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妈，我们家什么时候做糖呀?童年的记忆里，每年农历十二月中旬每家都要做糖糕过年，有的十二月上旬就做好了。
母亲刚去隔壁婶婶家帮忙，后脚，堂婶撩开她那宽大的棉衣罩衣就兜了一兜，“你们家还没做，先尝尝我家的“，哗啦啦倒在吃饭的小木桌上，细数有纸烟糖，芝麻糖片，冻米糖片，花生米糖片。我嘴里嚼着一支纸烟糖，便催促起母亲来，母亲也是按捺不住了，知道自家小孩馋嘴了，便同父亲张罗起来。
无论是做纸烟管道糖，还是芝麻，冻米糖片都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这得请专门的师傅帮忙，虽说师傅们大都是家族亲人，全仗着帮忙湊热闹，不拿这份工钱，但是请吃饭吃点心是有必要的。头天夜里，母亲与父亲就一个灶前一个台前忙乎了起来，他们从隔壁婶婶家弄来她们刚用过的细砂，先倒进锅里炒热，然后抓一把冻米放锅里和着细砂一起，拿着用几十根细竹条扎成的竹把，在热锅里不停地拨动。冻米便是蒸熟了的糯米粒，放屋里阴干。听着哔哔叭叭的声响，眼见着小米粒一点点饱胀，变成一只只白色的小飞虫，在热锅里飞起又跌落。母亲用细筛子当做沙漏，将爆熟的冻米过滤，倒进篾匾，摊平，不能让它们顺势堆成小山丘，否则会发黄，变焦。炒冻米要掌握好火候，母亲也常常是没控制好时间火候，导致冻米炒焦，变硬，这样做好的糖片便会咯牙。彼时，我总会一直守在锅台前，看着这几升米粒，变成爆米，厚厚地铺满整个篾匾。
凌晨四五点钟，父亲母亲便用大锅灶，大火熬着蔗糖，这时，做糖师傅也请来了，是屋后堂叔，他们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忙活着台前灶下的事情，红糖的浓香渐渐地从门缝飘进来，甜腻了半梦半醒的我，口水沿着嘴角滴落在了枕头上，早上起来，黏糊糊摸一手。
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糖熟了，母亲取来一只洗的干干净净的大木盆，将昨晚炒熟的爆米倒进木盆里，堂叔用大铁勺将滚烫的红糖浇在爆米上，然后不停地在里面翻搅，直至，爆米与红糖均匀地粘连在了一起，直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无法将它们分开!
这时，他们把场地转移到了堂屋，我也被更大的动静吵醒!他们把红糖和爆米的混合体，装进一个长方形木盒，用手把它们推平，实实地填满木盒的每一个角落，也要填得与木盒齐高，再重重地按压。接着在木盒上铺两层塑料袋，再叠加一个麻布袋，父亲就站了上去，用脚踩着细步来回地，转着圈儿地碾压，有时为了增重，背上还背一个人，或是我，也或是弟弟，有喜欢打闹的大人，也趁机占便宜，会跳上父亲的背脊。等到感觉脚下的食物完全硬实了之后，才将木盒反扣在事先搭好的木板上。这时，隔壁的堂婶堂嫂们都操带着自家的菜刀赶过来帮忙，因为这得趁热切，凉了就会切碎，无法很好成型，下刀也要够快，狠，准，不然糖断丝连，连刀口也会被缠住，一会儿功夫，便是整整齐齐的糖糕片摆满了篾匾!
隔壁堂哥堂叔们都来了，他们帮忙开始做纸烟糖，“搭糖”是力气活，是男人们干的事。做糖师傅带来了一个小木桩，大概手臂高的地方有一个往外突的分叉，有三岁小孩手腕那么长，那么粗，削成锥形，是让木工特意为“搭糖”打造的。父亲用铁盆将熬好的红糖盛出来，待稍稍冷却成半凝固状态，便用筷子卷起一坨红糖往木桩突起的地方粘，师傅两手各握一根擀面杖，将红糖不停地上下搅动，父亲在旁边就一坨一坨地往上添加红糖，随着红糖体积的增大，手中使的劲也要相应地加大。这个时候已经换成了堂哥，他脱下棉衣，挽起袖子，往后退两步，蹲着马步，手中两根木棍左右飞舞，木棍粘着糖，越拉越长，吧唧，糖掉下来了!还好，父亲事先在地上铺好了一张塑料袋，还撒了一些红薯粉，未雨绸缪哇，这样的事故难免发生。就这样，眼见着红糖由红色，到浅黄，最后变成白色，这便算是完成了“搭糖”这一道程序。
从木桩上将练好得糖块剥离下来，到了这个环节，便是师傅显身手的时候了，只见他把这一大坨糖揉搓揉搓，就做成了一个圆筒状，中间一大窝窝，母亲端来爆炒好的芝麻，和着白糖，一起倒进这个窝里，然后他便像包饺子一样团了口，师傅找了条凳子坐下来，双手在口子的地方，往外抽拉，父亲，堂哥，堂叔相隔数步，接力似的，将灌满芝麻的糖管，也往外拉，越拉越细，最后到纸烟大小。婶婶们也准备好了，拿出自家带来的剪刀，将它们剪成均匀的一小段一小段。
抽剩到最后的一点点实心糖，叔叔便会做成小鸡小鸭状，我便把它们藏在坛子的最底下，来年掏出来，没东西吃的时候解嘴馋。
不知道，从哪年开始，过年都不做糖糕了，太费事，嫌麻烦!如今，各类零食堆满了大小超市，想吃啥买啥，甜的，咸的，酸的，辣的，如果不是奔着做生意的心思，便犯不着去闹腾。去年，年底逛街，在路边还看到卖纸烟糖的，买了一些回来，关进抽屉忘了拿出来吃，都结成坨了，小孩也怕甜，还粘牙。我知道，我买的是糖糕也是回忆!其实，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