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那个开学季，我在五哥的陪伴下来到村办小学，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学校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防洪堤上，周围都是田地。校舍坐北朝南，耸立在藕池河东岸，青砖黛瓦，青树拂檐。它展古风于四面，修旧颜于八方，在那个贫瘠荒寒的年代里，鹤立鸡群于满目茅舍中。
每天清晨，邻里四、五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正好同一个班，大家背着渴望知识的书包，挨门挨户吆喝着同学的乳名，一路喊将过去。放学后，大家排着队，男孩背着书包嘻嘻哈哈笑着，女孩踢着毽子叽叽喳喳吵着，雀跃着洒下一路的欢笑。起风时随风旋转，下雪时随雪花飞舞。小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我们不间断地往来穿梭，不知不觉中，把故乡的草木枯荣、人情冷暖尽收眼底。
学校主要开设语文和算术两门课程。班主任曹老师信奉严师出高徒，平时对我们很严厉，总板着个脸，很少言笑，她戴着一副眼镜，两道寒光从镜片的上沿经常扫射。她总是认真负责地管着我们的午睡，谁要是不老实，就会被罚出去在火辣辣的阳光底下站着。
我们的作业最难的便是摘抄毛主席语录，必须一字不差，包括标点符号，不能有丝毫马虎，可上纲上线到阶级感情、阶级立场的高度。有一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同桌的高就以莫须有的名目向曹老师举报，说我写反动文字。曹老师立马告诉她那当公社治保主任的丈夫，更因她丈夫的威迫利诱，几个和我一同长大的同学加童年伙伴又一起证明我的“一惯反动”，于是，六岁半的我，就成了喊反动口号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了“反革命”，我的父亲也受到牵连。从此，我的理想、勇气，在成长的路途上，就像气门嘴出了毛病的轮胎，一点点地泄光了。因此，在同学们面前，我见人矮三分，渐渐的，让我产生了一种对旁人的恐惧，对任何屈辱和痛苦，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我的心都变得极端敏感。
由于刚入学时的痛苦经历，加上“家庭出身”不好，我在班里很受歧视，在同学面前也感觉矮了一截，当我欲与一些家庭成份好的同学交往时，迎接我的往往都是鄙夷的目光，让我感受一种沉重的压迫以至于无法反抗，那种步步紧逼的孤独、恐惧和疼痛，比刀子更深入骨髓，比绝望更逼人沉沦，慢慢地把我培育成一个孤僻、沉默的少年。
当然，在那种环境下，我也成了一名怀疑自己的人。有一次，算术老师指着一道题目问道：“谁会做这道题?”我想到了答案，但是，在我准备举手的那一刻，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九满，你就算了吧，听老师说答案好了。如果你答错了，同学们都会嘲笑你的。”于是，我快速地将手缩回课桌上。老师看到我在犹豫，便高兴地问我：“九满，你知道吗?”老师那双雪亮的眼睛里充满了期待的目光，渴望从我的口中说出他想听到的答案，而我却让他失望地走开了。
那时候，我们学习文化的时间不多，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却不少。放学后，我们要为生产队放牛，给家里的猪们找粮，从初春到深秋，地里有草的季节，我还要背着挎筐到地里割草，一天也没有落下。
进入小学高年级后，喜好“文字狱”的曹老师调回了老家，班主任老师换成了与我同村的周老师。周老师朝气蓬勃，青春恣意，面容和蔼，辅以优雅的谈吐，给人以满满地睿智和文艺才情之感。他讲课生动活泼，教学严谨认真。而且，他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学习，对我的作文给予了布局谋篇方面的辅导，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帮我批改过的一些作文，他还曾把我的文章《可爱的春天》推荐到公社中学去当范文。那个年代，周老师对我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让我那忧郁、自卑的心理获得了不少慰藉。
当然，屋后的藕池河对我也是不离不弃，让它渐渐地成了我的至爱。放学后，我时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河里潇洒，满足那种自由、活跃、开朗带来的欢乐和幸福，在清凉的水域里，我们时而鱼翔浅底，时而蛟龙出海，把宁静的藕池河搅得惴惴不安;要么舒舒服服地呆在水里，任时光慢慢悠悠地流过去，没有一丝回家的意愿，哪里还顾得上家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
有一回，我们刚下到河里游泳，校长猛然而至，他以极利索快捷的手法把我们的衣服一件不留地捡起扬长而去。我们被唬得无能为力，紧张得拼命往岸边游，戏水的快意瞬间全无。后来，迎接我们的便是批评、写检讨书。“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的作文却因写检讨书的长期厉练得以提升，以至于我的语文老师夸我“天生的表达能力强”。当时的我不曾意识到，我的写作实践就从写“检讨书”开始了。
我的小学时光，在繁多的运动与劳动中把学业荒废了。本应在时间的河床上凝聚起沉潜的力量，让我与时代一起向阳生长，却在本该增长知识筑牢人生基础的年龄，只是丰满了身体简单了头脑。这既是我个人之痛，也是大时代之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