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的墓草枯黄了，黄花岗的血凝定了，黄花岗的石头变成了褐色。黄花岗里，埋藏着的烈士骨枯凋零了。
记住了，台湾诗人纪弦的诗歌：《你的名字》。只是，你的名字还在，你的肉身早已不在了。是谁，在黄花岗的夜色里，不停地吟诵你的名字：
用了世界上最轻最轻的声音，
轻轻地唤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写你的名字，
画你的名字，
而梦见的是你的发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灯，如钻石，你的名字。
如缤纷的火花，如闪电，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烧，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树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
当这植物长成了参天的古木时，
啊啊，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来。
大起来了，你的名字。
亮起来了，你的名字。
于是，轻轻轻轻轻轻轻地呼唤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可以发光的，你的名字是可以亮起来的，你的名字也可以大起来。你的名字如“日”如“星”、如“灯”、如“钻石”、如“缤纷的火花”，你的名字是“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树上”。
你的名字叫林觉民。
我一遍遍读你的名字。你的名字里，既有雨水的润泽，草籽的萌芽，树木的葱茏，民众的觉醒，又有庄稼的茂盛，花草的翠绿。
我在你的旧居徜徉。福州杨桥东路17号，我记下了门牌号，当地老人说，这是后来的地址，原先的地址是南后街41号。即便是这样的旧居，也差点被开发商推平，是经过福州的乡亲奋力抗争后才留存下来的。
广州起义失败后，林觉民的岳父正在广州任职，便差遣人连夜回福州报信，林觉民的父母赶在官府通缉文书到来之前，仓促将祖屋转手，避居异处。
购买林宅的是冰心的祖父。冰心在《我的故乡》中写到：“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就成了我的乐园……”
这宅院还能寻到旧时林觉民和陈意映的影子么？恐怕是寻找不到了。
这宅院是当年林觉民的住处，在第四进后院西南隅，一厅一室，屋前那株腊梅正对着窗，已有数年了。到了冬天，梅花绽时，状如飞雪。
110多年前的４月27日，一个叫黄兴的南方人率领１３０名“选锋”队员直捣两广总督署。那个叫张鸣岐的两广总督闻信从后门逃走，一路仓皇奔跑，急急向广东水师提督府告急。革命党人寻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焚烧了总督署。其后起义军在退出总督署时，与张鸣岐搬来的救兵撞了个正着，双方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未能撤出广州城的革命党人，不幸惨遭杀害。死难烈士的遗骸一具具陈列在空地上，其状甚为惨烈。那些烈士家属未敢前往认领遗体，革命党人潘达微以《平民报》记者之身份，冒死收敛了７２具烈士遗体，于当年５月２日葬于广州东北郊。
因此，史称此役革命党人安息之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我没有去过黄花岗，但我知道七十二烈士墓，知道林觉民。林觉民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冰冷的石头上。有人记住了你，有人忘记了你，有人在怀念你，也有人冷漠无视于你。无论如何，一篇儿女情长的《与妻书》，却让人记住了，并且远远超过他的生平和牺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人遗忘了，还是被记住了。灰尘一层层模糊了历史，却模糊不掉那一篇写在白手帕上的遗书，模糊不掉林觉民为国抛头颅洒热血，奔赴刑场的前夜。他用最浓烈的诚意，写下对妻子的全部的爱：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为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书竟，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每每读于此，喉头便被噎住，忍不住眼眶就红起来。通篇都是“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撂笔”的缱倦情长，在腥风血雨中，如一朵美丽的罂粟花，开在风雨飘摇的封建末年，那么摇曳多姿，摄人魂魄。
一篇《与妻书》，是林觉民与世界的绝笔，是陈意映苦难的开始，她的一辈子，从此就与煎熬与苦难结下了渊源，永生永世为那个名字辗展反侧。从此，她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无论如何也道不尽一个弱女子丧夫的凄苦和悲凉。
宋代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说，读诸葛孔明《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也；读李密《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也；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也。如此，读《与妻书》不动情者，其心必硬。
《与妻书》一千三百字，系小楷，那么娟秀，一笔不苟，一气呵成，后人称《祭侄稿》是一血泪之作，而《与妻书》的林觉民却让我们感不到奔赴死亡时的慌乱，生的依恋，读这样的文字，不下泪者其人必无情。
