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末夏初之际，父亲带领母亲和我们四兄弟告别生活了近六年的电力学院，告别了我们生长的长沙南城，回到了遥远而又贫苦的豫东，那里是曾泛滥过黄河之水的大平原。
父亲说他的祖籍河南豫东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原本我们总以为道湖是我们的故乡，因为在豫东老家的二伯父没来长沙我们家之前，我们根本不知豫东在何方，父亲也从未向我们灌输过任何有关故乡的概念。我是在襁褓中随落魄的父亲去的道湖，二弟三弟也相继出生在道湖。我在道湖长到了六岁，如果不是天降灾祸，让放牛的文伢子戳瞎了我的右眼，父亲可能也下不了决心，把我们全家迁居到他工作的单位长沙南城，金盆岭的电力学院。我们在电力学院生活的前六年时光里，虽离开了道湖，但我们和道湖还是频繁地来往着，因为外婆一家还有和父亲同为河南老乡的姨爹一家都生活在道湖。
随着二伯父及三伯父的相继到访，父亲在我们兄弟跟前把豫东故乡夸成了一朵花，于是河南豫东那片遥远的大平原，也就成了我们兄弟脑海中虽模糊却十分亲切的故乡。
那天，三伯赶着的胶皮轮大马车载着从许昌下了火车的我们全家，悠悠地甩着长鞭，行走在豫东广袤的大平原上。父亲十分兴奋地轮番叫醒瞌睡连连的我们，让我们睁开朦胧的双眼，展望天地相连的大平原那苍茫辽阔的景致。远处那团团如盖绿树掩荫的村庄，还有正在扬花的大麦和含苞吐穗的小麦，如同覆盖在大地上一张无边无际的浅黄交杂淡绿色的地毯，从我们脚下铺到天边。风吹麦浪一浪赶一浪朝前涌去，又像闪着翡翠般光芒的大海，渺远而神奇。马车慢慢地行走在平原上，我们似乎成了地球的轴心，天地四方都围着我们转圈一般。坐了一天又一晚的綠皮火车，实在疲劳困乏，置身在这地球的中央，四围都是地平线，天地相连，完全沒有了长沙南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火辉煌，人流如织的街景，我们都感到有几分陌生。偶尔睁开瞌睡的双眼看到广袤大平原这奇特的景致，不知为何心底反倒涌上几分惆怅，几分失落。马车载着我们走过一村又一洼，村子里白杨钻天，绿柳如伞，榴花似火，枣花飘香。一条平坦的土路从村子的东头沿伸到村子的西头，或从村子的南边连接到村子的北边，连接着与之相邻的一个又一个村庄。
村子里光着膀子，穿着大腰裤的汉子，或担着水桶，或赶着拉着石碾的毛驴在为不久的麦收做准备。村里的老人妇幼则都盘坐在树下的泥土地上，抽着烟袋锅，拉着鞋底，奶着孩子。他们看到我们响着铃铛的马车经过，都十分好奇，伸长脖子痴痴地望着，指点着，议论着。三伯驾着马车，经过村头的一处水井时，他吆喝着那匹枣红马停下了脚步。他从马车上解开用绳子绑着的一只水桶，从水井中用绳子一摆，便提上一桶清冽冽的井水来。又从马车上拿出一只葫芦劈开并挖去瓜瓤的水瓢从水桶中舀出一瓢水来，咕嘟嘟地喝了半瓢。他对父亲说，孩子们渴吗，渴了都下来喝几口，这井水清凉甜爽，好喝得很咧。再说下来活动活动，蜷缩在马车上脚会麻的。父亲便和三伯把我们从马车上抱下来，我们接着三伯舀来的井水，就着瓢沿也学三伯咕嘟咕嘟喝了两口清洌的井水，那井水的确甘甜凉爽。送我们兄弟回老家的母亲则对父亲说，让伢崽们喝生冷水不会肚子痛吧。三伯哈哈笑着说，不会的，俺们这里庄户人家可没城里人金贵，大人小孩长年四季就喝这清凉井水哩。
三伯又从马车上他赶车的坐位边拿出一个粗布包来，他慢慢一抖开，露出一大卷三伯妈烙给我们在路上吃的油饼来。三伯抽出几张油烙饼，分别递给我们每人一张烙饼对我们说：“孩儿，吃点饼填肚子吧，这是你大娘给你们特意烙的油饼，好吃得很哩，来吧，一人一张。吃了再舀点水喝，然后我们好上路，怕是要天黑透了才能到家呢。”
