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经过新兵入伍集训3个月后，我穿着佩戴着空军卫生兵列兵符号的绿军装，到空军北京医院下放锻炼。
心血管内科的病人很多，卧床病人也多，科里除了医生护士外，还有3名职工护理员，我和另外两名新战友是穿着军装的卫生员，与职工护理员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每天为伤病员送水、送饭、协助卧床病人的生活护理、更换出入院病人的床铺，以及清扫病区卫生等。病区卫生要随时清扫，走廊的大理石地板擦得几乎能够照得到人影了。走廊和病房里摆放的痰盂每天至少清洗3次。病区极少有陪床家属，白天不允许把大小便器放在病房里，病人如果需要，就按红灯呼叫，只有在晚上睡觉前，才可以把大小便器放在卧床病人床旁的凳子上，清晨收回卫生间清洗。按照规定，我们每周清洗消毒一次所有的大小便器。在清扫厕所卫生时，我手握玻璃片，伸进白色大便池内刮除污垢。卧床病人在我们的护理下，从未发生过褥疮及其它合并症。例如：有一个长期住院、无人陪床、植物人状态的老太太，我们每天为其更换尿布无数次，除了定时为其翻身和皮肤按摩之外，还用盐水棉球进行口腔护理;有一个患“皮肌炎”全身肌肉无力的战士，我们每天为他洗脸、喂饭、洗脚、擦澡、处理大小便，还一天两次用一个小型电按摩器为其做肢体按摩，并帮助他被动活动四肢。有一次我为他削苹果时，小刀带苹果一块掉进了痰盂，我和病人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还有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21岁战士，因患“肝癌”住院，几次发生昏迷，而每次经医生抢救过来之后，他还安慰我们说：“不要害怕，我以前曾经闹过多次，没有关系。”一天早晨，我帮助他洗漱，他躺在床上，含在嘴里的漱口水总也不吐出来，开始还以为他是开玩笑，后来，几次喊他的名字都没有反应。他这次昏迷之后，再也没有醒过来，我们深感悲伤。
在医院，什么样的病人都可能遇到。一天中午，我正要下班离开科室，一个刚入院的老年人要喝茶，我看他儿子十分着急，便主动拿上病人泡茶用的小保温瓶，一路小跑去找开水。普通病员食堂关门了，我赶忙跑到空勤灶，空勤灶的师傅正在封火炉，但还是热情地帮我倒好开水。我怕水凉，又一路小跑回到科里。没想到，我的一番好心却没有让病人满意。可能开水的热度不够，病人非常生气地说：“不要骗我了，我喝了一辈子的茶水，就没有喝过这种开水泡得茶!”我十分委屈，躲进值班室里偷偷地哭了。
我们不管是否上班，几乎每天泡在科里，主动找事情做。夏天，医院每个星期安排一两个晚上在病房楼前或者操场放映电影，我经常推轮椅车接送行动不便的病人。在电影结束之前，还主动为病人扫床铺、放蚊帐、倒好洗脸水，又把病人喝水的小水壶凉好开水(入院时每个病人发一个小水壶)。每当看到病人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时，内心无比的高兴。
那段日子，我乐此不疲，每天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
1965年8月，经过3年护士学校学习，我成为一名正式护士。军帽上戴红五星，衣领上挂红领章。提干、结婚、生子，我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
人们都说，女人怀孕、生孩子是过大关。当时，我在空军济南医院，可以想象，夫妻两地分居、家人不在身边、从事护士三班倒工作，会遇到多少困难。
儿子3个多月时，我到济南千佛山参加40天的“清队学习班”，给儿子断了奶，由保姆一人带孩子住在医院分配的一间宿舍里。有一天，医院有人打来电话让我回去，说儿子生了满口的鹅口疮，总是哭闹，不肯进食，保姆很着急。我回到医院，匆忙为孩子安排好治疗，抱着哭闹不止的儿子流着眼泪坐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又赶回了学习班。
为了节省开支，我把刚满一周岁的儿子送进了医院托儿所，也不再给他订牛奶喝。儿子不是患肺炎，就是拉肚子，我常常于夜间抱着发烧的儿子直奔小儿科，第二天再补办住院手续。儿子住院时，我想尽办法与他人换班、倒休，实在倒不开班时，甚至让科里的轻病员或者护士帮忙照看一下孩子，以保证不缺勤。托儿所每周一次为孩子们洗澡，我即使在澡堂里遇到老师正给孩子们洗澡，也会躲避儿子，以免耽误上班时间。在“深挖洞广积粮”的那阵子，每遇休息时，我便把儿子先放到加高了三层竹竿的儿童车里，自觉地跳进大土坑里先挖一会儿防空洞。那个年代，常常于夜间发出紧急集合的信号，我就毫不犹豫的把儿子锁在屋子里后离开。
