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条长河，承载着人类所有的酸甜苦辣，一路汹涌澎湃，逶迤而来;每一个浪头，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次回旋，都会留下余韵。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时光深处，管窥到岁月的某一个点，在那几千年的人世尘烟里，没有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就是生活的主要活动。农业生产从原始的刀耕火种，逐渐地进步到翻土种植，虽然有一些进步，但人类的饭碗却始终处于朝不虑夕的状态;直到实行井田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九夫为井而无公田的田亩系统)完成了土地国有的“井田制”制度，使得人们有了固定的田亩，民众有了维持生存的手段，国家趋于稳定，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延续创造了有利条件。
古代的土地国有，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井田制有很多制度，但大方向还是国家所有制。分给私人的土地私人也只有耕种权，产权国有化，其实那也是一种古老的社会主义萌芽，因这种潜意识，直到今天都没人承认其存在过。古代土地的稳定，标志着民众饭碗的稳定。只是这些古代生活的浪潮，所掀起的宣嚣早被流光掩埋;仅存的一点点回荡，消失在土地再次私有化带来的动荡不安里。几千年封建强权对于土地的兼并，让一部分人成为拥有土地的官僚资本，一部分沦为土地的租用者，农业生产资源的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也就是这种贫穷与富裕的差异，才是中华民族长期落后的开始，既没有惊醒后世，也唤不醒后来者。
历史早已沉寂于人类的无为中，需要的就仅仅只是有人去揭开那一幅围幔，揭开那一幅中华民族无限辉煌的画轴背后，普通人与政权更迭，与战争割据相依相存的恐惧。一部农业发展史，就是人民在饥饿与贫困中谋生存的心酸史。其实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世界，正常年景基本可以维持自给自足。相较于现代农业，传统的农业生产包括种子肥料，种植技术等与现代农业自然不在一个层级上，即使生产条件再怎么恶劣，生产技术何等的落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的勤劳与智慧，所创造出华夏几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一直璀璨在世界的东方。落后的农业技术，并不完善的农田基本建设，是古代中国粮食产量无法保证人人都有饭吃的根本原因。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每亩单产大约232斤，汉朝264斤、唐朝334斤、宋朝381斤、明万历年约458斤、清朝康乾年间约为441斤，后来直到民国都没有超过亩产200斤。正常年景的粮食产量还可以基本满足生活的需求，如遇灾害就会出现大面积饥荒。
例如：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酷旱，夏粮几乎颗粒无收。因为运粮不便，困在长安城的隋文帝不得不带着臣东移洛阳城找饭吃。连“天子”都没饭吃，何况底层“草民”。西北历来苦寒，夏粮不丰，冬天更难度过。隋以前没有修建大运河，江南吴越充裕的粮食无法北运，西北方人的饭碗无法保障，是造成其经济中心有逐渐向江淮地区转移的起因。正是通过大运河输送江淮的粮食和财赋，才确保定都在关中的隋唐两代帝国政权正常运转。隋朝的衰落并不全如历史评价的那样是因为修建大运河，一个时代的终结终究有其内在与外在的成因，也有其在历史演变中碰到不可抗拒因素的必然。
没饿过肚子的并不知道没饭吃有多么难受，古老中华的帝都城市，自西周始就一直在长安与洛阳一带来回移动，其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历时两千余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人口的不断增加，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却已经无法解决当地人的温饱。以西汉长安城为例，当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到了盛唐时的长安城人口高达超百万，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随着人口日益增多，可耕地却越来越少了，不外调粮食，根本不能保证京都有饭吃。据《旧唐书》记载，从洛阳<含嘉仓>注①转运粮食进入陕西，1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早期长安城每年运粮20万石，就需要运费10万贯;(10万贯，换算成现代货币，相当于50亿人民币)。而关中地区在高峰期粮食缺口达 400万石，仅仅从洛阳到陕西一带的运粮费，就需要200万贯，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而官吏为了催促运粮更是驱使百姓，使得民怨沸腾。唐高宗李治去世后，掌握权力的武则天于683年至705年的22年间，就有19年的时间一直住在东都洛阳，其主要原因是洛阳更加靠近江淮等粮食主产区，没有漕运之苦。
历史上粮食产量过低，是吃不饱肚子的主要原因。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每亩产量约232斤，汉朝亩产量约为264斤左右，唐朝的亩产大约334斤，宋朝的亩产大约为381斤。扣除本身消费，每个粮农应向社会提供;明朝每亩产量约为458斤，到了康乾盛世的产量大约维持在441斤一亩左右，嘉庆皇帝时亩产量一下子就下降到了约121斤一亩，到了晚清、民国每亩地的产量更少。