我们听从三伯的话，每人撕扯着一张烙饼吃着。那烙饼果然十分好吃，油渍渍的，许多层交叠着。那是家乡人们为贵客专门做的白面油饼，平时并不能常吃到的。吃完饼，我们又舀了井水喝够。三伯便把桶里的水饮了马儿，然后绑好水桶，唰的一鞭，又是“吁”的一声，马车便又悠悠地朝村外驶去。
马车载着我们沉沉睡去的四兄弟快到故乡时，已是后半夜。母亲抱着酣睡的四弟，我们三个则躺在父亲两边不甚宽敞的车厢里，盖着已被露水潮湿的薄单被。三伯先是唤醒我们三兄弟，孩儿，快醒醒，要到家了。我迷迷瞪瞪揉着惺忪的双眼，睁着眼我看到天穹一弯上弦月已挂在西方的树捎了，天空辽阔，几颗星星垂在东方的天幕上，北斗蛇行，启明升空。静谧的村庄似一团浓郁的黑影静卧在不远的天边，一两声狗吠从村子里传来，平原上吹过来一阵又一阵夏夜的凉风，带来一股股即将成熟小麦的清香，沁人心脾。此刻本应回到从未谋面的故乡而激动的我，却忽然在心底涌上一阵说不出的伤感。是思念远逝的长沙，我在道湖和南城度过的十多年的岁月；还是别离了把我从蒙昧无知的孩童领进知识瀚海我的那些敬爱的老师们；是思念和我五年来凝结了最纯洁同学间友谊而不舍离开的小伙伴，还是近乡情更怯呢？我说不上来，鼻子突然一酸，我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这把父母亲吓了一跳，慌忙询问我，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
第二天中午，我们在三伯家的高粱秸秆铺的有些咯人的大床上醒来时，发现满院子都是乡邻们。近亲远戚，扶老携幼，密密集集，热闹非凡。这也难怪，父亲离开故乡转眼就是三十多年，突然领回了一家子人，尤其是四个大小子，咋不叫人稀罕呢？
“噫，登科呀，你可回来啦，这都快三十多年啦，走时你才十六岁，还是个半大的小子哩！”
“哎呀，国华，恁还记得不，恁上回带着弟妹还有勤务兵去西安为俺大娘奔丧，这都又是十几年啦。那会多神气，这回回来不走啦？拖家带口哩。”
“噫，登科爷，恁看几个小叔长得可齐整啦，念书了吧，改明要上学来村西南的小学校找我呀，我给学校教书呢，我叫宝驹。”一个年纪很轻，梳着油亮的大背头的本村老师，握着父亲的手，十分热情地对父亲说。
“爸爸，他比我大，至少我应该叫他大哥哥，但为什么他倒叫我小叔叔呢？”我不解地问父亲。
“咦，萝卜不大挌辈上哩，你是继字辈的，他是明字辈的，小你一辈，当然叫你小叔啰！”三伯笑着对我们说。
这时我的四姐用高粱杆编的一块圆板板，端来两大海碗面条到父母跟前，她对父母亲说：“吃饭啦，爸爸、妈妈！”
说着四姐将那块圆板板放在三伯家堂屋的方桌上，走过来牵着我和二弟、三弟笑着对我们说：“弟弟，我领你们去灶屋吃面条去。”
近一年不见的四姐似乎长高了些，但仍是那样单薄瘦小，她穿着白紫色土布缝的偏襟上衣和一条黑土布的裤子，很地道的一个豫东乡下的小姑娘。
我们高兴地跟着四姐去到灶屋里，端着四姐递给我们用菜碗盛的汤面，我说：“四姐姐，怎么用菜碗装汤面哩，我们吃不了这么一大碗呀。”
“他们这里都是用这种碗装面条或糊涂，不像我们那里，饭是饭碗，菜是菜碗，他们这里只有这样一种碗。”四姐告诉我们。
“啥呀，他们这里？是俺们这儿，四妮，你都来了快一年了，咋还他们，他们的。今后你们都要在这里安家生活了，还外道哩，可不敢这么说哩。”三伯妈笑着说四姐。
四姐伸了伸舌头，示意我们三兄弟吃面条。我们三兄弟便学着小姐姐的样子，坐在灶屋的柴草上，端着一大菜碗汤面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我们边吃面条，边和四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我们不会讲河南话，四姐虽来了快一年，但和我们仍是用长沙话对白。
