了!所以老叔当场就答应了，第二天就让老婶子给王玉家薅苗。
那时谷子和小麦间种。小麦是越冬作物，谷子春天才播种。当谷子长成半拃多高需要松土间苗(也就是薅谷子)时，小麦快有磕膝盖高了。刚刚二十出头的老婶子，手里拿把薅刀，一个人跪在麦垄里慢慢薅苗，慢慢地往前爬，薅去太密太弱的谷苗，留下壮实的，苗与苗的间距差不多三指。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蹲着薅苗呀?这样跪地爬一天，膝盖还不得被硬硬的土坷塄硌烂呀?不用担心，老婶子的两只膝盖上各绑着一块厚厚的垫子——三层土布摞一起，纳上密密的针线，两头各缝上两根带子系在膝盖两边。这是老娘儿们专门为薅苗做的膝盖垫儿。至于为什不蹲着薅苗?这更好解释，那时农村女孩儿从六七岁就裹脚，影响走路，更影响两条腿的发育，蹲着薅苗，两只小尖脚儿根本支撑不住全身的重量。
老婶子一个人在绿油油的麦垄里慢慢往前爬着，四周除去被风吹得起起伏伏的绿色麦浪，别说看不见人影，连鸟儿影都没有。一个二十出头年轻女子，免不了就瞎想乱想。先想自己的爷儿们，忒闷，三脚都踢不出个屁来。除去干活吃饭夜里干那事，从来没和她说过一句热火话。长得也寒碜，矬墩矬墩的，大扁脸就像一块黑铁叶子，两只小眼儿就像在黑铁叶子上划的两个细道道，跟人家王玉比那可真是差天上地下了。王玉那天到家跟他男人商量雇她薅苗的事，她也在旁边。人家王玉高高的个儿，白脸上眉清目秀，说话也慢条斯理的，就跟戏台上的俊小生一样。他不明白，王玉长得这么好，村里人干嘛都骂他，说他脑瓜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到底了呢?不就他给炮楼子里的日本人听差吗?老婶子正这么瞎想着，听见身后有动静，一回头，发现王玉拎个白柳条篮子站在屁股后面，敢情是给她送饭来了。她站起来，可能跪得时间久了没站稳，摇摇晃晃刚要摔倒，王玉伸出双臂把她抱住……
这些都是在土地法大纲(我们村里人叫“土地耍大缸”)，斗争汉奸地主王玉和她姘头我老婶子时，俩人在斗争大会上的交代。
王玉自从把老婶子勾搭上手以后，仗着自己有日本人撑腰，根本不把老叔放在眼里。去老婶子家就和老婶子睡觉，不管老叔在不在，有时夜里就宿在老婶子家，他和老婶子在东屋睡觉，老叔一个人被撵到西屋。
老婶子呢，自打靠上王玉，也觉得风光无限：穿的都是王玉给买的洋花布衣裳，原来的银镯子银耳环换成了金的，吃的是粳米白面。不光不再下地，连串门儿都很少。日本人的炮楼子就在我们后街东头东大庙的对面，王玉每天都得到炮楼子里来，完了事就去找老婶子睡觉。老婶子不敢离开家，也舍不得离开家，怕错过汉奸王玉的雨露滋润。闷了就在自家大稍门外站会儿，向街上瞭瞭稍，碰见人就搭讪两句。我家买大罩子钟的事，就是老婶子与人搭讪中知道的。
这天下午，老婶子把王玉伺候走以后，也到我家来串门。听我妈说这么一个大钟才半块洋钱，老婶子就说大嫂子我实在喜欢这大罩子钟，要不我给您三块现大洋，这钟卖给我吧?我妈说知道你有钱，可我家这大罩子钟是孩子他爸用工钱买的，又大老远辛辛苦苦从天津背回家，我哪儿能卖给你呢?别说三块，三十块三百块三千块也不卖。
钟没买成，还遭我妈一顿奚落，老婶子哪儿咽得下这口气儿?再和王玉睡觉时，就把买钟的事和王玉说了。王玉说你甭着急慢慢等着，看我怎么让李木匠家乖乖交出钟。
端午节我爸从天津回来过节，王玉找到我爸，说日本人喜欢打桌球，让我爸给做个打桌球的案子，并且当场就说好了价钱，木料由我爸自备，做完就付款。我爸就把我家外院东南角那棵大榆树放了，没几天桌球案子做好了，王玉派人把桌球案子抬进炮楼院儿里，让我爸爸跟他到炮楼和皇军结算工钱。
我爸跟着王玉去了，两人快到炮楼时，碰见推着一小车(独轮车)韭菜的拐儿爷，听我爸说去炮楼儿找日本人拿工钱，拐儿爷把我爸拦住了，说他的小车有一只腿儿擗了，要我爸先回家给他把小车腿儿修好，他得赶高楼集卖韭菜。
我爸对王玉说拐儿叔的事急，要不改天我再跟你到炮楼子拿钱，先回家帮拐儿叔把小车的腿儿修好?
