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1982年的暮春，晓雾散去，太阳刚刚从树梢上弹起，江南小城的西门桥上，已经挤满了各种花式、各种型号的自行车。车上全是要去上班的产业工人。从三阳百货的小楼向西望去，黑压压地，像是暴风雨前堆满天际的乌云，又像是大海中追溯洋流的沙丁鱼群。
绿灯亮起，仿佛钱塘江潮冲垮了防波大堤，成千上万辆自行车组成的滚滚春潮，呼啸着冲向人民路、解放路、健康路，公交车避停，行人闪躲，眼睁睁地看着这自行车的洪流，瞬间淹没了整个城市。
每天清晨，小城都重复地上演这样一幕。车流如潮，波涛汹涌。好似战场上的坦克战阵，呼啸着向前奔流，佛来杀佛，神来撞神。四十年后，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新世纪青年人，即使脑洞大开，也难以想象由产业工人组成的自行车阵，会在街市中，壮观到如同万马奔腾，好似草原上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彼时，我也是这产业大军中的一员。每天要骑行差不都十公里上班、下班。那个时候，没有出租车、也没有“滴滴”，更没有地铁。线路上少量的公交车，乘客多是体弱的女人、老人。那时，雷锋叔叔，每天都在人间巡行，它有着无数个化身。看到老人、孩子、病人、孕妇，你不让座，自己会羞愧地要死。所以，年轻人、健康的人，没有特别的事，都极少乘坐公交。自行车才是那个时代出行的主流交通工具。
如同现在，每个单位都有汽车停车场。那时，每个单位都有自行车停车棚。成百上千的自行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宛若聚散有序的燕阵，白天成千成百地聚在一起，晚上各回各家的燕窝。每当上班、下班的时间，自行车组成的洪流，就像是条条溪流从工厂、机关、学校、单位涌出，慢慢汇合成大江、大河，将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涨满。之后，又犹如蒸发的水滴，悄悄地融入小街小巷的民居之中。
那时，中国还刚刚对外开放。像我们这样的江南小城，还看不到几个外国人。小城的西边有个部属的轻工学院，稀稀拉拉地有三两个非洲留学生，不过，他们像大熊猫一样，被保护得极少出门。有一日，我在西门桥堍，见到一个大鼻子、蓝眼睛的西洋白人。眼望着由黑灰两色上衣组成的自行车阵，黑压压地望不到边际，他吃惊地眼珠子就要蹦出来。我当时想，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有一天，我在《人民画报》上，读到一幅奔流着自行车春潮的画面。下面写着一行字：中国是个自行车王国。不过，那个画面上显示的不是江南小城的人民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老外记者报道说：每天有数百万辆自行车，从天安门前骑过。 二
对于中国的自行车阵，老外确实不该大惊小怪。也就在一百多年前，他们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也是将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个人代步工具。骑着自行车漫步在大街小巷是当时最为新潮的选择。19世纪90年代，自行车热的狂潮席卷美国，当时，所有大大小小的展览会上，都有自行车的身影，全美上下售出了一百多万辆自行车。骑自行车的姑娘，遇到骑马的牛仔，她会嘲笑说：哈哈，从哪里来了个80年代的土鳖？
想想看，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一百多万辆自行车每天骑行在大街上，该是多么壮观？
自行车不仅让美国人改变了骑马的习惯，而且还深刻地推动了当时的妇女解放，这个真让人不可思议。1896年，曾经为争取美国妇女投票权而不懈抗争，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著名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苏珊．B．安东妮告诉记者说：在所有的现代发明当中，自行车对于女性解放所做出的贡献比任何东西都要大。对此做出报道的，是一位叫做內莉．布莱的女记者。为了推广自行车，她独自一人环游全球，打破了世界纪录。为了不使自己太寂寞，路上，她买了一只猴做自己的游伴。
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妇女，跟欧洲女人一样，还穿着紧身的维多利亚服饰，这些长裙和圆环裙，骑在自行车上，虽然裙摆飘飘，很是拉风，却很容易圈进车轮里，这让爱美、追赶时髦的姑娘们非常苦恼。由此，激发了美国妇女的“服装革命”。1892年，丽娜．西廷率先发明一种雨衣裤套装，叫做“鸭子披风”。这个灵感，让她成为一家服装工厂的老板。紧接着美国几乎每个月都能出现为妇女骑自行车而设计的奇装异服。在那段时间里，全世界一共有30多位妇女获得了不同的发明专利。