四姐问我们，为何也来了河南呢？她对我们说，河南的日子可是很不好过哦，别看今天中午吃的是白面条，那是你们刚来，把你们当客人对待。隔两天就没有白面吃啦，只有过年才能吃几顿白面，一年每个人只能分到几十斤麦子呢。那平时吃什么呢？我们问四姐姐。平时呀，吃红薯干磨成的粉做成的锅饼，和红薯干粉打的糊涂。中午擀的面条是黄豆粉掺红薯干粉杂和的面。四姐姐告诉我们。
不好吃吗？我们又问。
到时你们就会知道，不但难吃而且咽都咽不下去。周天见不到一点青菜叶，不像长沙一餐没青菜就不行。
那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家里呢？
三伯不让写这些，他说习惯了就好。
四姐的这些介绍让我的心堵了起来，心想河南居然过这样的生活，那父亲为何还要拖家带口决绝地带我们来河南呢？果然，四姐向我们描述的饮食情况没两天就是现实了。还有更多的问题接踵而来，这让满腔热情回故乡的父亲一下成了霜打的茄子。
豫东百姓的住房在60年代普遍是麦秸剁的墙，麦秸盖的顶，一色的茅草房，少数人家的房顶是青灰色小瓦盖的。麦秸盖的房顶，常有被二月平原劲厉的风揭顶的危险，还时时有被鸡挠鸟扒而漏雨的可能，因麦秸里有沒脱尽麦粒的麦穗。所以，几乎是一两年就要换顶。麦秸剁的墙通常留的窗户不大，且根本没安什么玻璃，只是象征性地在所留的四方洞里撑有几根杨柳条的木棍作窗棂，有的家窗棂蒙了窗纸，但多数家庭没蒙窗纸，都是通风透气的，到了冬天塞上一块破棉被挡风雪。这里多数家庭都是坐北朝南三间土房，中间叫堂屋，靠墙搁着一张长条案桌陈列着神龛，先辈们的遗像。讲究点的人家堂屋里有四方桌椅供亲戚和来客喝茶吃饭。
这里大多数家庭没有吃饭的桌椅，男人便用高粱秸编的馍筐，盛两个锅饼一碗糊涂，一只小黑碗盛点捣碎的蒜汁，端出去在向阳的街边或谁家的院落，蹲成一排和围成一圈吃饭。女人和小孩则坐在灶角堆柴草的地方，端着碗，拿着锅饼，边喝糊涂边吃锅饼。时不时用锅饼沾点蒜汁，很快就吃完一餐饭。更有不讲究的家庭，糊涂也不打，锅盖一揭，用锅铲把贴在锅一圈的锅饼铲下来，捡拾到馍筐中，就着锅里没烧干的蒸馏水吞一两个馍便匆匆结束了一顿饭。
当然也有稍讲究的人家，在就馍吃的咸菜上下点功夫。或从淹咸菜的罐子里摸一块淹渍的大头菜，切成丝盛在盘中再撒点碾碎的辣椒粉，滴两三滴香油放在厨房案板上，供一家人就着馍吃。或来一碟油泼辣椒面，或捣碎滴了香油的蒜汁供家人蘸着馍吃。富裕点的人家吃的主食不是锅饼，而是花卷，即一层白面裹一层杂面做成的黑白相交的花卷馍。
中午饭家家户户，普遍是擀面条吃，只是富裕点的人家，面条是白面掺很少的杂面擀成的，一般的家庭便是用红薯干粉掺豆面擀成的。不管哪种面条，通常是不放青菜叶的，只放一点拌了油的大葱碎片。白面掺少量的豆杂面下出的面条，汤是汤，面条是面条，清清爽爽。豆粉掺红薯干粉擀的面条则下到滚水中就很难成条了，长的筷子长，短的手指头长，糊汤糊面，黑里泛黄，很不好吃。刚开始我们兄弟几个宁愿挨饿也不吃这种杂面条，但后来没办法，要填饱辘辘饥肠，也只能稀里糊涂喝上一大海碗。
除非来客人，豫东普通百姓家是很少炒菜吃的，即便炒也大多粉条白菜豆腐一锅烩，或粉条萝卜豆腐一锅烩。沒有什么佐料，不放酱油，有些家里油只放一点点，只要不烧锅。这种烩菜，说不出什么味道，似乎只有咸味。一人大半碗，再抓一个锅饼在手中，或蹲或站，吃个不亦乐乎。逢年过节，普通人家也少有七大碗、八大碟的，除一大锅粉条为主的烩菜外，凉拌几盘菜算是很讲究的了。如凉拌碎羊肉冻，凉拌猪肉冻，凉拌绿豆芽等。
我们一家随父亲下放河南豫东的那十几年，乡邻们都说，那是河南除发黄水和人民公社大食堂除外，最苦难的一段日子。天灾人祸，啥苦难都经受了，尤其是我们家，父亲的诊所被取缔后，不事农耕的父亲和弱小的四姐，俩人的工分根本挣不回一家六口的基本口粮，年年要大姐从她微薄的工资中节省积攒点钱寄回家，才能折成工分买回一家人的口粮。所以，我们的日子就更艰难了。
