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老了，谁来养我们?”
这话，“瞎大妈”说了几十年了。驼背的大伯耳朵都听得生了茧子，有时委实不耐烦了，当着我们这些小伢子们的面，会没好气地顶她一句：“就饿死了吗?”
也难怪大妈总这样念叨，她和大伯无儿无女呢。对于思想守旧的乡下人来说，膝下没个一儿半女，那是人生里顶大的悲哀了吧。
可不是，没有儿女，人老了谁来赡养?生病了谁来照料?一切得早作打算。自己不能生养，那就领养一个吧。大妈这样思忖着，真就着手去办了。好在，那年月很多人家子女多，生活又穷苦，好领养。不久，她便从江南的一个亲戚家里抱了个小男孩归来。但养了没几年，老天不长眼，给淹死在了门前的池塘里!
之后，大妈又去江对面带回一个大丫头，养到二十多岁，却自个跑回去了。大妈不死心，又从自己的妹妹家牵来一个，也是女孩，待长得婷婷了，却又奔回亲娘家去!大妈气得直跳脚，横眉斜眼，手指戳天，大骂她们是“没良心的东西!养不家的白眼狼!”大伯也伤心，但他仁慈，就只勾着头，一面抹泪一面说：“算了，算了。”
他们是命中注定不该有孩子的吧!
但“老有所养”始终是个大问题，秤砣似的，压着大妈的心。大妈左思右想，觉得靠天靠地不如靠钱。有了钱，就不怕老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生了病不会没钱医治。但家里只有两亩薄地，是生不出几许钱来的。
大妈可不是一般农村女子，心思活络得很，跟鱼儿似的，要顺着村前的长江，游向下游的上海滩去。她想趁着自己还不老，趁着身体还康健，去给人家当保姆。大伯思想守旧，但他拗不过性子倔强的大妈，只好由着她去了。
大妈的眼神很不好，是个“半瞎子”，不太招雇主们喜欢，只有那些年老的、或生了瘫病的、或不能自理的，才肯要她。大妈没得挑，谁要，她都去，去了就好好干，不怕脏不怕累，也不怕苦，她又手麻脚利，渐渐地，就有了自己的口碑，获得了精明又挑剔的雇主们的认可和欢喜。
大妈后来对我说，她住在一处仅能容下一张单人铁丝床的老楼的楼道底下，每天眼一睁，就往东家跑西家赶，这家拖拖那家抹抹，伺候了老的再伺候瘫的，每天都跟陀螺似的打转，刮风下雨，下刀子落枪子儿，都不能停下来。顶亏她身体好，又天生要强，否则真抗不下来。她就一个信念：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够他们养老的钱。到底得挣多少钱才够呢?她没文化，算不清，总归是越多越好吧。
大妈在上海立住了脚后，因不舍得误工和来回路费，三年两载也难得回来一趟。大伯一个人呆在家里，闷了，就弓着驼背，背着双手，骆驼似的在村里四处遛达。或去离家不远的教堂里走走，或踱到我家同我父亲喝几杯烈酒，或守着大妈自上海背回来的那台十四寸黑白旧电视度日……那段时光，说不尽的漫长，道不完的孤苦!
大妈总是安慰大伯说，别急，等我攒够了钱就回来。那时我们都老了，就可以一起享福了。
时光是经不住熬的，终于溜走了，顺手拿去了大伯的一口黄牙，同时，染白了大妈头上的丝丝长发。所幸，大妈的钱包如愿以偿地鼓了起来。
终于，大妈回来了。她还想再干几年的，但她放心不下日渐衰老的大伯。
“你大伯越老越现世蛮，家里搞得跟狗窝似的，实在不能望。他连自个都照顾不好，真是作孽哎!”大妈撇着两片薄嘴唇，斜睨着一双小眼，朝我呵呵直笑。脸上的皱褶拥挤着，似一朵灿烂的黄菊花。听她那语气，不像是在批评大伯，倒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在数落自家不争气的孩子，更多的是宠溺。
大妈脑后绾着一个圆髻，用一根好看的长簪子插着，上身着一件亮眼的大红色的印花夹袄，下穿笔直的黑裤，脚蹬秀气的紫色印花鞋(都是雇主们给的)，加之她刚回来，说话还带着明显的“城里腔”，举手投足间又有一种说不清的“洋范儿”，因而，诱得我的没出过远门的姑姑们“眼红”不已，围着大妈喜鹊似的叽叽喳喳：
“你这瞎大妈啊，真是越老越俏噢!瞧这打扮，啧啧，跟个花蝴蝶似的!”