王玉说这回可是你自个儿不愿意去拿钱，不是皇军不给。以后可别老追着我要啊!王玉说完这话，扭头奔炮楼去了。
看着王玉进了炮楼院子，拐儿爷搡了我爸一下，“你也四十多的人了，咋越活越傻呀?王玉的话你也信?他是带你去炮楼拿钱吗?他是没安好心，带你到炮楼子里让日本人揍你。挨一顿揍是轻的，没准儿日本人就要了你的命。敢跟日本人要钱，你可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经拐儿爷这么一说，我爸后怕得当时脸上就冒出了大汗珠子，“拐儿叔多亏了您!走，我推着车，到我家赶紧给您把小车修好，别耽误您赶集卖韭菜。”拐儿爷说你以为我小车的腿儿真擗了?那是我不让你去炮楼的托词。这小车儿是你给我做的，作实着呢，我死了车都坏不了。
夜里，我爸就把白天的事和我妈讲了，说多亏拐儿叔，不然的话也许我现在早没命了。我妈说拐儿叔说得没错，你跟王玉到炮楼子里向日本人要钱肯定得不着好。再说，你也找不上人家日本人要钱，人家没让你打桌球案子吧?让你打案子的是王玉，你得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的，应该找王玉要钱。
“端午节也过完了，明儿个你就回天津吧，师叔那边肯定又给你找了不少活。这事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法子。反正不能白搭上好几天工钱，还白搭上咱家那棵长了好几十年的大榆树。”
我爸走后的一天早上，我妈喝完粥对我嫂子说你在家看孩子(孩子是我，三岁多)喂猪，我带上咱家大黄(我家的大黄狗)到前街王玉家要钱。说完，我妈对在地上卧着的大黄说，“妈带你到坏蛋家要钱去，你可得帮着妈。坏蛋要是敢动妈一指头，你就扑上去咬死他!”说完这话，我妈就带着大黄走了。
到王玉家，王玉媳妇正在外院喂猪，听我妈说完原委，王玉媳妇当即说：“你家爷儿们给日本人做的活，应该找日本人要钱，凭什么到我家找我爷儿们要钱呀?”
“是你爷儿们王玉叫我爷儿们做的，我找得着人家日本人吗?”
“那你就到炮楼子找王玉去，他一大清早就被日本人叫到炮楼子里了。快离开我家!”“和尚不在庙在，这是王玉的家，你是他媳妇，找他要找你要不一样吗?”
“我不当家不理财，钱都在王玉手里，我手里一个大子儿都没有，你找我要白搭。你要是有胆量，要不然把我家房子扒了吧!”王玉媳妇斜楞着眼看我妈，“我量你也没那么大的狗蛋!”
“我没那么大的狗胆，可我家大黄有。一个桌球案子也值不得扒你家大瓦。大黄，”我妈对大黄命令，“帮妈把那只大肥猪赶回家!”