回到河南后的第一个难题就愁坏了父亲，父亲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六口住的地方，还要落实父亲回老家开办医疗诊所的地方。怎么办，父亲下放安家的几百元钱，显然是没有盖房子的预算，且购买医疗器械和药品都只是杯水车薪。这么一个亟待解决的当务之急，当初父亲头脑一热，向电力学院递交下放申请时，不知是如何和三伯筹划合计的，也许他们一兴奋就把这难题给抛到脑后了。
房子的这一难题，是时任生产队长齐继忠替父亲想办法解决的。他和父亲交谈过后，便让社员把生产队的一间仓库腾了出来。那间仓库原本是齐姓本家一户早已消亡在新疆人家的祖屋，得知那户人家消亡在新疆后，生产队便收过来作了仓库。队长决定生产队的仓库，临时搬到了另一户同样去了新疆的人家去。新疆解放后，豫东许多人家都陆陆续续去了新疆，参加新疆的农垦建设。我们临时借住的这间仓库坐东朝西，与生产队的马厩同一个院子，生产队喂养牲口的是一个叫善庄的庄稼汉，许是豫东长年四季的风沙，他和二伯一样都是糜烂的红眼眶和风泪沙眼。父亲回老家诊治的常见病就是这号糜烂眼眶的沙眼病。住房的问题暂时解决后，父亲便紧锣密鼓，北上南下采购医疗器械和药品。
父亲的诊所没有挂牌，但从南方大城市回来了一位医术高超，中西兼治的军医，这一消息却不胫而走。诊所初开，医疗设备并不齐全，药品也短缺，然而慕名前来诊治的病人却常常让我们家门庭若市，车马络绎。有县里公社的干部，但大多数是连三两角钱药费都付不起的众乡邻。母亲本来是护送我们兄弟回来，安顿好后就要回长沙去的，父亲便婉言留下了母亲帮忙，当起了临时的护士，为病人打针换药，忙得不亦乐乎。四姐便当起了家庭的饮事员，勉为其难为我们做三顿饭。有时三伯母和二伯母也会过来指导四姐和面贴锅饼，打糊涂，捣蒜汁。
家乡的饭食虽然简单，但发面和面同样有技巧，面发过头，酸涩难吃，面没发起，蒸出的馍馍板硬难嚼。擀面条，四姐常常掌握不了面和水的比例，要么和的面稀了擀不成片，水放少了面又揉不成团。一次父亲在百忙中，信心十足地示范和面擀面条，同样他也无功而返。气得父亲抡起擀面杖猛烈地去锤打怎么也擀不开的面团。
然而生活上的困难似乎还能克服，更让父亲犯难着急的是医药的短缺和无钱购买药品的窘境。因为大多数乡邻看了病拿了药却付不起医药诊费，尽管单个病症欠费的数目并不多，但抵不住欠费的人多呀，于是诊所便处于难以为继的地步。没办法，父亲只好去郑州找他早年的同学，河南省爱国卫生委员会的主任，看是否他能帮忙让父亲渡过药品短缺的难关。
这位和父亲早年同在国民党医官学校的同乡好友，他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劝父亲和他一起赴延安，然而父亲踌躇不决。他却坚定地去了那个火热的革命熔炉，锻炼成了一名钢铁般的抗日志士。我们回豫东老家时他已是河南省卫生系统的最高长官了。
父亲在河南省爱国卫生委员会的大门囗站了许久，也徘徊了许久，他感慨而又忐忑，如果当初听了这个同学的劝，和他一起赴了延安，现在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呢？父亲苦笑着摇了摇头，他走进了传达室，传达室的老人给父亲那位同学打电话通报了一下，然后告诉了父亲他那位同学的办公室。父亲谢过老人后，脚步沉重而又迟缓地朝他那位同学的办公室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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