“从大上海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唛!说话文绉绉的，撇腔!哈哈哈!”
……
我的表哥们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在一旁七嘴八舌。华子哥更是“没大没小”的，他嬉皮笑脸地道：“阿刚，你可不要小瞧了你这个瞎大妈噢，她眼瞎心不瞎，可厉害着呢!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当过妇女主任，那时候……”
大妈在一旁听了，也不恼，龇着牙，呵呵地笑。一只金牙就跳了出来，在阳光下闪着金灿灿的光。她且笑且骂着：“当妈的小斗子，连你们也跟着取笑起我来了!”边说边举起右手，一副作势要打人的样子。
大妈也确实是很厉害的。我父亲好在外面吃喝，不大顾家，为此我母亲常和他拌嘴、怄气。大妈见了他，劈头就骂：“你个小斗子，怎么就不学好呢?都是当爷爷的人了，还不晓得好歹……”过后，大妈笑着对我说：“你大大不学好，我就要骂他，见一次骂一次。我是不怕他忌恨我的。”转而又说，“你妈也是，钱心太重了。男爷们嘛，哪能一点不应酬，总要在世面上混混的。”
大妈的嘴，向来是不大饶人的。对我父亲是这样，对晚辈更不消说。大伯和她一口锅里吃喝，自然也少不了被“教育”。二伯和大伯一母所生，屋子前后紧挨着，抬头不见低头见，但两家却不相往来，几十年了。原因说不清。但我想，大约和大妈的一张刀子嘴，也脱不了干系吧。
大妈虽然回来了，但还是闲不住，依然成天忙东忙西的，一刻不歇。快七十岁的人了，还跟年轻人似的，扛着一人多长的椭圆形小舟(好像是石棉做的，看着不轻)，去屋旁的小夹江里采菱角，到新沟街上去卖钱。——她对钱是有多大的渴望啊!
终于在埂下滑了一跤，闪了老腰!
我自城里回来，见了她就“批评”：“大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成天瞎折腾，这下消停了吧?”
“当妈小伢子，大妈摔死就算了蛮……大妈不能闲着当老废物啊。”她一手拄着木拐杖，一手叉着腰，立在青砖黑瓦的矮房子前，眯斜着小眼朝我笑。她的精神，看着还不坏。
但这回，她想不闲下来也不行了，这一跤，让她自此离不了拐杖。这拐杖，却又成了她的指挥棒，指挥着大伯去干活……
身体一向很好的大妈，忽然患上了尿失禁。总不见好。我回乡看望父母，听说了，就马上买了几样东西去瞧她。江风阵阵，吹得太阳恹恹的，梧桐叶纷纷地落。
大妈家的三间小矮屋在二伯家的楼房北面，坐西朝东，常年难见阳光，她又攒下了很多有用没用的“宝贝”，悬在屋梁上，藏在床底下，堆在拐角边，屋子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拥挤又阴暗。
大伯正在狭小的堂屋和厨房里两头转，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卧室里，一盏昏黄的白炽灯悬在空中，孤伶伶地亮着，大白天的，并不能增加多少光亮。那台老掉牙的黑白电视机，像一个被时光淘汰了的老人，蹲在床前的老式电视柜里，暗着脸，一声不吭。大妈静静地侧躺在板床上，盖着一床灰色的旧棉被，不知在想什么，还是在假寐。听到声音，就翻转过身子来，跟我说话。也笑。笑得很吃力，像一株立在寒风中的老树，努力挣扎着。大妈萎顿的样子叫我吃惊，心酸。在我的印象里，大妈总是无比坚强的，哪怕是摔折了腰拄着拐杖的时候。
问她病情。她用手捊了捊耳鬓有些凌乱的华发，然后声音弱弱地说：“没甚毛病，不碍事的。就是老换尿不湿，有些麻烦。”
她说得轻巧，我却不肯信。就说：“大妈，这样终究不是个事啊。我带你到合肥检查一下吧?大医院的医疗水平总归要高些。”
“你大大和好不子带你大妈到无为去看过了，买了好些药回来……大伯大妈不死，尽给你们添麻烦噢……”
是大伯的声音。语气如常，言词也如常。只这时听来，却犹如许多只手，从堂屋里伸了过来，撕扯着我的心，很不好受。这些年，我除了蜻蜓点水般地来探视，何曾真正地关心过他们!我很羞愧!
