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退休后，在闲遐之余，我常写一些儿时经历的人和事。近日，我突然冒出了要写一写我的“大嘴佬”的冲动，故就此欣然提笔。
“大嘴”，是绰号，其实他姓徐名有元，是我的一位堂叔。在我们河南光山移民方言中，“佬”是侄子辈对叔叔(比自己父亲年龄小的叔辈)的统称，故我称其“大嘴佬”。在这里，没有对他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村里人都呼其绰号，恐怕他的真名很少有人知道。少年时，我们同住在鄱阳县的一个叫四斗丘的偏僻小山村。在这个村，我们清一色的属于河南光山移民的后代。
在屋场里，我与“大嘴佬”是最要好的“朋友”。我俩虽然是叔侄关系，但他仅大我三岁，小时候是一起玩耍，一起放牛，一起抓鱼，一起读书……是无话不谈的铁哥们!究竟他为何拥有“大嘴”这个绰号，自有其缘由。
曾听我的三奶奶、也就是“大嘴佬”的母亲说：“大嘴出生的1958年，遇干旱，粮食欠收特别严重，大家都是过着‘一年只有半年粮，半年野菜和米糠’的生活，全家人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让孕妇有什么营养吃了。大嘴刚出生时，瘦得皮包骨头，只有四斤六两重。刚一生下地，他就张开大嘴哭个不停，给他喂了几匙米汤后，才勉强止住哭声，但那张显得特别大的嘴巴却还在吧嗒着，一副没吃饱的模样，可怜哪!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没有饿死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大嘴长到满周岁时，仍不足十斤重，特别瘦小，但嘴巴仍是显得特别大。家中长辈太爷爷针对这孩子的嘴巴长得较其他孩子要大些的特点，就给取了个绰号叫‘大嘴’。从此之后，他这个‘大嘴’就被大家给叫顺口了，倒是把其真名丢在了一边。
”“大嘴佬” 是一个极有孝心的人。他对父母的孝顺一直让我记忆深刻，也让村里人称赞不已。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居住在四斗丘的村民住的都是茅草房和简易的木板屋。六十年初期才陆续开始建砖木结构的“三水屋”。1962年，我家与“大嘴佬”家连排各建了一栋“三水屋”， 为了节约一些建房的砖块，中间共用了一堵墙。共墙之事，若是旁人，很难做到，但我爷爷与三爷爷(大嘴佬的父亲)是亲兄弟，自然可行。当年我住的后厢房正好与三爷爷和“大嘴佬”共住的后厢房是一墙之隔。自我记事时就知道三爷爷一直身体有病，整天咳个不停，特别是夜里咳得更加厉害。只要在家住，我每晚都能清淅地听到三爷爷的咳声，也能听到“大嘴佬”每夜毫无怨言地起床几次为三爷爷倒水、拿药、敲背和“好些了吧”的安慰声。试想，一个孩子，白天要放牛或是读书，每晚又要起床几次倒水拿药，护理一个病人是多么的不容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充分说明了护理病人的艰辛和不易，没有一颗“孝心”是很难做到的，何况他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大嘴佬”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仅对家中长辈十分孝顺，而且对村里的长辈也尊敬有加。村里谁家有事，他都会力所能及主动帮忙。当年我们四斗丘的村东头住着一个孤寡老人，是个五保户。我已不记得他姓名，只记得大家都叫他“太佬爷”。“太佬爷”当年已有七十多岁，且有弯腰驮背的残疾在身，是个完全没有劳动能力的“五保户”。生产队每年给500斤稻谷，他才得以勉强度日。“大嘴佬”对这个“太佬爷”十分同情。虽然“大嘴佬”自己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却尽其所能地对“太佬爷”予以细心照顾。每当看到“太佬爷”家的水缸里水不多时，都会主动去为其挑满水缸;每次放牛回来时，都给“太佬爷”带一梱毛柴，基本上“承包”了“太佬爷”家要烧的柴禾;“太佬爷”有三病四痛时，只要“大嘴佬”在家，他都要去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料。“太佬爷”对此也是非常感激，见人就夸。他常说：“大嘴这孩子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孩子呀!要是没有他的照料，我应该早就死了!我以后死了做鬼也要好好保佑大嘴这个孩子!”“太佬爷”活到1974年才去世，享年90余岁。
“大嘴佬”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我与“大嘴佬”是从读小学四年级开始同班的。我读书比较早，个头比较小，上学时常被个头大的邻村孩子欺负，但只要“大嘴佬”知道，他都会来帮忙对付邻村的那些欺负我的坏孩子。我记得：1974年，我们升入黄金山初级中学。刚开学时，各村来的同学相互都不熟悉。有天我正在学校操场练篮球，被周坂村的几个调皮的个头比我大些的同学抢去了篮球，并被推出球场，非常委屈，不知所措。这时，正好“大嘴佬”从宿舍出来，立即冲到球场，抢回了篮球，并声称：“你们欺负我侄子，当心我打破你们的头。”周坂村的那几个同学仗着他们人多，很不服气地与“大嘴佬”争吵了起来，并围攻过来。见状，“大嘴佬”用尽全力，最终将周坂村的那几个同学全部干趴下了。通过这件事，“大嘴佬”在学校也就“立威”了，同学们都知道了他的威名，也知道我是“大嘴佬”的侄子，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我了。“大嘴佬”不热爱读书，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就连写作业，也经常是等我做完后，将我的作业本借去抄一遍了事。由于“大嘴佬”在班上个头算大的，就担任了班上的劳动委员。七十年代，学校注重勤工俭学，学校有田地种，经常组织学生开展砍窑柴、拾牛粪、插秧、耘禾、收割稻谷等勤工俭学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由于我个头小，分配的任务有时难以承担，一直是“大嘴佬”帮着我完成各项任务的。初中毕业后，我继续升学去响水滩高中读书，“大嘴佬”不想再读书，就放弃了去读高中。同年十月份，他报名去参了军。
1978年上半年，“大嘴佬”回乡探亲了一次。当时，我仍在响水滩读高中，星期六回到家时，“大嘴佬”专门送了一顶崭新的黄军帽给我。那个时代的年青人对黄军帽都十分向往和珍视。接到“大嘴佬”送的黄军帽时，我非常高兴也无比激动，频频道谢!“大嘴佬”却说：“我俩是什么关系啊!既是叔侄，更是“铁哥们”呀!”当我戴着崭新的黄军帽回到学校时，同学们都十分羡慕，争相借去试戴，两三天内，全班男同学戴了个遍。之后的一段读书的岁月里，我对这顶军帽一直是爱不释手，连上晚自习，也是戴着的，直到高中毕业。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大嘴佬”于1979年底退伍回乡务农了。我1981年从省政法干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景德镇市公安机关工作。之后的四十余年中，每年我都回乡探亲一两次，但与“大嘴佬”只是偶有小聚，儿时的一切成了永久的记忆。2021年清明节，我回乡给爷爷扫墓时，专门抽时间去找了一趟“大嘴佬”，但却未能见到他。邻居告知：他去温州帮女儿去了，说是其女儿徐红在温州开了一家制鞋厂。得知他晚年有孩子相伴，我心里宽慰了许多。
这两年，我也偶有回乡，却再也没有见到我的“大嘴佬”了。如今我俩都已年逾花甲，我十分期待我们叔侄俩还能再度聚首，促膝长谈!
2023年8月10月于瓷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