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好了几天里换洗的衣服：一件红裙子，一条黑裙子，和一件花旗袍。我把它们揉进包里，也把一份倦意一起揉进去。衣服进去了，床上就空了，而倦意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东西，把最稠的揉进去了，淡一点的立刻就生了出来。有时候人被稀薄的倦意包围着，反而有一些安慰。倦意是活物才有的东西，它包围住你了，也是好心告诉你：你还在人间呢。人间不够好，不会给谁欣喜若狂的感觉，但是它毕竟是我们待惯了的地方，其他的地方不熟悉，没有试探的雄心。
这三年，我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许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莫名其妙，一个人不做一些事情才是莫名其妙。他们对开始产生的不适小心地接受，直到它合理地成为自己的生活状态。或者反过来是世界看我莫名其妙，想把我锻炼成一个不莫名其妙的人。行李里带衣服、茶杯和一些也许用不上的小东西。我把它控制在我可以背着行走的范围里。想起第一次去北京，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带：没有过剩的衣裳，没有护肤品，没有茶叶，也没有多一点的零花钱。但是现在，尽量少带的情况下，回家的时候还是重重的一包——除了一些友好的陌生的情意，还有书啊，茶叶什么的都要一齐背回来。
我的身体有时候好有时候又不好。好的时候我也乐意背多一些东西，不管是不是用得着。心情再好一点的时候，我就把这当作锻炼身体的一个方法，有时候也想把心里沉重的东西物化了背在背上。如果心里所有的重都可以物化了背起来真是一件好事情。背着的东西总有一个卸下的时候，比如到了目的地之后，比如在旅馆睡觉的时候。但是心里的重实在难成背在背上的重：能够转化的事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事物，但是没有许多能够被转化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首先生死是不能转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对生死的恐惧是不能转化的。最为直观的是我身体的残疾和虚弱是无法转化的。
这是一个应该被忽视但是又不得不悲伤的事情。记得去年，我一个人从北京西站回家，出租车把我放下以后，我七弯八拐去找候车厅，要进候车厅就要上一个很长的台阶。那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好，包又很重。上台阶上到一半摔倒了，旁边有一些人看着我，但是没有一个人拉我一下，我挣扎了几下，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坐在地上歇一会儿。这个时候我的羞耻心消失了，它的存在几乎就是羞耻本身。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走到候车厅，坐上火车，然后回家。如果连这个也不能完成，我的存在就会成为一个拉不直的问号。当然这个问号偶尔能够被拉直，但是那么快，它又会弯曲起来，在人世里跳跃着行走。我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想着自己掏心掏肺地爱过的一些人，如果他们知道我此刻的处境会怎么想?我肯定不能坐在地上对他们说爱，甚至我也不能坐在摔倒的地上对这个大地说爱，我不允许自己这样，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允许自己这样。
当然是爬起来了，当然是回家了，但是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个场景：一个人背着重重的包在人群里摔倒却没有力气爬起来的样子。现在我想起来就觉得那个时刻真实可触。一个人在疼的时候才知道疼还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被酒精麻痹，没有被飘到半空里的名誉的、侮辱的东西麻痹。尽管世间种种，我们都不过在寻找麻痹自己的东西：小情小爱的小麻痹，功名利禄的大麻痹。我们没有处处摔倒在台阶上的疼，我们只有无时无刻从半空里垂直打下的虚空。回想起来：这虚空从降临在身体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伴随连绵不断的层层加深的虚空而极尽了一生。从婚姻开始，两个互不相干的人莫名其妙地走在了一起，还有一纸不许随便离开的契约。我们以为两个人在一起就能够增加一倍对抗虚空的力气，从身体到灵魂，从肉体到精神，这是人最初和最后的期许。但是很快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两个身体和灵魂之间有缝隙，发现缝隙的存在就是怀疑开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力量，让宇宙的运行都可以倒转，当然缝隙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最后终于崩塌。
这些存在的，虚空的，看得见的，摸不着的最后都被背进了包里。它们有等量的质地等量的份额，在虚空和现实里自由切换。我试图把这几年经历的事情理清楚，给自己一个可以相信的交代，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做不到，如同一个被洪水裹挟的人不知道洪水是在把自己往哪一个方向带。然而再往前，二十年几乎以为无法改变的生活，清楚地看到是绝望把生活带进更深的绝望。什么都模糊了，绝望就异常清晰。当一个人没有力气对付绝望的时候，她就和绝望混为一团，在水里成为水，在泥里成为泥，在地狱成为鬼。当熟悉了绝望，绝望也是虚空的，偶尔奢望被偿还，但是看不到被偿还的途径。有时候感觉肉体也是虚空的，血和肉那么容易损伤，那么容易销蚀。两种都容易被损伤的事物里，是什么在如此积极地支配这一切呢?