大伯还在絮絮地说着，大妈兀自轻轻地唉了一声，接口道：“小伢子哎，你大伯说得对，你们都有自己的事，哪能老麻烦你们啊。”
大妈还是同我去了安医。又去了省肺部医院。最后确诊为肺结核，一种当下很罕见的病。我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堂兄商量。他听说后，二话没说，次日就从重庆飞了来。
堂兄是二伯的儿子。上一代人之间的恩怨，并不影响堂兄对是非的判断，他每次从重庆归来，总要背着父母送一两千块钱给大伯大妈，让他们自己买吃的。
其实堂兄这次也没必要来，但他在宾馆里对我说：“我必须来。大妈一辈子都担心自己老了没人养，生病了没人管……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只要我们两兄弟有一口饭吃，谁还能丢下他们二老不管吗?”
自宾馆回来，大妈听说堂兄不愿住在我家里，撇着嘴嘟囔了句：“这当妈小斗子!”我知道，她是心疼钱呢。看病的几千块钱，我坚持没让她掏。钱不多，是一片心吧。几十年来，她看重的，或者担忧的，不就是这个吗?
这是大妈第一次去我家，也是最后一次。那几天，我们没事时就唠闲话。说过去聊现在，谈家庭道婚姻。我说：“你和大伯一辈子都不吵架，真好。”
“怎么不吵架?你大伯年轻时脾气也坏得很。我还被他打过呢。”说到这，大妈的神情便有些黯然。片刻后，叹了口气，复又笑道：“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俗话说，夫妻没有隔夜的仇，床头吵架床尾好……”
大妈拄着拐杖，立在我家的阳台上，望着远方定定地发怔。不知她在想什么?一缕金色的晚霞落在她苍老的右侧脸上，轻手轻脚地爬着，须臾便去了。她忽然踅过身子，没来由地说：“大妈不怕死，就怕走在你大伯前头，他不晓得料理自个，我一走，他可怎么好呢?”
我承认，大妈说的有道理。
但天不遂人愿，大妈还是先大伯而去了!
大妈的丧事办得简约又热闹，不比那些有子女的人家差。是二伯和堂兄操持的。大妈的安息地在村里的“四十亩”，紧挨着我奶奶的坟。前方不远处，是我英年早逝的大姑、大姑夫、小姑夫……
能够老有所养，是大妈一生最大的心愿。她为此不惜别夫离家，用自己的大好光阴、泪水和汗水，去换得一份对老年生活的最后保障。但不幸的是，她所有的付出，却最终化作了泡影!知道底细的堂兄对我说：
“大妈当年在上海确实攒下了不少钱——那时算是一笔大钱了。大伯大妈不识字，不晓得怎样到银行去存，就把钱放在了门口的几家电缆厂里。放在刘尊礼厂的七万，糊里糊涂地被他们赖掉了;放在巫亚红厂的十多万，因厂子倒掉也没了;还有，大妈娘家那个混社会的侄子，前前后后也找大妈‘借’走了小十万吧……”
大伯对此并不放在心上，他说：“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没就没了吧。”大伯是虔诚的基督徒，对金钱看得淡，对生死也淡然。大妈的死，几乎没在大伯身上留下什么阴影。大伯将大妈攒下的破铜烂铁、旧衣旧鞋，没人要的，一股脑儿搬到了大妈坟前，一把火烧了。
“这样落个干净!”
大伯笑着说。他拍了拍手上和身上的灰尘，最后瞥一眼大妈的土坟，便弓着驼背，背着双手，默默地随着送葬的人们，一步一步往家走去。家很近，就在三里地外的江埂上，有条蜿蜒的水泥路连着。来去很方便。
三春过后，大伯再来，就又和大妈合居“一室”了。这是大妈生前最后的心愿。大妈终于得偿所愿，和大伯再不分开。永永远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