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很多被朝廷贬谪的官员流放到耒水流域，有一些看破红尘的名人选择在此隐居避世。这当中，张良、罗训、罗洪先、折彦质、何孟春、李永敷、曾绍芳、何绍基就是最有影响的几个隐士。
一
时值六月，烈日炎炎，我慕名来到张良洞游玩。岩洞背山倚水，与蔡伦竹海隔耒水相望，洞前有个古寺，修竹茂林。我们从黄市镇乘坐渡船到得彼岸，踏过铺满杂草的沙滩，迎面的石壁上，出现“洞灵源”三个大字，下有“汉佐张良书”。究竟是不是张良所写，不得而知了。攀石阶而上，穿门楼，转平台，洞口上“张良洞”笔力劲遒，乃清末耒阳县令李嘉灵题撰。左右两边，有副对联：“今古英雄数指留侯识进退;历代君主岂独高祖负忠良。”诚斯言哉，翻遍史书，历朝历代开国皇帝，打天下时，对待身边的勇士谋臣，可谓肝胆相照，一旦坐稳江山，最先开刀的正是那些出生入死辅助他成就霸业的好兄弟，汉高祖刘邦就是典型。想当年刘邦封七个异姓功臣为王，此后七年，他每年削平一个王。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亡，谋臣亡”， 张良能激流勇退，避居山野为隐士，躲过那场大劫数，实在是明智之举。然而，古往今来，像张良这般大彻大悟的智者，又有几个呢?
张良洞不大，扁圆形的洞穴，面积也就八九百平方米。环顾四壁，里面藏有十几个小洞，同行的几个朋友，借手机光试着探头进入，终因潮湿光滑不敢进去。洞顶宛如覆盖的铁锅，四周垂地，最高处约十米。像所有岩洞一样，张良洞内也有石乳、石笋、石瀑、石花、石幔、石柱，千姿百态，妙趣横生。凉风习习，气候有如深春，倒是适合住人。相传韩愈贬往潮洲，过此流连数日，在洞内题有“还我本来面目”，后宋代名僧无械和尚在此修炼，明代徐霞客在此留迹。洞内空荡荡，张良用过的石凳、石椅、石榻，找不到一张一条。
张良到此隐居，以洞为家，以石为枕，日读夜琴，住了三年。立于洞内水池边，嗅着清凉且幽怨样的空气，我仿佛看到了汉留侯抑郁的身影，感到一种窒息和压抑，这位运筹帷幄、打下汉室江山的优秀军事家，晚年居然落到苟延喘存光景，何其悲哉?两千年来，人们谈到张良这段历史，莫不赞美他的超然脱俗，建了奇功伟业却放弃一切功名利禄，追求淡泊宁静的心境。他真的是自愿当隐士?不!我看纯是文人们一厢情愿的美化罢了。自古男人把出将入相视同人生成功的最高境界，张良内心何尝不想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只是刘邦的所作所为逼迫他不得不选择隐退啊。所谓隐士，从字面上看，“隐”就是隐蔽、隐藏、隐居，“士”就是知识分子，没有文化的人不能称为士。隐士就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的，自觉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有知识、有德行的人。他们终身隐居乡野，种田种菜，粗茶淡饭，与世无争。有的甚至改名换姓，隐藏真实身份。隐士是没有女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女性本来就是隐的，她们没有显的机会。张良成为隐士，仅仅为了明哲保身。刘邦平定天下之后，得意洋洋地讲：“我能有今天，得益于三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的萧何，战必胜、攻必取的韩信。这三位都是人杰，为我所用，所以得了天下。”张良、萧何与韩信，分别被封为留侯、酂侯、淮阴侯。但没几年，刘邦就不再信任这些旧臣。韩信被杀、萧何下狱后，张良感到了一种恐惧，明白这样下去，迟早会轮到自己受剐。