或者说：是什么支撑着把余秀华的名字在人世里游荡了四十年?现在想来没有支撑，或者说支撑已经抽离了。没有一个信仰一个可以得到安慰的东西在生命的历程里劝告或者重组，一个名字恍恍惚惚，没有可以得到的也没有可以失去的，在存在和毁灭之间索性玩世不恭。当然，能够做到玩世不恭的人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豁出一切去的决心，更多的人是在玩世不恭和认真做人之间摇摆不止，我们做不到大奸大恶，也不甘心把自己活成一个被许多人瞻仰的榜样。我也做不了一个隐士，当然离真正的俗客又颇有距离，所以做一个平凡的人也有许多干扰和不得志，所以我一次次外出又一次次回来，任其裹挟、冲撞和毁损。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被毁损而袖手旁观，一是她认可了毁损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和生命共存而且一起向前的一个部分。
一个人的精神里至少有四分之一个孔乙己。我们常常嘲笑的东西往往回过头来完成对我们自身的救赎，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或者故意回避了这样的契机，但是它一定是存在的。是的，我带了几条裙子出门，但是难堪的是，我坐在那里，怎么样都无法把双腿合拢，疾病的存在也让我丧失了优雅。幸好优雅不是一个人生活的重要部分，甚至不能成为一部分，它不过是一个女人绸缎似的哀愁里的一根丝线。基于随时被抽掉的这一根丝线，我常常让身体里四分之一的孔乙己变成二分之一的孔乙己，它让我在尘世里摇晃的身体有一个靠处。这个靠处是靠着地面的，几乎没有倒下去的可能。这真让我欢喜。
到了火车上，孔乙己就规规矩矩地从身体里撤退，不留蛛丝马迹，等着下一次我对他的召唤。我一般把包放在地上，这样好拿，等下车的时候就不需要别人帮忙我把它从行李架上取下来了。我一直背着朋友送给我的一个包，从来不敢拖着拖箱出门，因为上下台阶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拎，这是身体的局限。身体的局限就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不知不觉导致了思维方式的改变，这是我不能知道无法辨别的，而且来路已短，我也无法从另外的路上试图，重组和塑造，这就是人生的局限，是人生本质上的悲哀。一个人上路，生命里可以陪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亲人纷纷离世，让人在这样的悲伤里一直回不过神。只能身披悲伤，继续在人世里横冲直撞，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人生。
火车从湖北荆门向四面八方奔走，像一个找不到方向的人。我跟着火车向四面八方奔走，是一个寻找方向的人。而方向也如同一次感人肺腑的开悟，迟迟不能到来。在火车上看风景是我坐火车最多做的事情，有时候带上一本书也是没有心思看的，总是盯着窗外，尽管有几段路我已经走了无数遍，但是我还是会看它们，它们在短时间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还是想看它们。甚至在夜里，我也望着窗外，我想着在黑暗里可能一闪而过的奇异的风景或者灯火。我不知道这样的灯火能不能安慰我，但是我就那样等待着，像等着一道神谕。风景在风景里重复，可能产生新的风景，夜色在夜色里重复，可能等待的是一道神谕，一个奇迹。尽管像我这样的俗人，无法等到它真正的出现。
上一次去重庆，从荆门到荆州。再从荆州坐高铁去重庆。在荆州转车的时候，司机对我一个人摇摇晃晃背着一个大包很好奇，问我去干什么。我说在重庆有一个项目就把他忽悠了，不然他会怀疑我的脑袋也有问题。至于一个人的脑袋是不是真有问题，这也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或者说这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说，我就是带着哲学问题出生的一个人。岁月惠人，年纪会给人一些安慰和安全，在我二十多三十岁的时候，如果我这样出门，一定会被误会为受了家暴而离家出走的人，或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人们不敢接近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病发了给不相干的人伤害。如今我四十岁了，岁月给了我一张与人无害的脸，让我在大地上行走少了一些障碍。当人们能够用慈祥的目光看你的时候，与之对应的，你已经变得慈祥起来了。一个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老了，老了的人多少会得到生活和陌生人的宽容，就是说我刚刚迈出脚在大地上游走的时候，我已经老了，这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但是还能走动，多少抵消了这样的悲伤，相比于一辈子困顿于一个地方而无法迈出脚的人，这无疑是天赐的幸福。