自行车热，还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妇女的探险精神。一位叫做安妮．科普乔夫斯基的年轻姑娘，化名安妮．伦敦德里，怀揣100美元，带上一把左轮手枪，骑着自行车就上路了。一路栉风沐雨，曲折艰辛。她用15个月完成了环球旅行。自行车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妇女的勇敢精神，从而也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 三
还在美国全民自行车热的二十年前，中国就有了自行车。中国的第一辆自行车，是19世纪70年代由欧洲的老外进献给光绪皇帝的。至于是哪位老外，如今已无法考证。那时，自行车还是个新鲜玩意，它快如马车，又骑乘方便，深受光绪喜爱，就经常骑着它在皇宫中玩。自行车英文写作“becycle”,是光绪的英语老师张德彝将其翻译成了中文的“自行车”。“自行车”，这一叫就是一百多年。
光绪玩的自行车，其实还只是自行车的雏形。当时的自行车还没有采取链条传动，而是脚蹬子与前轮轴相连，用前轮传动带动后轮前进。骑起来很吃力，当时只是被人们当成一种既新鲜又刺激的玩意儿。光绪在宫里没玩几回，给慈祥太后看见了，训斥到：“一朝之主当稳定，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时候，自行车已经发展的相当先进了，而且老佛爷慈禧也几经去见列祖列宗了。小皇帝就在紫禁城里可着劲地玩。当时紫禁城里的门槛多而高，小皇帝为了骑车玩，下令将许多门槛都给锯掉了。
隆裕皇太后听说溥仪锯了门槛，非常生气，厉声训斥道：那宫廷里的门槛是老祖宗留下的，好几百年了，虽说如今是民国了，也不能坏了规矩。我还指望你恢复大清呢，可你却先要自毁宫门？”溥仪当时点了头，过后照锯不误。小皇帝折腾了没两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给轰到宫外去了。
自行车从皇宫走出来，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已经是20世纪的20年代了。那时，能骑上自行车的也多是高门大户的人家。有英国造的“三枪”“韩牌”“凤头”，德国的“蓝牌”。到了30年代，日本造的“菊花牌”“富士牌”大量进入中国，价格仅为英国车的三分之一左右，买车的人普及到小康之家的大学生和小职员。
在1949年之前，在中国无论是京城还是地方上的省城，骑自行车最多的是政府公务员、邮局信差、商号的送货人、报贩、小职员和学生。当时，骑自行车不仅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炫耀。有一首《竹枝词》唱道：“臂高肩耸目无斜，大似鞠躬敬有加。嘎叭一声人急避，后边来了自行车。”
虽然旧时代，自行车属于有钱人的时髦玩意，就像是改革前十多年的私家车。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大城市的穷人堆里，有那么几个行当的人却天天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而且骑的还都是公车。他们骑车穿行在大街小巷，各有高招，各怀绝技。其一是送牛奶的，车把和车后架上挂满了缝制在一起的白布口袋，一车能挂五六十个奶瓶子。这种送奶的方式，到二十世纪90年代还能见到。其二是送玻璃的，后车架上分两边驮着各种规格的玻璃。他们骑车如飞，却能保证不管走什么路，都能保证玻璃不碎。其三是送寿桃、寿面的面点店伙计。他们像如今的快递小哥一样，给人送祝寿的点心。他们一手扶车把，一手托着重达一二十近的柳条筐，一口气送到客户家，一路招摇，宛若表演杂技。其四是电料行的电工，他们外出干活，一手扶把，一手扶着三米多长的木制折叠梯，穿行在曲里拐弯的胡同中，没点技术还真过不去。人们见到最多的是送信的邮差，建国后改称邮递员。他们肩膀上斜挎着信袋子，穿胡同，过小巷，活跃在城乡各地，再窄、再崎岖的路也能走过去。在新世纪的许多小县城和乡镇，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人们称他们为绿衣天使。如今城市里骑电动车或摩托车的快递小哥，应该是他们的正宗传人。 四
已经忘了，我是哪年学会了骑自行车。只是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还在上小学。在太行山下一个叫做窦庄的打谷场上，连摔了几个跟头后，我就将自行车骑到了马路上。那时人小腿短，跨不上车子的横梁，我就将一条腿伸过三脚架，像是异步电机拖动的水车拐子一样，蹬着脚踏板前行。在太阳快要落山时，我神使鬼差地将车子蹬进了一个水塘里。我惊呼着扑进水里，砸起的水花，吓得一条狗狂奔。还好，除此，再没有第二个观众。免费洗了个冷水澡，在炎炎夏日还算爽快。
我骑的这辆车子，是父亲在上海买的，是公私合营时代，上海造的永久牌。这辆车的质量那叫一个好。我和我的姊妹们都骑过、摔过，几十年下来，风里来雨里去，这辆我都要喊声“大哥”的老爷车，居然没有一点锈蚀，辐条一根没断，钢圈依旧闪亮。从青岛海滨，到山城邯郸，再到太湖畔的江南小城，一直伴随我的家人到新世纪的钟声敲响。