他借口体弱多病，从官场中抽身，避居山野，学习“辟谷”、“轻身”之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辟谷就是不吃饭。我觉得，张良之所以不吃不喝地要修道成仙，不过是在放烟幕弹。以张良的聪明，当然知道神仙之事的虚妄，他学道修仙很可能是假装潇洒，以化解刘邦乃至吕后对他的猜忌，保全自我。可吕后就不许张良这样做，强逼他吃喝，还假悻悻劝他：“人生那么短暂，你何苦自找罪受呢?”张良无奈，只有从之。最后，干脆远离京城，过起了漂泊隐居的日子。至于张良是哪年漂泊到耒水的呢?之后又选择了哪里呢?史家没有定论，只有眼前这十几个齐人高的小岩洞挨得紧紧的，如心腹知已窃窃私语，在重复着两千年来难以阐释的秘密。可惜，今天我能看到的只有空灵，一副经自然选择而铸成的空壳。仅此而已，时光流水早把藏在岩洞里的悲情故事，淘得干干净净。
东汉时期，耒阳县出了一个隐士罗训。罗训颇有才能，一生拒绝从政，隐居县城西南樟隍岭，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清道光《耒阳县志》卷一“坛庙”载有：“樟隍庙，在县南门外，祀汉隐士罗训。明崇祯年间，里人伍时玉、资绍任等重建。”卷六“隐逸”记载：“东汉罗训，隐居樟隍岭。”清朝《湖广通志》卷八十一陵墓志也明确记载:“东汉处士罗训墓,在耒阳县樟皇岭。晋中散大夫罗含墓,在耒阳县南四十里。”罗训死后，人们为了报答他的恩德，在他隐居的樟隍岭，建庙予以祭祀。有文史专家认为，如果罗训选择当官，以他的才华、学问和名声，也会是一个清廉好官，他不该选择避世隐居。我想，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吧。人天生都有隐藏起来的愿望，孩子爱玩躲迷藏或者藏猫的游戏，就是隐的天性使然。人们喜欢旅行也是一种隐的体现，只是很短暂地换几天环境罢了。但凡做隐士的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是体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罗训可能也想过当官，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的无奈，他避开了官场，满足于当隐士罢了。
二
耒水之滨的鹿岐峰，位于耒阳城东三公里处。峰有两座，相距两里，中间是小丘相连，形如笔架，又如两只突兀的羊角，故又名笔架山、羊角仙。两峰不高，却山势险峻，四季鸟语花香，松峦叠翠，白云霭霭。鹿岐峰是耒阳古八景之一，我无数次登临此山，看夕阳西下，看云卷云舒，有种远离尘世的感觉。
清光绪《耒阳县志》记载，明代地图学家、理学家罗洪先长期隐居于此。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年轻时期赴京赶考，结识江西于都人何廷仁、黄弘纲。何、黄两人都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传人。后来，罗洪先考取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嘉靖年间，罗洪先的父母连续丧亡，使得他从嘉靖十二年(1533)归乡后，直到嘉靖十八年才奉召返京师任职，拜春坊右赞善。期间，他常常往返于都与吉水之间，与何廷仁、黄弘纲共同切磋心学之精妙。罗洪先不再出仕，带领门人出游讲学。他知识渊博，凡天文、地志、礼乐、典章、河渠、边塞、阴阳、算术无不精研，尤精舆地学，醉心于山川地理的考察研究。几年后，罗洪先来到耒阳，看到山川秀美，产生隐居长住的念头。他最初看中了耒阳城西郊的南岭仙庵，恳求庵中高僧让他在此修行学佛，高僧拒之。罗洪先长跪不起，以示自己对佛道的虔诚。高僧被感动，遂将其收为徒。过了一年，罗洪先选择皈依鹿岐峰寺，潜心于王阳明心学、天文、礼乐、典章、阴阳、术数、地理等方面的研究，著述甚多。