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懵懂无知,很不懂事,内心住着一个幼稚天真的小孩子,幻想着即使天塌下来,总有一个大个子给我顶着,给我遮风挡雨,替我消难解灾。
2004年,我二十二岁,青春痘密密麻麻停留在脸上,荷尔蒙的气息爆棚,参加工作不久,站在三尺讲台上,手执教鞭,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不过工资低廉,每月只有五百多元。某次,去县城参加教师培训,因为没有路费,特地打欠条,向学校借了100元,才能够坐上出发的客车。
秋季开学,太阳高高地照在天空,白云悠悠,天色蓝蓝,盛夏的味道弥漫在校园内,银杏树叶翠绿得耀眼,没有一丝焦黄的迹象。两位初中同学听说我当了老师,打听到我所在的学校,冒着烈日与炎热,穿着短袖,骑着摩托车从县城出发,差不多一百来里路,专门来找我。抵达时,裸露的肌肤明显被晒出黑色。
他们找到我,我看到他们,并没有“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欣喜激动感,只是走出高高的校门,走下一级一级的台阶,约他们坐在校门口的水泥坎上,有意无意地瞎聊了几句。梧桐树高大,叶子茂密,形成一处荫凉,我们就坐着。我没有请他们进学校,没有请他们去房间,没有给他们倒水,只是瞎聊着。聊的内容想想都知道,无非就是毕业后过得好不好,现在工作怎么样?有一句,没一句;闲一句,淡一句。
直到夕阳西下,鸟儿唱起晚歌,红霞映红天边,两位同学站起来,伸伸懒腰,拍拍屁股上的灰,双眼黯然伴着无限的失落,对彼此说:“要不,我们回去吧!”我没有挽留,甚至有点巴不得他们早点离开,目送他们骑上车,发动车子。看到他们远去扬去的灰尘,摩托车冒出的黑烟消失在转角,我拾级离开的同时,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尴尬地坐着。
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彻底消失在记忆的河流里。多年后,我年过不惑,才忽然意识到,当时的我哪怕收入卑微,但人不该卑微,应该去泡杯茶,购点零食,买些好菜,做点好饭,好好地款待他们一下,把酒言欢,热闹一回。毕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毕竟相处几年拥有一份难得的同学情谊,毕竟他们远道而来就为了找我,而我那么不懂事,那么无情,竟然冷漠如冰,薄凉如水,没有注意到同学的失落,没有请同学去房间里坐一坐,难怪知音寥落,难怪被人称为情商奇低?
2005年,因为工作的原因,教语文,时不时写点下水文,我近水楼台,爱上写作。慢慢地,一发不可收拾,每天都要写上一千字,才肯罢休。大到国家新闻,小到家长里短;追忆似水年华,评论世事变迁,不管任何题材,任何体裁,都要经过构思,成为笔下的文字。
我从事教育,呆在学校内,天天与学生相守,对此轻车熟路,了解得不能再了解,最容易诉诸笔端。喜欢的,歌颂的;讨厌的,看不惯的……统统写下来。写完,我又坐下来,腰杆挺直,拿着笔对着稿子认真修改,三五遍之后,再迫不及待地去投稿,像一只虚荣心十足的母鸡,生蛋之后“嘎嘎”直叫,希望天下皆知,世界闻名。
好几次,我看到学校里一些违规的事,也虚构夸张,纂写海投。没想到的是,编辑居然格外喜欢这样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还发放稿费。其实,现在回头看那些文章,并没有构思,没有所谓的各种技巧,语言文字十分朴实,算不上好文章,但估计这样的题材投稿的作者少,选中的概率自然偏高。当拿到稿费和样刊的时候,我内心的激动,像打了一剂强心针,“怦怦”直跳,需要拿手紧紧按住,不然心脏可能从嘴里蹦跳而出。
这样,我更热衷于这样的文章。2006年,我写作《构筑爱城》,虚构一位学生差点跳河自杀,经过我爱的教育,唤醒他对生活的热爱,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后来,编辑选用,发表于《上饶教研》5月刊上。发表之后,一位中层领导找到我,告诉我这样的文章少写,会给学校带来不良的影响,导致负面的新闻。我听了之后,心里一“咯噔”,为什么呢?因为我的163邮箱里静静地躺着一封刚刚收到的录用通知书,是《中国教师报》的编辑发来的,恭喜我《飞走的体育课》拟用。它的内容也是揭露了学校的一些不良现象,体育课被占用,全用于语数英等主科。这要是被领导知道,还不完蛋?不过我转念一想,即使发表了,领导也不一定看得到。于是乎,我没有选择发邮件给编辑,或者说压根不曾有这想法。因为要在《中国教师报》这样国家级的报纸发表文章,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当时的我急需这样的动力,推动我在写作的道路上艰难跋涉。
后来呢,领导还是看到了我的信件,因为我的署名与地址全为真实。他大发雷霆,怒发冲冠,眼睛里燃烧着熊熊烈火,都要把我从里到外烧个透。学校立刻召开中层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应对不良影响,夹带狠狠地批评了我,语气重,语调高,言辞如锤。我虚心接受,反思自我,确实谈人之短,招人忌恨,做人不能这样不懂事!当然,现在想想,我确实够单纯,纯粹地只想写文章,出人头地,并没有想到去害学校和领导。如果真有那种想法,我为何不虚拟一个假名?