从湖北到重庆，从平原到丘陵再到崇山峻岭。按理说这是一个逐步陡峭的过程，但是拿出地图一看，也就是从大拇指的左侧到大拇指右侧的距离，地图把大地缩小，随便也抹去了人在大地上走动的路途，地图上没有人，也没有入了人眼的花草树木，有的是河流，山的模样，这些都是模模糊糊的，只有路清晰得很。在地图上，一个人会看出自己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但是却不能清晰地知道当时当刻所处的经度和纬度，它们一次次交合，人就在它们无数的交合的点上往前跳跃，我们都是被网住的人，人的一生总想在什么时候突然冲出这个网，但是发现这其实就是徒劳，而人如果没有一点徒劳的精神，也就没有了认识的趣味。
刚出荆州城的时候是平原。想当年刘备借荆州在如此广袤的平原上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而刘表不过是自己败给了自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笑话嵌在历史的城墙里。这是人的性格和见识的选择，无所谓对与错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历史都是已经无法还原的虚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无一遗漏地呈现。而那些无法呈现的东西恰恰是文学性地被遮蔽在历史的长河里。或者说也是人性的微妙处。正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才托起了一个国度灿烂的文明。但是火车的行径处，这些能够给人想象的遗址是看不见的，或者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人不需要一年年凭吊这些遗址，不说那是已经过去了的无法确定的历史，单单往前看，人类的文明发展到高峰一定会毁灭。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处于这一段毁灭的什么阶段，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多少自信能够迎来自以为是时候的毁灭。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从出生开始，就陷进了这个游戏的圈套里，但是除了以无聊对待无聊，又有什么好的途径呢?
平原上能够看到的房子都是平庸的建筑。这个地方这个时代人们已经没有了心思创新，好不容易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就抓紧享受吧。所谓的享受就是接受日复一日的平庸，而且把这些微毒的日子在空酒杯里转化为甘露。大多数是二层楼房，灰的红的瓦顶，刷白的墙壁，恶俗的是再在白墙壁的四周刷一圈红色的油漆。这些房子静谧在那里实在是丑，它们剥夺了大地上存在多时的和谐之美。但是另外的和谐又时时刻刻存在着：当一个老人或几个孩子在这样的房子前面坐着、玩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房子的表情微微一动，仿佛微风轻轻吹动二月的树梢，人间之美一下子蹦了出来，让你无话可说。房子周围尽是稻田，从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之间都是稻田，这时候稻子已经吐穗完成，正在经历一个饱满的过程，在火车上看不到这些细节，看不到它们从顶部开始黄，开始灿烂，开始在每一阵风里一点点庄重。它们在这里也许已经多年了，每一年都庄严地承担这样的成长和成熟。想想我的村庄，那个叫横店的地方，已经被一种似是而非的新东西所代替：新农村的兴起让我再无法和从前一样推开门就看见这些风里的景物，这些本来就应该置身于农民身边的自然之物。我，这么一个村庄的农民，正在失去能够称之为一个农民的根基，但是另外的看起来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进入了，我没有办法识别哪一种生活方式更好，但是感觉到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简单而质朴的文明正在失去，而且不可扭转。