他在鹿岐峰隐居多年，精心绘制出两卷《广舆图》，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分省地图集，为地图绘制和地理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洪先重修苏仙井，并嵌入八卦，改名八卦井。古籍记载，苏仙名叫苏耽，郴县人，生于汉惠帝五年(前190年)，其母在郴江边洗衣时遇奇怀孕，升仙于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在人间只活了十三年。苏耽刚出生便被抛弃，得异人授仙术，通医道，识百药，为民治病，以至善至纯的胸怀，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福祉。苏耽在耒阳鹿岐峰隐居过，并用手指点而出一股山泉，故名苏仙井，井水变幻莫测，有时是红黄色的，有时是澄碧的，有时是翠绿的，有时又是青蓝的，孔雀蓝。可能是由于井边的花木簇拥，经阳光投射水面造成的视角“误差”吧?井水富含多种矿物质，能治百病。汉文帝三年五月十五日，苏耽在鹿岐峰跨鹤升仙(一说在郴州苏仙岭)。临仙去时，谓其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橘树能疗，患疫者，与井水一升，橘叶一枚，饮之立愈。”后果然，求水叶者，远至千里，应手而愈(据《列仙传》)。后世医林传诵的“橘井泉香”一语，即源于此。当然，苏耽升仙之事不可信，但他是正史记载的名儒。我国传统蒙学课本《龙文鞭影·卷四·十二侵》首句就是“苏耽桔井，董奉杏林”。可见，苏耽对后世的影响之大。
清代书法家何绍基长期寓居鹿峰寺。何绍基五十多岁时简放四川学政，从京城走向西南，水陆兼程，沿途求书者络绎不绝。他随到随写随遣，每逢酒酣兴至，一日里挥写百余幅对联，依然无懈笔无倦容。何绍基臂长似猿，晚年号猿臂翁、猿叟。飞将军李广“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莫非臂长人精力、体力都非同一般?五十七岁那年，何绍基作《猿臂翁》诗说:“书律本与射理同，贵在悬臂能圆空。以简御烦静制动，四面满足吾居中。李将军射本天授，猿臂岂止两臂通。气自踵息极指顶，屈伸进退皆玲珑。”何绍基在四川学政任上时，革除弊端，蔚兴文教，量才录用，整顿考试，显示出卓越的吏治能力。他一个管理文教的官员，偏偏爱管闲事，以天下为己任，直言不讳为民请命，弹劾诸如总督、布政司、按察司等顶头上司，因此得罪了一大帮官僚，遭到莫名其妙的降职处分。从此，何绍基看破官场，云游四方，醉心山水，隐居鹿岐峰，醉心书法艺术，伤时感事借酒浇愁，喝酒也喝出另一种性情来，“闲随谢客登山屐，远访苏公洗砚池。”在他的后半生以文房四宝为伴，用真性情写真自我的字，终成中国书法史上独树一帜的大书家，被誉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解释不精确。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的人，才叫“隐士”。罗洪先、何绍基无疑是这种有才能、有学问的贤人，算得上真正的隐士。
三
明代，永兴县两个名士辞官回乡，创建私人书院，专心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取得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是诗人李永敷和曾绍芳。