不断地改朝换代，如风一般刮过的战争与杀戮，让一个封闭的世界只能依靠自给自足。其制成品如大米，小米、面粉、玉米等作物存量有限，遇到灾害，就只能补种红苕、白菜萝卜之类的块根作物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所以，中国人的饭碗里装的食物一般都以自己生产的植物性原料为主，收了什么就吃什么。一餐饭必须配上白菜萝卜类的蔬菜，就叫做家常小菜吃饭，尽管简单，吃起来依旧香喷喷，想起来就幸福满满，生活原本就是这样的很容易满足。如果普通人家有客人来，虽没有鸡鸭鱼肉待客，能吃上一顿家常便饭，已经是天下太平的美好时光。
节简曾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美德，不外乎贫穷所带来的物质匮乏;有此美德，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一个封闭落后的社会，任何人的饭碗都端不牢。饭桌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亲戚与亲戚之间最大的交流平台。因为重视吃饭，就派生出许多规矩，比如吃饭时嘴巴不能有声响，吃饭时如果手不扒着饭碗，就寓意以后的饭碗不稳定;做客时伸向菜碗的筷子前端不能张开太大，否则就是没教养，没礼貌。那些年月我常听高堂给姐妹们上课，其中就有看菜吃饭的教诲。这些与吃饭相关联的规范，让人觉得那就是庙里的和尚才应该遵守的清规。所以我们无论身在何方，最忌讳的就是大吃大喝;同时还适应了菜肴简单的饮食习惯，碰到条件不好的时候随便吃点什么都行;或者一桌子食客，只有简单的菜肴，就需要看菜吃饭。
所谓看菜吃饭，就是看情形处事。这个语句经过若干年的演变，与量体裁衣连在一起，就赋予其积极的意义，引申出来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看情形来办理。也变成中国人的一句口头禅，且带有唯物论观点。我们既要尽最大努力做到好每一件事，又要切实量力而行;总之一句话，做什么决定都一定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曾几何时，我们只能“看菜吃饭”，因为生活并没有冨足，几乎所有人用餐，都依此为准则。
现代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与饮食品种，依地域不同而略有不同。南方人一般以大米饭为原料煮粥蒸饭，配以炒菜加汤佐食，讲究大盘小碗菜汤齐全，烹饪过程讲究蒸煮煎炸黄闷清炖。或四盘两碗一蒸笼，或八碗两炖一火锅。北方人因为生性豪爽，也因气候土壤种植作物的因素，除了喜欢大鱼大肉大炖锅，还喜爱煎饼馍馍肉包子。常常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大铁烧锅，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快朵颐。随着时代的变化，现代的南方北方人们宴请餐桌上的菜肴已经基本趋同了。
由饭碗演变成的饮宴礼仪始于周公，《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秦承周礼，汉袭其精，汉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对于包括饮宴礼节在内的礼节文化的成型，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奠定了中国多元的民族饮食文化的基础。其实，最早出现的食礼，与远古的祭神仪式直接相关。后来为了便于调节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食礼开始逐步由人与神鬼的沟通拓展到人与人的交际中，并成为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一直所尊崇的精神思想。
古老的民俗里，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般都叫做吃饭，而不叫用餐。用餐，由进餐演变而来，指进奉食物。《礼记‧曲礼上》：就记载着“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
一日三餐，米面为主，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养成的生活习惯。除了应酬，普通人的生活谷物的成分约占生活的60—70%，副食即菜肴约占25—30%;零食包括小吃、糕点、糖果、炒货、饮料等，约占5—10%。这种“三分法”的饮食结构特点，几乎成了除几个少数民族之外所有中国人的饮食模式。
随着中国的经济总量的增加，所发生的社会巨变也让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改变;改变的不仅仅口味，还有饮食结构的深层次变化，让保证吃得饱的观念，逐渐地演变成吃得好与吃得更好。
生活的精细程度，首先出现在食品的品种与品质向好方面，也让人们对于饮食的要求提出来更高层次的要求。为了改善饮食结构，饲养畜禽肉类与水产养殖就成为了必然。增加饲养畜禽肉类，增加水产品养殖，就等于增加了粮食的安全性，扩大了粮食增收渠道为导向的现代农业，才是改变我们饮食结构的开端。
这些改变，就是一次饭碗的大变革。(续其四)
注①：<含嘉仓>,是用作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之皇家粮仓，位于河南洛阳老城北、隋唐故城东北部，始建于6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