但是当我们抱着已经失去的东西哭，信誓旦旦地说它比我们正在接受的东西要纯正要好是不是也是矫情的?我们凭什么就判断失去的东西一定比正在接受的东西好呢?这是不是中国式的田园梦的自我催眠?这其实不是我能够想明白的问题，这些大问题就不应该让我这样没有追求的人想明白，甚至我对自己的人生、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都想不明白，又何必想这些虽然在我身边甚至正在改变着我但是依旧无法触摸的事情呢?我喜欢看窗外，看这些我曾经看过了许多遍的风景。常常是这样一个人在路上，也习惯一个人在路上。常常是一个人看到整个平原，也就成了一个人的平原。但是我真的不了解我看到的风景正在发生的事情，日子在这样的走马观花里度过，原本应该深入的一些细节和了解还是原封不动地存放在它们一直待着的地方。当然平原上很少有孤寂荒凉的地方，人们从山上下来，为一种安稳来到了平原上，如同河流里的一些石头在水流缓慢的地方聚集了起来。我不知道房子里人群里有没有我前世走失的亲人和仇家，我不知道庞大的人群里有没有明晰的主线或者一种结构。如果是随意地组合，是不是又在期待着一种意外或者另外一种次序的发生。有时候从眼底一晃而过的仿佛很熟悉但是其实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或者一座房子会让人心里一震，但是记忆已经模糊，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找到自己前世的影子或者分身。即使找到了，也不过是两个影子重复一种孤独。想想，如果两个身份：一个高雅富贵，一个贫穷庸俗，它们一旦重合会不会让虚无更虚妄，让怀疑像深井一样在人的周身打转，而再也不会有让人喘息的时候?而我呢，我的前半生和现在就如同两个完全不同的影子，它们却硬生生地重合在了一起。一个人不幸的一种是清楚地看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你只能看着，却对这样的处境无能为力。
但是这一点也不能成为一个人哀叹人生的理由。人活着哪怕千重不幸，但是存在着，存在就抵消了不幸带来的一切毁损，所以生命是在宏大的结构里保护着生命的本身。火车一路西行，平原过去，就是山区了。山是不讲道理的，忽视了循序渐进的过程，有时候就平地而起，直冲云霄。火车开到湖北的边上，开到张家界，就可以看到连绵不绝随处拔地而起的山峰。海子的诗说：给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这是多么美好温暖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取名字边上有重要的事情，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无论大山小山，陡峭的山还是平缓的山都去走一拨爬一遍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如我般在火车里看着这些山怎么够呢?如果不亲手摸一摸山上的树木和石头怎么够呢?尽管这样不一定就被山接纳了就消除了这样的陌生。我期待的不是和谁自己消除这样的陌生，我只是期待触摸一下它们实实在在存在的山体和树木。
有时候在山脚下，或者在山腰一块大一点的平一点的地方就会有一户人家，如同从天而降恰恰看准了一块可以盖房子安家的地方。山的衬托下，房子是那么小，人就更小了，人的复杂的行走路线，复杂的人际关系血缘关系，复杂的心理结构就更不值一提了。人更像山衍生出来的一个副产品，是无关紧要的一个附属。如果我在那样的房子里住上一年半载的，我将以什么方式抵抗比山更重的孤独?就是说我在这样的山里会产生新的孤独?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难道所有的孤独不是一个孤独吗?不，孤独是有层次的，我试图用这样愚蠢的理由来解释我新产生的疑问。我过于强调孤独了，自己的孤独和别人的孤独，这似乎是我理解自己和别人的一种简单而粗暴的方式。可是在这孤独的遮蔽下，还有多少深海一般的思想和际遇呢。
这几年，我在大地上走来走去，仿佛在补偿我前半生无法行走的缺陷。但是我们那个村子，他们最多把不能去许多地方当成遗憾，而且是无关紧要的遗憾，它从来没有可能上升为一种缺陷。他们困于一隅，也完成了既定的贫穷或者稍稍富足的一生。也许见多识广对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对见多识广却一直期待和向往，他们可以以此炫耀，未必会意识到它充盈了生命的底蕴。而我来来去去，不过是为了完成别人的一些意愿，他们的事情做到一半，感觉到还差一颗弯曲的钉子。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在人多的地方，幻想爬到人堆的顶端。卡尔维诺写的《看不见的城市》里有一百多个形态各异的城市，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危险!面临随时消失的危险，其实很多已经消失了，只留下一个遗址或者一个幻想的遗址在秋风里进一步走向毁灭。而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那么多城市，几乎找不到不一样的两座城市了，它们千篇一律，建筑一样，设施一样，人的表情一样。