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1970年冬天，我要参加野营拉练，目不识丁的母亲只身一人从石家庄来济南照看我两岁多的儿子;野营拉练结束没有多久，我又被安排参加为期5个月的济南市某棉纺厂军宣队。我只好让爱人从山西部队来济南，把母亲和儿子一起送回了石家庄。
那段初为人母，含辛茹苦的人生经历，至今铭记。
1971年12月，随着爱人的工作调动，我怀着三个多月的身孕来到空军石家庄医院工作。
那些年，除了周日外，每天早晨都有活动。不管出早操、跑步、走队列，或者清扫环境卫生等，我都积极参加，从不接受特殊照顾。
到科室上班不久，也许因为我多是带着微笑为病人服务的缘故吧，赢得了病人的信任。一些卧床病人点名让我为其洗头、洗脚，或者做这、做那，看着我行动不太方便的身体，护士长都有些为难了。
“医生的嘴，护士的腿。”在临床工作中，一般都是医生下医嘱，很多检查治疗项目都由护士完成，而且落实规章制度要求非常严格，例如：为病人做治疗时，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为病人发药时，严格落实“发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的规定，等等。护士不仅做一些打针、输液、服药、导尿、灌肠、术前备皮等技术工作，就连点鼻子、点眼睛的一些简单操作，也要按照医嘱执行，不能交给病人去做。
白衣天使，不仅要掌握过硬的护理技术，还要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想，“视病人如亲人”不是一句空话。还记得，我每当值夜班时，就穿上军队发得软底解放鞋，避免查房时发出响声影响病人休息。夜间查房时，注意开关门轻，说话轻，除了观察病情，也为病人盖被子，拾起掉在地上的衣服。我们还主动为卧床病人洗头、剪指甲、洗衣服等。看到病人对疾病有思想顾虑，影响治疗，就耐心做病人的思想工作。病人大便干燥，排便困难，主动用手为病人抠大便，尽量帮助病人减少痛苦。
1972年6月16日，我本该夜间12点接班，值大夜班，却于当晚住进了妇产科，次日清晨7点多，女儿出生了，第二天便主动做了绝育手术。
休产假期间，医务处主任到家里看望我时说：“你来医院的时间不长，大家反映很好，休完产假之后，就到医务处工作吧。”那时候，产假56天(绝育手术不增加休假时间)，与几年前我休产假一样，提前三天就上班了。算起来，调来医院之后，我只在临床科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1974年12月，刚满31岁的我升任了护理部主任。
有人说：不会干的领导自己干，会干的领导指挥别人干。我有自己的工作风格，是一个不会干的小领导。对于有些工作，即便指挥别人干了之后，我仍然会再去检查落实情况，只有这样做，才会心中有数，感觉踏实。
一次夜间，有个病人病故后，科里将尸体送到了太平间。我得知后，只身一人，拿上太平间的钥匙，带着手电筒，到太平间察看尸体处置情况。太平间在医院较偏僻的一角，不大的房间条件很差，里面只有几张用长条凳支起来的床板，屋顶仅有的一个小灯泡光线暗淡。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一张停放在尸体旁边的空床板移动了位置，摆放很乱，我就一点点挪动床板到靠墙的一边。又找到一个几乎散了架的小扫帚，把地面上家属丢弃的废纸和燃烧过的纸灰等垃圾，清扫到角落里。关严、锁好太平间两扇陈旧、不太大的木门后，才放心离开。
我不仅白天到科室检查护理工作情况，也经常进行晚查房。发现值班护士看课外书、打瞌睡，或者无菌技术操作不正规等问题时，及时提醒纠正，也不留情面。因此，很多护士认为我是一个比较严厉的人。为了深入了解临床护理工作质量，有一次，我利用一周的时间，每天到临床科全程跟随护士值班。在内科，发现护士把放在卧床病人床边的油布，开饭时用其放餐具，大小便时用其垫便盆;在外科，看到有的护士静脉输液加入特殊药物时，不按正规要求操作，致使本来就不多的小瓶药液顺着针头外溢到地上，听说这种违章操作不止一次了。对病人负责，就必须克服工作中的“游击习气”。
随着时光的流逝，岁月斑驳了记忆，当年的一些点滴小事，记忆依然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