李永敷是永兴县城关石屏村人，出身于耕读世家，其父李秀实担任过云南泰和县知县，为官清正。明成化十年(1474)，李永敷参加科举考试，以二甲一名登进士，任职兵部郎中。他善于谋略，治军有方，与王阳明、李东阳、何孟春、李梦阳、杨一青等名人交往甚深。明宏治十三年(1500)，李永敷受皇命出使南直隶州，传湖广诸武臣所得诰命，顺道到故乡永兴省亲。临行前，李东阳、杨一青、王阳明皆为诗集作序，对其品行评价甚高。明正德年间，太监刘瑾弄权，李永敷、李东阳请诛之，武宗没有采纳，反命刘瑾掌司礼监。刘瑾利用手中权势迫害忠良，王阳明受庭杖，李梦阳下锦衣狱，李永敷愤而辞官回到永兴县，捐资置义田，创建石屏书院，一时间，许多学子到书院求学。教育之余，李永敷流连耒水两岸风光，回首往事，饱览乡情，写了不少文章和诗词，成为知名诗人。所著《鹤山集》、《石屏文稿》刊刻行世，所写《筑邑城记》，颇具存史价值。明正德八年(1513)，他还主修了第一部《永兴县志》。现摘录他的诗作《春游云盖山》：“春色近山城，何妨载洒行。云穿风转媚，溪暖日初晴。洞里千年鹤，林间百转莺。谈空逢老衲，半晌已忘情。”
曾绍芳，字世德，号兰若，永兴县碧塘乡注江人。他是个孤儿，父母早丧，由伯父曾龙坪扶养成人。不幸的身世，促使他读书发愤，先后中举人、登进士，县署为其立金榜题名坊。曾绍芳初任浙江乌程县令，不久提升为户部主事，政绩有声。后来，他改任东川参议，分巡夔州。他在官场近二十年，目睹官员腐败与勾心斗角，感觉自己与之格格不入，齿于跟某些同僚为伍，于是效仿本县前辈文人李永敷，辞官回到家乡，在县西南文笔峰下建书院，教书为业，过上隐居乡野的悠闲生活。当时，州役肆害于五邑，刺史贪污受贿，民声鼎沸，曾绍芳据情告到道院，后按律以治，有的被杖死于庭下，有的被枭首示众，县人无不拍手称快。曾绍芳热心公益事业，县内学宫废圮，交通不便，他带头捐资创修，在群众中有口皆碑。他还捐资置义田，以济贫困的读书人。县民感念他的功德，在城内学宫左侧和耒水河对岸鲍家码头真武庙左边，为他建生祠两座，曾氏后裔还把他的画像悬挂在私塾里，要蒙童从小就要像曾绍芳那样造福桑梓。明崇祯十六年(1642)，岑东参议谭汝伟(衡阳人)听了曾绍芳的业绩，感慨万千地写了《曾兰若先生祠记》，追述他“以抗节著名于苕溪，以谋善扬声于北平，以高风显绩于蜀川。”曾绍芳一生著作甚丰，至今有《燕游草》、《蜀道呤》、《林下四箴》和《茹荼集》等书流传于世。
古代隐者有三个层次：“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我认为，朝也好，市也罢，身处官场，身处闹市，不可能达到真正的隐的境界。然而，一个人要选择避居深山老林，与世隔绝，是很难做到的，需要借助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所以，李永敷和曾绍芳选择办书院的方式作为隐居之所，算是聪明之举。不但解决了生活来源问题，而且为地方培育了一批人才，自己也通过“小隐于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做这样的隐士，何乐而不为呢?
四
郴州城有燕泉路。考证燕泉的历史，可追溯到两个历史人物：一是宋代枢密史折彦质被奸相秦桧贬到郴州，隐居燕泉，建造了引春亭与春和堂。二是明代吏部侍郎何孟春归隐后傍燕泉而居，自称燕泉先生。
先说折彦质。他祖籍山西大同，生于陕西府谷，字仲古，别号介之。折氏自五代以来即为党项之一大望族，世守麟、府，北御辽而西抗夏，始终为北宋藩篱。折彦质的父亲折可适战功卓著，曾任皇城使、成州团练使、知岷州、知镇戎军等职，卒于知渭州(今甘肃平凉)任上。折彦质的哥哥折彦野在徽宗时，官西染院使，为秦凤路第一副将，屡立战功。折彦质是折家第七代名将，崇宁时进士，文武兼备。韩荫晟《折彦质传》记载：“折彦质振七世之家声，为折氏之冠冕。才兼文武，心存江山。广交游，所知多一时贤臣名士”，这为他日后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金军攻打开封时，与姚古、种师中率兵勤王，在南关、黄河等地与金兵血战。