人们再不需要创新的能力，人们只需要做一个好公民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于是人们想拯救这样的状况，但是不知道从何入手，想来想去，文化才是城市的根源，也是人的根源，于是越来越多有一点文化梦想的人做起了文化事业，他们树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品牌，开通了自己的文化公众号，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里试图沉静下来，也让一些想要沉静的人一起跟着沉静，但是不知不觉，还是被时代的泡沫吞了进去。但是手淫的方式已经建立，手淫的快感无法忘记，所以就要硬着头皮往前走。我这几年接触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怀揣梦想，最后看着梦想活生生地憋死在自己的怀里。
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从来就没有。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无非是像这样的上午，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的电脑前打字，风从窗户吹进来，麻雀在阳台上鸣叫，这就是我以为的理想的日子，其实也就是田园似的日子吧，我就觉得这样挺好。我对城市的生活没有任何向往，一个人的日子还是要一个人完成，那么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怕也不能给谁壮胆。我每次外出，就是从乡村到城市，从一个人的日子到许多人共同组织起来的虚幻。我常常想这种虚幻是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是从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项目，从不想笑却要刻意去笑的场合，从夜晚走进酒吧或者走进一个咖啡馆，从面对一个陌生人而封闭起的一部分心扉?从对电与水的占有?从对文化的企图还是想把自己从人群里拎出来的焦虑?说到底，人的欲望就是太多的人聚集在一起首先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欲而形成的。我去城里，偶尔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些晕头转向，反过来这也是对在乡村里吹动的风的一种尊重。
看起来，人似乎被这样的日子给撕裂了，除非你能够从自己的生活镜像里跳出去，以旁观者的眼光看着自己这个奇怪的人，甚至当你跳离开去再不把自己当一个人看的时候，许多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但是我从来不会把任何事物当成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我就是问题的本身。在来来往往之间，一些情意会慢慢产生，人与人之间除了沮丧的部分也有温暖的部分，否则人不可能走到今天，何况是如此和平的一个时期。人产生的情意如同一层薄膜轻轻地裹住这个时代，轻轻地给这些沮丧的人一些安慰。我每一次外出也是安慰和被安慰的过程，即使没有人安慰我，这路途上的山山水水也安慰了我。只是我没有机会在那样的深山，那样的长水边待长一点时间，没有能够获得额外的富足。现在想来，这些人首先带给我的是一程程山水。想来他们也是看够了山水的人，所以才能选一座城市居住下去，嬉戏下去。但是别人的生活总是与自己无关的，因为这来来回回里，也没有和一个人建立多深的关系。这是足够寂寞的，而且是足够浅薄的寂寞。
但是一切不过如此。我不能不外出，我不能不在生活允许我嬉戏的时候浪费这样的机会。生活没有教会我顺从，但是我知道要顺其自然。火车在张家界的地域里前行，一个山洞接一个山洞，风声呼啸而来，又无声隐匿下去，每一次进山洞，我的身体都微微一颤，我以为山体里藏着一些秘密：宇宙的，人类的，群体的，个体的，人的，神的，鬼的……大地上的事情会在这个地方融化，它让人敬畏。一些鬼神的故事都和山有关系，甚至与开凿的火车隧道有关系。从荆州去重庆的隧道里，很多是没有安装灯的，窗外黑漆漆的，窗户上映出火车里的灯光和自己的脸。我常常想如果我的亲人——父亲和儿子，甚至已经去世的母亲，如果他们坐在火车上经历这样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儿子一定会看手机，也许会想一些事情，这是我不知道的。父亲母亲如果能找到和自己聊天的同座，就会聊一下七七八八的事情，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就是有许多话要说的。我想象我喜欢的一个人，如果他在此刻的车上，他会做什么呢?他会不会盯着窗外的夜色发呆，还是只顾着手里的书本看?他读了那么多，他也带着书本天南地北地走，他会不会和我一样永远不会对窗外的风景厌倦?
