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是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里一句规劝人的话。意思是爱别人的人，别人也永远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永远尊敬他。这种性善论主张成为亚圣孟子著作里最精华的部分。他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发展为“仁政”，主张“德治”，同时也影响着历代政治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及民间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不仅如此，孟子认为，君子所以为“君子”，有“反躬自问”的习性，凡事总能从自身找问题和不足。所以，他认为其实圣人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圣人所以为圣人，只是圣人将人“善”的本性有所发挥，而普通人不能或做得不够。但“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皆可为尧舜”，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实践让自己变得更优秀更有益于社会。
我们平时与人交往中，往往掺杂着许多欲望，由此就忘记了自己原来的善性。善性忘记得越多，心里的那份善念也就越少，相应的杂念就会多起来。私欲膨胀，善念不存，人的思想、意识变得诡异、虚幻了，其所表现的是对他人的不友好、不诚实、不实在，与其相处总让人不自在，至或让人惶惑不安。善是一种美德，亦是一种涵养。善的美感让人舒适、惬意，并影响其周边人群。善的涵养是发自内在的气质与学识的综合。善良的人心境平和，志存高远，与其相处总能给人以温馨祥和的氛围，给人以舒适恬淡的感觉。这是其固有的属性所决定的，是其内在的美所放射的光芒和影响。
当我们在大街上看见一个人主动搀扶起一个跌倒的老者时，我们投去的是敬佩的眼神，这种场面是温馨有爱的;而当我们瞧见一个人随手扔掉手上的香蕉皮扬长而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一定不舒服，觉得这人太随意、太没有公共意识和人文关怀，我们自然很失望。当我们在大厅里看见一个几岁的小孩主动去把自动拉门拉开按住，让送饮用水的大爷顺利通过自动拉门时，我们是否有想去拥抱亲吻小孩的冲动?而当我们气喘吁吁赶电梯不及，电梯门即将关闭一瞬，电梯里有位陌生人按住电梯开关不让其关闭时，我们的心里是说不尽的感激。如此种种，足见社会是需要理解与被理解，宽容与被宽容;是需要爱与被爱，关怀与被关怀。哲学家认为，对人的关心、爱护、尊重、理解与共情，是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独立人格与理想的先决条件，没有了尊重与理解及同理心就没有一切，也就没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社会学家也给出了类似的答案，关心人尊重人理解人是建立互信与共同进步的基石。
古埃及文明就是和谐文明的范式。公元前3000年就实行了欧洲人靠着两次世界大战感悟出的发展模式，而非侵略、掠夺异国他邦。尼罗河诉说着埃及民族自我奋斗史，金字塔蕴含着埃及人民的生命哲学。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古希腊三贤之一哲学家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也是追求所谓“善”的“正义性”，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尽管其巩固的是奴隶主贵族统治，正义性依然是“理想国”的核心。由此可知，小到个体，大到国家意志，正义与爱的正确性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基础和指引。
自生命存在以来，物质世界赋予生命爱的属性，人类社会因爱的力量及传递的正义和合理性焕发出无限光芒。这种爱的力量的传递让生命更有活力，更能激发生命的无限可能。
鲁迅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创始人，左翼文化运动领袖。先生的人文关怀贯穿其作品的全过程。“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体现了先生伟大的爱国情怀和抱负。其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与爱及对黑恶势力的憎恨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便是先生爱的体现。
我国是多民族发展国家，各民族融合发展，共同进步，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经历了几千年艰难曲折的过程。自有文字记载的殷商甲骨文到春秋中叶编纂完成的《诗经》，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文明程度，所涉及的内容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孔子曾概括《诗经》的宗旨为“思无邪”，并教育弟子《诗经》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在说理论证时也常引用《诗经》里的句子，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
中华文明是以农业为主的田园文明，汉民族长期生长在长江、黄河流域广阔的土地上，各民族有着共同的价值观、认同感和归属感，文化认同感强，人际关系以血缘为主的地缘关系，最后扩大到整个民族，即扩大化的地缘关系。《诗经》所描述的是以爱为底色的真善美的赞歌，表现的是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尚善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诗经》很好地诠释了中国文学对善的追求，用非常贴近生活，且具有艺术表现力的形式展示出来，是先秦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亦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思想和艺术指导，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价值所在。与相近时期古希腊《荷马史诗》分别构成中西方文化的主体。《荷马史诗》表现的是英雄主义和忠贞爱情，宣扬的是性恶和“原罪”;而《诗经》突出性善，表达含蓄、精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人文精神倡导统一的和谐文化。故，性善是中华民族人文底色，和谐更是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流。
《说文解字》里说：“善，吉也。”本义是吉祥、美好。“善”者，当存平等，知孝仁，求奉献，至善至美，至真至纯。自古至今，华夏民族始终秉持着对“善”的理解、传承，善与爱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入到人们思想、行动和骨髓里。小时候母亲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为人要和暖，别只“赢”了自己亏了人家。她总能把家里的什物分与他人，与邻里始终保持不分彼此的和暖关系。而父亲多体现在自己的工作中。听母亲说，“文化革命“时期，有人挨斗挨批挨站，父亲总能利用自己“为官一方”的“便利”涉险输出他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爱，让受打击及含冤的人深为感动和感激。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暖有爱的时代，文明程度已经达到历史最高点。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不争的事实。物质的丰盈和生活的富足让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依然不忘当自然灾害突然降临时义无反顾奔向最需要的地方。近期重庆大火及川西地震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常在早起行车转角处路遇一老者在路旁作前后慢步晨练。每次路过时我总要前灯近光、低速行进。一段时间，几天未见其影，我便纳闷起来。翌日，再次路过时路旁摆有几个大花圈，我便悲怜起来，感伤生命竟如此脆弱。又过几日，老者被人搀扶着漫步在路旁，但头发愈加花白着。原来去者另有其人，我便“心悦”起来。现在每次路过，老者总会站立、等待，而我更加低速、挨边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