后任知枢密院事，与岳飞、韩世忠等协力抗敌。后来政局动荡，他被朝廷贬谪海南五年之久。绍兴二年(1132)六月，折彦质回京，复任龙图阁直学士。正值洞庭湖的杨幺作乱，尚在广西的折彦质被赵鼎推荐委以重任，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绍兴八年(1138)赵鼎再次罢相，秦桧独揽朝政，折彦质受到秦桧的强势打击被免职。起初，他隐居信州(今江西上饶)过着赋闲生活，后辗转到郴州，在燕泉隐居10年之久。他热衷山水之乐，经常乘船由郴江入耒水，流连两岸风光，作文赋诗。绍兴三十年(1160)，折彦质逝世于潭州(今长沙)。《宋代诗人大全》收录有他的18首诗。
何孟春，字子元，明成化十年(1474)生于郴县鲁塘，是对耒水文化影响深远的人物。何家属于书香门第，出过三代进士、五代科甲。何孟春从小深受儒学文化熏淘，文采出众。八岁那年，他随父亲出游，客人让他对对联：“夫子之墙数仞高，得其门而入者或寡矣。”何孟春随口作答：“文王之囿七十里，与其民同之不亦宜乎?”上联出《论语》，下联对《孟子》，其工整大方就令人称奇。后来，何孟春拜读于大儒李东阳门下。东阳赞叹道：“此子当表吾楚。”明弘治六年，孟春考中进士，初授兵部主事，官至吏部左侍郎。武宗皇帝死后，没有继承人，大臣们认为孝宗之子才有继承皇位的资格，要求嘉靖称已故的孝宗为父亲，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嘉靖帝不同意，非追认生父为“兴献皇帝”不可。于是，以何孟春为首的数百位朝廷大臣，在金銮殿痛哭，逼嘉靖收回成命。嘉靖皇帝大怒，当庭杖责打死大臣十六人，这就是明史重大事件“议大礼”案。这事今天看来很荒唐，皇帝幼稚、大臣固执，但在皇权世袭的时代，谁是爸爸、谁是伯父，关系到皇权来源的合法性问题，继统大事不得不争。“议大礼”事件之后，何孟春被夺俸一月，降为南京工部左侍郎。此后，何孟春对仕途心灰意冷，告病辞官回乡，隐居燕泉以著述为乐。他著述颇丰，共计26种，约600万字，《馀冬序录》、《何文简疏议》、《燕泉集》、《孔子家语》等著作还被收入《四库全书》中，是研究明史与郴州地方史的珍贵史料。何孟春所作《郴州九仙二佛考记》，是全国仅存的孤本。
自从何孟春之后，何氏族人由鲁塘村头村迁至郴州近郊、永兴、耒阳等地。2000年6月，何孟春后裔何国庭筹资数万元，整理燕泉先生遗著，促使《馀冬序录》、《燕泉集》、《孔子家语》点校出版。燕泉先生被乡民尊称为何侍郎。何侍郎去世后，又被追谥礼部尚书。作为明朝重臣，他病逝后的墓葬规模自然不可小觑。大约是怕人盗墓，他的墓地有八九处，真墓在郴州城南的石榴湾，规模宏大，断碑残迹，墓碑上何孟春的“何”字被人改凿成了“陈”字，让人心生凄凉。燕泉先生的墓在修建城南公路时被掘开。古墓葬坚实无比，动用四台挖掘机将之翻转。棺木开启时芬芳扑鼻，燕泉先生容颜如旧，肌肤仍具弹性，手下压着两块金砖，颈系佩印，头枕圣旨、胸前放着他的著作。
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鲁迅先生看不起隐士，唯独佩服陶渊明，认为陶渊明是“大隐”。其实，隐士有难言之隐，大都先仕而后隐，普通老百姓一个，何须去隐?有什么资本去隐?李永敷、曾绍芳、何孟春中途辞官不做，归隐故里，著书立说，这一“隐”反而创造出的灿烂丰富的文化，他们的社会贡献和人生价值不容否定。还有张良、折彦质、罗洪先、何绍基，哪个不是看破了官场的大隐之士?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和谐的社会，自然不存在做隐士的理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