我是一个容易厌倦的人。这么多年，除了文字没有让我产生厌倦，什么都让我产生过厌倦，包括对一个人的感情。曾经以为的天长地久的情意那么容易就被自己的厌倦击碎，再也没有把它收拢的耐心。现在我对这个人的喜欢是如此隐晦，如同暮色掩盖下的大山：花草树木，鸟语泉声，老虎害虫都被深深地遮蔽起来了，当然是自己遮蔽了自己。我却在这样的遮蔽里得到了温暖，不具体的大而不当的温暖。常常想象他也在不同的地方行走，不同的是他是从一个城市出发到达另外一个城市，而回去的还是他原来的城市。如果他也是喜欢山水的，想来获得的就会比我多出许多了。但是我们，我和他，在命运的运行里，已经失去了交融的可能性，有时候也不会觉得这就是哀伤。仿佛这无法交融的苦痛产生了新的更辽阔的空间，我说不清楚这空间在哪里，是什么形态，但是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
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在一个陌生名字的小站。很小的一个站台，几个修路的老年人把铁锹栽进土里，对着车上的人笑着、猜测着。这猜测给了这些常年在深山的人一些趣味，他们瘦削的皱纹密布的脸上一缕缕笑飘了出去，在一盏昏暗的灯光下让人觉得恍惚。小站外面就是陡峭的山沟，如果谁在路边一个恍惚掉下去了准是没命。我们眼里的风景哪一处不隐藏着危险?想想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看起来四平八稳的日子不知道哪天就一声惊雷。从车窗望远一点，就看见对面山上一处小小的昏黄的灯火，小心翼翼又满怀信心地嵌在半山上。但是如果从这个地方走过去，又不知道需要多久，经历怎样的困难?距离远远超出我们以为的距离。
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了挂在天上的一片星星。它们出现得很突兀，仿佛一下子从天空里蹦出来挂在那里的，那么大那么亮。它们的光把黑漆漆的天空映蓝了，黑里的蓝，黑上面的蓝。我的心猛地颤抖起来，像被没有预计的爱情突然封住了嘴巴。在我的横店村，也是可以看见星星的，在我家阳台上就能看见它们，但是许多日子我已经没有在阳台上看星星了。一个个夜晚，我耽搁于手机里的花边新闻，耽搁于对文字的自我围困，也耽搁于对一些不可得的感情的纠葛，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星星了。
但是此刻，在这崇山峻岭之间，在这与乡音阻隔了千山万水的火车上，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么多这么亮的星星。我几乎感觉到星光的流动，它们在流动里互相交汇而又默默无言。如果有一些天文知识，就会知道它们的名字，也会知道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但是这些名字和关系对于它们都无关紧要，那只是别人给它们的名字，而不是它们本身就存在的称呼。如同我，一辈子带着余秀华这个名字行走，如果我愿意，我也可以换成任何一个名字，所以名字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在这些不知道名字的星星的映照下，几乎屏住了呼吸，我的一次呼吸就像一次破坏，如果这个时候我说一句话，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幸亏身边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这一刻，我是寂静的，身边的人变得无关紧要：我不在乎他们怎样看我，也不在意我脸上的表情是不是让他们觉得奇怪——这些，仿佛成为了一个生命体系上最可以忽视的东西了，但是我一直那么在意过。我不祈求同类，也不希望理解，我还是那么在意过，这实在是一件悲伤的事情。这星天，这大山，把一列火车丢在这里，如此随意。火车上不管戴着多少光环的人同样被遮蔽在大自然的雄伟里。想想不出几十年，这些人包括我都无一例外地化为尘土，但是大山还在，从大山上看到的星空还在，想到这里，我感到喜悦，一种永恒的感觉模模糊糊地爬遍全身。而我，我受过的委屈，我正在承受的虚无也化为一粒尘土。我们向往庞大的事情：荣誉，名利，爱情，这些都是枷锁，是我们自愿戴上的枷锁，也是我们和生活交换一点温暖的条件，是我们在必然的失去之前的游戏。
火车停的时间不长，但是望星空却是足够了。在不可避免的污染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星空，真好。当然星空一直在那里，我们自己遮住了自己的眼睛。我们在一次次跋涉里不知道自己的去向，后来也忘记了自己的来处，但是去向和来处都还在，它们不会丢失，只差一个转身的看见。想到这里，温暖渐渐覆盖了内心的荒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