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时光会淡化很多很多的事，但也会沉淀一些东西，使其永驻心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城一中读书，住校。因为紧张的学习和自我加压，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周末就到了。
每到周末，不是缺吃少喝，就是弹尽粮绝。不得不一周又一周，卷起裤腿，一路向着城南的方向走去。上上下下，翻越两道山梁，穿过四条长沟，徒步三十里，回家索取给养。
返校时，身上疙瘩连串。背着母亲亲手张罗的馍馍、炒面、洋芋、黄面，手里提一瓶供煤油炉子一周所耗的一斤煤油。
那时，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七月流火。周末下了最后一节课，赶紧回家。翻山越岭，一路小跑。
记得那是1981年，十七八岁的我，在一个夏日的周末，回家赶路。适才间，还是毒日直射下的汗流浃背。不一会，却是浓云密布下的暴风骤雨。荒野中的我，一下子沦成了十足的落汤鸡。
一双近乎磨破脚底、且将露出大拇指的布鞋，在泞泥的下坡滑行中，瞬间就变成了一对小可怜：满是泥巴，龇牙咧嘴，里面渗透了泥浆。不仅鞋外打滑，鞋里也在内耗。索性脱掉，提在手上，赤脚而行。
大雨瓢泼，雷声炸响，十米开外，一片密密濛濛。向着山下走去，七弯八拐后，已到宋家鼻梁村面山的悬崖边上，不由得神经绷紧，提心吊胆。
此时的崖边小道，已经形成了泥流。顺着向外倾斜的路面，泥流向下泼洒。猝降的寒冷，早已被忽略。只担心，如果滑倒一觉，极有可能会被掉入几十米深的沟底。后果，真不堪设想。
小路拐了个弯。就在这时，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妇女，体型又矮又瘦，肩挎背包，怀中还抱个婴儿，与我同向艰难寸行。
略过雨声，婴儿的啼哭和一阵又一阵的雷声，交织在一起。哭者凄厉，听者陡添惶恐和忧虑。
此时此地，根本遇不着、看不到有什么避雨的地方。
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
“我是小伙子，我是男子汉，我比那孩子的妈妈要壮实得多!我若抱着那婴儿，要比她妈妈抱着，会安全很多!”这些想法，陡然从脑中冒出。
不及多想，我便加快速度，迎头赶上。
撇下手中的泥鞋，抹一把雨水肆流的脸，向她喊:“我来抱吧!我们同路。”不由分说，伸手要过襁褓中的婴儿。
那女人似乎说了句什么，随手捡起我那双泥鞋。打湿的乱发，裹了她一半的面颊。
我在前面滑行，她在身后紧跟。暴雨还在一个劲儿的下。
我们又是颤颤巍巍，又是战战兢兢，滑行了大约十余分钟，跌了两三觉。感谢上苍，千幸万幸，孩子无恙，总算安全到达沟底。平时这段下坡路，快走，也就三分钟。
趟过还没有发山洪的沟河，我们向上，开始爬陡坡。那是一段六七十度的梯子路。暴雨中，我们的双脚十个指头，尽力向下向内弯曲，以增大与路面的摩擦力，但仍免不了“进一步，退三步。”
约莫又过二十来分钟，终于爬到了山腰——宋家鼻梁村。
那女人指着前面左手的方向，说:“到了，那个门，就是我家。”她面带感激、欣慰的笑容。
“啊，到了?!原来你就是这个庄的!”
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仿佛终于完成了一桩神圣而光荣的使命。
随之，我把入睡的孩子递给她。
“快，到我家缓一缓，喝口水再走。”她大声的说。语气里，透出恳切和坚定。
“到了就好。不用了，我还要赶路哩。你赶紧回吧。”
她三步并作两步，挡住前面的去路，非要我去她家坐坐不可。
此刻，确实像在冒烟的嗓子眼，暗暗催我:“去吧去吧!”遂言不由衷的迈进了人家的门槛。
屁股上沾满泥水的我，在他们一家的热情招呼中，也不好意思坐下。记得我是站着，和他们随便聊了几句后，一骨碌喝过一大碗凉开水。口里、嗓子里一下子痛快极了。便赶紧告辞。
她把面值一块的两张纸币和一斤全国粮票，不容我争辩，塞进我的衬衣口袋。那可是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别人绝无仅有的出手大方。
要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百姓手头常用的纸币面额，还是分分钱，角角钱。至于粮票，只是六七十年代“脱产干部”在家吃“轮轮饭”时，在饭桌上见到过，也只见过“甘肃粮票”。
不管多少，分文不收。我压根就没有想要。尽管那时，连一角五分买一斤煤油的钱，父亲有时都拿不出来。
在出她家上房门时，我把那钱和粮票迅疾掏出来，放在了炕沿。一溜烟跑出门，继续爬山赶路了。
人，有时，会被自己感动。有的感动，也就一时;而有的感动，终其一生。我感动于当年那颗善良而纯粹的爱心，感动于那次果敢而别无多虑的担当。
四十年后的今天，偶然也会想起此事。在脑海的深处，我又似乎看到了：那天突如其来的暴雨，那天悬崖之上的泥流;又似乎触到了：那天暴雨无情的拍打，那天寸步滑行的颤栗;也似乎听到了：那天那婴惊惧的哭啼，那天那个欲要撕裂天空的响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