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小粮，这是母亲的戏称，是指与父亲相伴一生的香烟。
父亲何时开始抽烟，我不知道，也没有问过，不过从我记事起，每天都能见到飘摇而上的云雾。父亲夹烟的姿势很潇洒，香烟在两指中一点都不感到压抑。我喜欢看他轻松随意的样子，就像窥见那宽敞的胸怀。
以前香烟是平头的，后来才出现带过滤嘴的，父亲每次都买有滤嘴的香烟，可就是不用，在点火之前先掐掉烟嘴。真的有些奇怪。这些落下的雪白干净的烟嘴，不能就这样白白浪费了，我全部收集起来放在书包里，上课时偷偷砸同学玩。这件事，父亲当然不知道。
父亲烟瘾大，一天三包。悠闲时抽，繁忙时也抽，喜悦时抽，苦恼时也抽，不分时间、地点和情境。父亲抽烟，短促而平快，一旦入口即刻呼出，似乎缺少了一些人细细品味的劲头，每支香烟吸到三分之二，就会灭掉，重新点上一支。而我不同，喜欢深吸，让烟雾慢慢地在口腔、鼻腔里翻滚，那才叫真正的滋味。父亲骂我，生相难看，搞着像叫花子一样的。
父亲对香烟的档次不是特别讲究，年轻时抽东海、胜利香烟，后来抽阿诗玛、红塔山烟，晚年最钟爱的是五星皖烟，中华烟基本上不抽，都是留给别人享用的。这下好了，我占他不少便宜，拿五星皖换中华的。他乐意，我更乐意。
家里来往客人很多，有一次父亲拿出一条天都牌香烟，动手开启时，突然音乐声响起，他吓了一跳，经友人解释后才知道。原来香烟还能唱歌啊，父亲憨笑着说。他给在场的朋友每人发了一包。好烟大家抽。
有人说，抽烟能让人心静，让人消除疲劳，让人产生更多的灵感。父亲讲，鬼扯，这是恶习。唉，没办法，我们都已染上了这种恶习。我与父亲相对而坐，他丢一根过来，我甩一根过去，谈笑间相互望着对方，心里都在想，你要是少抽一点就好了。母亲生气地说，你们是不是在比赛啊。接下来二人不得不收敛些。
父亲拆香烟有个特点，不是一包，而是几包一起拆开，分别放在客厅、卧室、书房，随手可得，绝不耽误一秒钟。当然了，相配套的烟灰缸到处都是，至少七八个。“你家烟缸太小了，给你两个。”哈哈!个头蛮大的。如果不拿，老爷子会不高兴的。于是，我房内的烟缸也是乱摆，都是为了方便。
香烟是父亲的小粮，自然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储备必须充足，一旦断缺，饥饿难耐。一天夜晚，父亲摸了摸口袋，糟了，左边没烟，右边也没烟，柜子里空空如也。他抱着一线希望，推开博物馆临街的窗户，此时所有店铺都已关门。柔曼的月光、昏暗的灯光，望着父亲的脸，显得无奈。为了筹办一重要展览，父亲连续加班，半月没有回家。那一夜，他很失落。
上世纪90年代末，父亲到北京出差，黄镇夫人朱霖女士在外交部设宴，父亲对美味佳肴和高档饮品不感兴趣，下意识地掏出香烟，可老人和领导们都不吸烟，最后只好将香烟放回口袋。宴席，终于散了。还没走出大厅，“啪”的一声，一缕烟便在父亲的面前盘旋起来。同行的弟子黄光新先生见了，大笑不止。
父亲曾陆续跑过几个国家，有一次在法国某宾馆的会议室里，他习惯地点起香烟，警报器立马响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礼貌地劝止。父亲不好意思地熄灭烟头。后来有人问他国外怎么样，他摇了摇头，笑着连说，不好，不好，抽烟都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
父亲戒过几次烟，都未成功，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人，按常理应该行的，也许对香烟有了生理上的依赖。父亲最后一次戒烟是50多岁，结果大病一场，母亲慌了，说还是抽一点吧。就这样，他又进入了微熏的状态。
2015年3月，我们全家陪父亲到上海就诊。车上我打趣地说：“我带了6条烟，你呢?”父亲一笑，“哈哈，我带7条。”餐车里，宾馆里，医院里，我陪着父亲吞云吐雾，此时他还能抽烟，自然是件好事。父亲盯着我，淡淡地说，烟要吸轻一点。他很多年都没说这样的话了，我似乎也明白了许多。后来病魔侵扰，父亲的烟量大为减少，对烟的味道也有点挑剔了，只抽苏烟，可往往一支烟抽几口便丢进了烟灰缸。我好希望他还能像以前那样快活地抽烟，烟雾的浓淡交错、烟圈的悠然散开，是现象，更是心情。
虚弱的父亲痛苦并坚持着。我说抽根烟如何，他点点头，有些漠然，我扶他走到病区外面，掏出一支烟为他点上，他抽了半支，很慢。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吸烟。我无心探究香烟与生命的内在关系，不管咋地，少吸为好。
香炉里，我插上三支香烟，看烟雾的袅袅升起，看瓷像上不变的微笑。“爸，再抽一口吧!”有一次，大雨滂沱，我蹲在地上撑着伞，香烟一点一点地燃尽，不留丝毫。我的背部全湿了，竟没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