从此,我再也不碰此类文章,哪怕内心看不惯,哪怕真的写出来,也只是存储于电脑,作为一种情绪的发泄,释放一下积压的情感,绝不公开发表。
2012年,用同事的话来讲,我已经“糠箩跳米箩”,通过考试,从乡下调到城区,教六年级语文,当班主任。初到新学校,总想教出好成绩,换来同事的刮目相看,领导的青睐。这是每个人再正常不过的心理。
六月,荷叶如盖,荷花绽放,盛夏的美好铺开画卷。星期一下午,一位女生没有到校。她姓邵,人胖胖的,印象中一头短发,爱穿牛仔服。人比较开朗,乐于助人,主动替人分担忧愁。
我上第二节课,看到她空空的座位,心里并没有产生任何疑问,让其他学生打了个电话给她。学生打了,没有接通。我继续上课,没有再管,想着下课再联系下,别浪费了宝贵的教学时间,回到办公室后忙于批改作业,也忘到九霄云外。所有心思都在教学上,都在作业上,都在学生的成绩上,就惦记着题海战术,不断地布置,不断地批改,不断地讲评,不断地订正……同时,虽然那时的我算老教师,教了将近十年书,但学生离家出走的事并不曾遇过,只是单纯地以为她生病了,家长没有及时请假。当然,也是我的不懂事,对问题的不重视,导致后来结果的发生。
直到夜幕降临,夕阳沉入远山,家长打电话询问我,我才知道学生因为考试成绩差,刚刚进行的毕业模拟考数学只有19分,害怕家长责备,已经离家出走。
接连十来天,家长、学校、我没日没夜,差点将县城翻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那位学生。学校准许我除了必要的上课外,都可以随时外出,到处寻找蛛丝马迹。除了吃饭,我都拿着学生的照片,走街串巷,到处问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半夜时分,好不容易休息一会,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家长打听到某个消息,急着找我求证。学校印了几百张寻人启事,四处张贴,发动所有教职工一起帮忙。尽管如此,学生还是石沉大海,沓无音讯。我内心着急,恐慌,后悔,无数的情绪涌上心头,只盼望学生平安归来。
直到十几天后,外县公安局传来消息,学生流落在那,一颗心才放下,一件事才搁下。经过了解,才知学生变卖了一尊小小的金佛像,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直到所有的钱都花光,店家才发现端倪报警。幸好,她回来时没少一根头发,没丢一件衣服,没缺胳膊少腿,完完整整,真令人庆幸,感谢社会的良好治安。要不然,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将如何处理与自处,都成了绕不开的话题。
是啊,作为班主任,我竟然那么不懂事,不知道事情的重要性,不知道“学生第一,成绩其次”,不知道当学生不在时,立马放下课堂联系家长,避免事情的发生,是多么重要的事。毕竟安全重于天!预防可以有效降低意外的危险。
任何一朵花都是菡萏到盛放,任何一棵树都是从幼苗到茁壮,人也一样,都要经历一个学习与成长的过程,有些人早熟、懂事,样样处理得当;有些人晚熟、不懂事,直到年过半百才看透人生,悟透世间沧桑。毫无疑问,我属于后者。
不过,吃一堑,长一智,只有善于从所办的“不靠谱”中吸收精华,从当初的“不懂事”里汲取经验,才真正可以做到沿着人生的道路拾级而上,走出自己的光彩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