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觉醒明智、救亡图存”刻在了中国人民的时代丰碑上。在新旧思想交替下，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在北京声势浩大地展开，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联动社会各界人士探索民族振兴的爱国主义运动。其中女性力量也成了不可缺失的部分，从自身出发，女性成为反抗封建思想的不二人选。婚姻自由，个性解放逐渐在“三寸金莲”的脚下生长，那被束缚的脚终将顺应人体骨骼生长的规律，更有新时代的新生女性对传统思想以及男权主义下的封建礼教发起了激烈的“挑衅”。女性在新思想的指引下，逐渐觉醒。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个体。婚姻自由，个性解放也在“新”与“旧”中相互渗透。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清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社会进入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女青年追求自由、平等、独立、解放的道路也进入了灰色地带。这些觉醒的“莎菲们”又该何去何从?莎菲是迷茫中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也是觉醒女性在五四运动低谷时的自省。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和朋友不同的爱情观为读者展现了觉醒后的女性群像。莎菲，一个有着女性尊严且渴望真挚爱情的青年。在病人意识、女性意识、人的意识下构成了复杂的女性个体，也与同样追逐爱情的好友们构成了觉醒后时代病根下的青年群体。五四落潮后青年的群体生活也与莎菲个人情感抉择的“归去来”贯穿始终。
病人意识下莎菲的归去来——追逐爱情以自救。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医药环境制约下，各类重大疾病常被人认为是无药可医，可莎菲为了短促不久的生，越求生得厉害。身患肺病却不愿压抑自己作为人的本性，作为病人的她敏感、喜怒无常，渴望被理解，肺病的折磨让她远离家人、朋友，不能与其长期的相聚。她迫切的需要这人间的感情，想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亲情、友情的抑制，催生了对爱情的渴望，以寻求爱情来自救，不顾一切地想要得到拥抱、轻吻、抚摸……就像时代也有自己的病根，有人坚信永远不会痊愈，有人在腐烂的伤痛里越陷越深，怀着消极的心态看待时代病痛，永远看不见出路。而莎菲确实算得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掩饰自己痛苦的呻吟，不放弃自己的生理以及情感的正常需要，只是作为一个渴望健康的人来到世上，于是莎菲出逃，逃离幽囚的公寓，来到友谊与“爱情”之间。
女性意识下莎菲的归去来——形成一女择二男的新局面。
莎菲的爱情拉锯战在“老实人”苇弟与“情场高手”凌吉士二人中展开。苇弟，一个遇事只会哭的传统、懦弱、毫无主见的封建男性。凌吉士，一个男性荷尔蒙超标的情场高手。莎菲希望得到苇弟的理解与关怀，却以“病态”的人格来戏弄他，她知道自己的罪过，认为自己不配承受那真挚的爱。在得到唯一知己蕴姊的死讯后，莎菲重新审视了自己，她渴望爱情真正意义上的彼此“懂得”，即使莎菲给苇弟看了心灵自白的日记，苇弟也没能懂得自己渴望被理解的情感需求。莎菲是觉醒的女性，大胆、勇敢、热烈的追求她所以为的“爱情”——凌吉士。一个丰仪形象对莎菲的吸引是作为女性对异性的正常倾慕。在与凌吉士的情爱角逐中莎菲向传统发起挑战，打破了传统婚姻关系下“一夫多妻”的旧制，莎菲以女性的意识把控自己的感情，形成反传统的一女择二男的新局面。与时代唱反调的她，可以不顾性命安危喝最致命的酒以告慰离开的蕴姊，真性情的她对男性的情感有着自我审视。莎菲在与苇弟的关系中始终保持着女性的尊严，在凌吉士的外表迷恋中优柔难断。作为女性，莎菲有着对爱情的纯粹向往与勇敢追逐。
人的意识下莎菲的归去来——理性战胜灵肉的冲突。
莎菲对毓芳和云霖因害怕生小孩而不敢住一起感到不可思议，自由恋爱下的毓芳和云霖没有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压抑其本性，这样的“禁欲主义”是莎菲所嘲笑的。在得知凌吉士的思想只有金钱和女人这样的俗不可耐后，产生了思想的冲突，一方面贪慕凌吉士的皮囊与追求技巧的快感，一方面鄙夷其粗陋不堪的灵魂，莎菲陷入灵与肉的冲突。时代的进与退也如莎菲的情感迷茫一样，生在迷雾中，谁又能独善其身?莎菲退不愿回到苇弟代表的封建家庭，以免重蹈蕴姊的覆辙，进不愿陷入失去女性尊严的情场游戏，沦为凌吉士的玩物。莎菲作为一个觉醒的人，拥有知识的头脑，和进步的思想，她必然不会甘愿沉溺于爱情的诱惑。最终莎菲以理性的光冲破凌吉士皮囊之下世俗的暗，离开这场无休止的爱情角逐。
“莎菲”们的归去来是不同意识下构成的莎菲个体复杂的选择，也是时代病根下，构成像莎菲一样在觉醒中迷茫的“莎菲们”对符合人的权力的呐喊。在医疗不发达的时代，明知死之将至的莎菲却勇敢地追求爱情，想要绽放生命最后的光辉，“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时代生病了，人也应保持生的希望，这是对黑暗中前行的同伴的鼓励，因为凭借人自身的光辉足以点亮探索之路，这是莎菲对时代的答卷。莎菲的再次出走也给了女青年的命运留了开放的结局，留给时代作答莎菲命运的机会，是作者的巧妙构思，也是五四退潮后的女青年对时代发起的“绝叫”与自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