我不知道那一晚林觉民是怎样度过的。他的复杂的心绪，他的一篇《与妻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真实多情的一面，一个用情极重极深的男人，他爱他的妻子，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他可以从容地面对死亡，却无法割舍对妻子的爱。他的声声泪，字字血，他的男儿柔情，他的动人深长，都是那么真实，那么让人动容。
读着《与妻书》，仿佛在读一个人的情史，在读一个人的婚姻史，在读一个人的爱情史。林觉民的文字，是深入骨髓般的爱合着血和泪写成的，是深情和极具震撼力的。即便是陈意映不识字，即便是她读不懂里面的内容，但她一看到这一方手帕，一看到写满了墨迹的手帕，一看到她丈夫的字迹，相信她什么都能看懂。当年，林觉民是在家办过女校的，妻子和嫂子都是他的学生，聪慧的意映，不可能会对那些释放出强烈信息的汉字不动心，不动情。那些汉字，那些错落有致的汉字，那些平平仄仄的汉字，她不可能不识。这手帕可是丈夫的遗物，那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
当陈意映和这样的文字相触碰的时候，无论目光，还是喉头，抑或眼睛，还是心灵，触碰到了，那目光一定是渴念的，喉头一定是哽咽的，眼睛一定是湿润的，她一定是悲情难抑。
那是她的丈夫啊，那是她丈夫的绝命书。历史当然是铭记下了，但她的苦难却被历史忽略了，历史是常常忽略一些细节，忽略一些儿女情长，但丈夫最后的绝唱，是不可能被忽略的，它被历史铭记了，被时代铭记了。
孤灯下的她，还有那双小儿女，当然可以被历史忽略。但林觉民的悲愤，他的决绝，他的《与妻书》，他的不轻易弹的男儿泪，是不会被忽略的。
林觉民是福建闽县（福州）人，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生于1887年，殉死于1911年。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鸦片战争”的巨大阴影正笼罩着这个封建国家，这个流淌着毒汁的外来物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工具，举国上下，从官到民，几乎麻醉了整个清王朝，举国萎靡。随之而来的割地赔偿，让中国陷入了屈辱的境地。割地赔款，似乎晚清每一个不平等的条约都离不开割地赔款。
对于清王朝来说，割地赔款是他们的奇耻大辱。割地如同割肉，赔款如同放血。割肉疼，放血痛。割肉多了会死，血放多了也会死。但哪个更严重呢？从现实角度讲，肯定是赔款更严重，因为割地对当代的影响有限，而赔款则不同，直接影响政权稳定、百姓生活。割肉，甚至截肢，对生命的影响有限，但放血不同，放少了会头晕体虚，放多了直接休克致死。于是，清政府不停地与列强签署割地赔偿的不平等条约。
林觉民十岁时，一场貌似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以六颗人头的落地戛然而止。“戊戌变法”失败了，在北京菜市口，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被杀害。刚刚进入学堂的林觉民是知晓的。他当然不会知道，仅仅过了十多年后，他个人的悲壮竟然与“戊戌六君子”的悲壮如出一辙。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悲壮赴死吧。
第一个是随林觉民赴死的福建同乡是陈更新。陈更新被五花大绑着押上堂来，陈颜色不屈，直立不跪。清朝官员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陈更新答：“陈铸三，中国人。”官员喝道：“好一个美少年，名字却叫得怪异。”陈更新朗声大笑，“无学识的狗官！铸三尺剑，提之以取天下，明晓了没有？”
清朝官员大怒，手指陈更新斥道：“你年纪轻轻，为何与乱党为伍，自罗杀身之祸？”
陈更新扬头作答：“杀狗官，反满清，是我毕生之心愿，此役我杀贼兵数十，又纵火焚烧总督署衙，纵死也畅吾心怀。我与同志失散，孤身奋战一昼夜，不眠不食，而精力弥增，若非我枪弹用尽，你等鼠辈能抓住我吗？”
随后，下令将陈更新推出门外斩首。接着南洋华侨李雁南被押了上来，李雁南上堂，同样的大骂不止。清朝官员准备将他凌迟处死，李雁南圆睁双目，跌足骂道：“满清胯下的贼子，忘记祖宗的佞人，孽种无良，助纣为虐，我纵入阴曹地府，也要骂遍你等狗官的祖宗三代！你们朝我口中开枪吧，口烂舌断，或许我能饶了你们这些畜牲！”说着自行走出门外，张口待杀。
第三个被抬上堂来的即是林觉民，他腰间中了枪伤，双腿被打断，无法直立。只见林觉民坐在地上，头颅仍是高高昂起，如岩石一般。又如玉树临风，气质雍容，审问者冷冷地对着坐在地上的林觉民说：念你有伤，免你不跪!林觉民从容一笑，淡然应对：跪也是死，不跪也是死，又何必要跪呢?
清朝官员喝道：“好一张伶牙俐齿的嘴!你如此嘴硬，难道不怕本官施以诸般大刑，顷刻间让你皮开肉绽，血溅当场吗?”
林觉民用轻蔑的口吻说：“你是把意洞视作三岁娃娃了吧?以为卑躬屈膝，跪上一跪，叩几个响头，哀告上几声，就可以不用受刑，不用吃苦头了吗?我想大清朝不会不知道吧，九泉之下的那些冤魂屈鬼，活着时跪得还少么?叩得头还少么?哀告求情还少么?结果怎么样呢?还不是一个个或受廷杖毙命，或被斩首示众，或被关进大牢囚禁？”
在死牢里，清朝官员还是不死心，让人置酒席，劝他投降，林觉民愤然绝食，惟愿一死。
最终，林觉民走向了刑场。林觉民在奔赴刑场时，时不时地还抬眼望向远处，望向头顶上的那片天空，只是那天空已经不再蔚蓝了。大概，他已不再想他的《与妻书》了，因为他已经对妻子说的明明白白。看到一些盛开的鲜花，他凝视着，再也不想走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此与花近，可死矣！”
在他的心里，他很想让自己的鲜血浇灌这些花朵，林觉民喃喃着说：流了这么多血，能浇出一朵黄花吗？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林觉民牺牲的地方，开放着无数的鲜花。每一朵鲜花的花瓣上，似乎都有着血的光泽，都有着一个名字：林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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