那年，外公从他劳动改造的洪泽湖畔，偷偷来到山城给我们兄妹烧饭。说到这辆车子的质量，我问：外公，人家都说资本家专门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可这辆车子咋就这么好呢？外公说，要是像造反派说的那样，多少家公司早就关门倒闭了。别听他们鬼扯！那时，正值十年动乱。我似乎忘了，外公那时戴的就是“反动资本家”的帽子。外公说的没错，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荣毅仁为代表的工商业者，在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响亮地喊出“产业报国”。也正是在那时，我国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制造业，上海的“永久”、天津的“飞鸽”，都是知名品牌，造型新颖，质量上乘，价格适中，不仅在国内深受喜爱，还销往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
上初中的时候，我终于能够跨上自行车的大梁，骑到座椅上。那天早上，我兴高采烈地将小弟带在车后架上。正是盛夏，我带着他一路向西山狂奔，要去砍些酸枣榼子回家做篱笆。那时，河北的道路两旁都是高高的白杨树，树后是半人多深的道沟。我带着小弟在树荫里穿行，两耳都是蝉鸣聒噪。突然，车子一阵晃动，车身一轻，歪向路中，我摔了个四脚朝天。再看小弟，这家伙居然双手搂抱在一棵树上，嘴里大喊：哥，我捉住一个知了。我爬起身怒喝一声，你给我滚下来！话音未落，小弟却跌进了半人深的道沟泥水里，爬上来的时候，活像个泥猴。回到家，母亲知道了这事，罚我一个月不许骑车。每天上学要走五里路，大夏天的，这惩罚有点狠。
说起来真正跟自行车结缘，还是到了江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住在临近太湖的河埒养殖场，上班却在九龙山下的惠钱路，每天上下班，要在路上消磨不少时光。不过，那时的生活节奏慢，而我这一路上也算得上小城优美的风景区。沿着京杭大运河，绕过锡惠公园，走惠山直街，从江南名园寄畅园边门擦过，直奔惠泉山的二茅峰下，据说，这也是乾隆下江南曾走过的路线。满眼的亭台楼阁，满耳的松涛泉涌。现在这里是无锡最著名的风景区，惠山古镇和国家森林公园。
自行车不仅可以短途代步，当年也是长途旅行的工具。记得有一年的秋日，我们十几个小青年，冷晨四点从小城出发，用了六个多小时到了苏州的姑苏区。一路上夜色沉沉，启明星高挂东天，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们载着一个四喇叭的收录机，音量开到最大，唱着“我家住在西北高坡”，放肆地呼啸而行。骑到苏州望亭镇，天亮了。接下去的路上，苏州老乡们一路驻足观望，摇着头窃窃私语：这些个无锡来的小青头，是不是集体犯了神经病。遥想当年，青春肆意，青春无悔，青春万岁。
八十年代，人们生活还不富足，年轻人结婚，不像现在动辄要拿出百万钱买房买车。不过那时，也有条件，就是女方不要什么彩礼，却要“三转一响”。那个三转是缝纫机、手表、自行车，一响，是两个喇叭的收录机。我一个当兵出身的小钳工，哪儿有钱“三转一响”啊。就在惠泉山下买了辆“凤凰牌”自行车应付丈母娘，其它那两转一响，都是妻子自己用私房钱解决的。至今，她都在说，嫁给你，是看你可怜啊。不过，后来，我也有补偿，托在轻工局的战友弄了张工业券，花了一百大洋，扛回来一只钢管落地电风扇，不管咋说，它也可以凑数算上“一转”吧？
再后来，儿子长大上中学了，我家就有了三辆自行车。我说的三辆，是保有量，买过的自行车有多少辆，没有仔细统计过。反正，我就被偷过五辆以上。在我家，我被人偷去的行车，肯定不是最多的。
我在企业当保卫科长的几年里，每个月都没有断过自行车被盗来报案的。人们是那么喜欢自行车，以至于偷车、丢车是那么频繁。特别是厂里的女工，车子丢了，哭得比死了老子娘都伤心。那个时候，工人的月薪平均是36元钱，一辆“永久”或“凤凰”自行车要160元钱或更多。要积攒点钱买自行车，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改革开放的前几年，小城偷车成风，以至于公安部门不得不专门搞起“严打”专项活动。有一年春节除夕夜，我们厂一下丢了十几辆自行车，职工们恨得牙根疼。我不得不报了案，并与公安部门联合抓贼。案子很快有了进展，我们顺藤摸瓜，找到苏北一个贫困县。在电影院前的停车场上，我们发现了数百辆打着我们小城钢印的自行车。案子搞大了，我们要抓人。当地的公安同行却请求说：这得抓多少人啊？全是穷疯了。我们多少出点补偿，你们也别穷追猛打，就算支持革命老区建设吧。原来，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没钱打车回家，就偷了自行车骑回乡。又怕被人抓，就将车子丢在了广场上。
大学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