大黄立刻就扑到两只猪中间，咬着那只最肥的大猪一只耳朵，猪吓得拼命嚎叫，却不敢不跟着大黄走。王玉媳妇盯着我家小驴子一样的大黄，也只有坐地上嚎哭的份儿。
这事过了大约半个月左右，我妈跟我嫂子说：“老大(我大哥)快放暑假了，他奸馋不爱吃棒子饽饽和小米饭，就爱吃白面饭。趁着今儿老爷儿(太阳)好，你去捞几斗麦子。我拿着东西占碾子去，明儿咱娘儿俩碾麦子，给老大多预备点儿白面。”我妈说完就拿着驴捂眼和驴套股绳占碾子去了。
我妈走了，我嫂子也在家忙乎起来，用簸箕把麦子从后罩房的麦囤里端到堂屋倒进锅里，再从水缸里舀水放进锅，用铲子搅合几下，然后用笊篱把洗过的麦子捞进铁丝筛子里控干水分，又用一条干手巾使劲儿擦麦子，最后把麦子放进院中架在两条长板凳的笸箩里晒，不时地再用干手巾去擦。
当晚无话。
第二天早晨我一睁眼，发现我妈没在身边，就起来光屁股到做饭的堂屋和嫂子住的西屋找，都没有，连我嫂子也没有。以为我妈和嫂子在喂猪，又去外院找，仍然没有我妈和嫂子的影儿。圈里两只大克朗猪见着我又吼又闹，还拼命用两只前爪扒猪圈门子，好像要窜出来咬我，吓得我哇哇大哭赶紧逃命。从自家秫秸大稍门缝儿里钻到当街，又蹲在对面柳老姑家胡同口的老槐树底下撒泡尿，就一路哭着跑进柳老姑家。
老姑的大闺女成金头正在堂屋插粥，还以为是自家的狗跑进来，正要吆喝撵出去，我“嗞溜”早溜进柳老姑睡的东屋。躺在被窝里的老姑见状探出身一把将我抱进被窝，给我擦眼泪，问我哭什么?听我说妈和嫂子不见了，老姑笑了：“傻丫头，昨儿我听你妈说了，你大哥要放假了，她今儿个和你嫂子起五更去碾棚里碾麦子了，留着给你大哥回来做白面饭吃。别哭了，一会儿在老姑家吃饭，老姑让你大姐给你摊一个香香的大鸡蛋饼。”老姑说着吩咐正在归置墙柜的二闺女：“到堂屋跟你大姐说，粥淘出以后，就给丫头摊鸡蛋饼。”
在老姑家吃完晌午饭，我妈才把我接回家。一进东屋，我愣住了，问我妈墙柜上的东西咋都掉地上摔碎了?是不是猪进屋给拱的?我妈说是，我给你穿上衣裳到院里玩儿，等我和你嫂子把屋里归置干净再进来。我妈给我穿衣裳时，我的两只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地上，所有的东西都碎了，那只漂亮的大罩子钟也被砸得粉碎。这是猪拱碎的吗?。
在土地法大纲会上斗争汉奸王玉和我老婶子时，我妈领着我也去去了。从这俩人的交代中我才知道是王玉带日本人干的。
王玉说那天听完我老婶子说我妈不卖钟还奚落她一顿的话之后，就打算想个招让日本人把钟给老婶子要回来。我爸端午节回家了，他就设下让我爸给日本人做桌球案子的套，骗我爸跟他去炮楼里找日本人要钱。这样肯定会惹恼日本人，臭揍我爸一顿不说，还得把我爸扣押在炮楼子里让我家拿钱赎。王玉就借此机会跟我妈说日本人看上我家的大罩子钟了，让我妈把大罩子钟交给他，他就让日本人放回我爸。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计谋让拐儿爷给识破了。紧接着就发生了我妈到他家赶猪抵工钱的事，王玉恼羞成怒，终于以我妈藐视皇军为借口，带着日本人把我家砸个稀巴烂。王玉原本还想让日本人把我妈带进炮楼，没想到家里没人，我妈和我嫂子到碾棚碾麦子躲过了这场灾祸。我要不是跑到柳老姑家，轻的被日本人踹几脚，重的可能就一刺刀把我挑了。
我家大罩子钟的事是听我妈讲的。我妈和我爸早已作古，不知二老在天堂能不能见着那只被日本鬼子毁坏的大罩子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