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一般人不敢开口向画家索画，为什么?万一画家不肯，岂不自找没趣。至于向大画家索画，更是不敢去想。可是我收藏的几幅字画，却是索求而来，其中徐老子鹤先生为我作画的过程，最有意思，也最让人难忘。
徐子鹤是著名国画家、鉴定家，擅山水、花鸟，山水画钟情于黄岳，他曾数十次上黄山，积稿过万，人与物皆心息相通，造化与心源交融。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纪念堂等处均见其大作。1950年代徐老从上海调到合肥，在安徽省博物馆从事文物鉴定。有一双鉴赏的慧眼，画作意境和格调自然高人一筹。父亲有幸结识徐老，并拜其为师。父亲与徐老的情谊，我曾在《黄岳一鹤》中予以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幼年时我常常随父亲去合肥，徐老家是必到之处。老人圆圆的脸庞，架着一副金边眼镜，双目有神，清秀睿智，生活中崇尚精致，性情豁达通透。老人曾早早在家乡为自己建一座大坟茔，还拄着拐杖在此愉快留影。
记得我6岁那年，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去徐老家，他住在省博物馆宿舍。在我眼里，画家的房间布置就是不一样，书案上摆的是画，墙上挂的也是画。咦，咋就没有一张字呢?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突然冒出一句：“爷爷只会画画，写不来字啊。”徐老哈哈大笑。童言无忌，老人是不会责怪我的。师生俩的谈话内容广泛，我听不懂，也懒得听，于是打哈欠想睡觉了。父亲说有朋友想向先生求画，徐老当即应允，边画边聊天，严肃中不乏情趣。看着一幅幅画作，我也来了精神，别看我小，但还是有那么一点占有欲的，知道那几张画不是给我的，我得讨要才行。“我也要爷爷给我画。”徐老摸着我的头说:“好啊，我现在就画，你要什么?”我不加思索地回答：“我要小动物，一张画一个。”乖乖，这就不是一张两张的事了，老人将宣纸裁成小方块，一口气画了几十张，牛、马、羊、兔、鸡、鸟等，各具姿态，栩栩如生。他还告诉我：“现在画的是头，接下来是身子，看，出来了吧，最后再添上脚。”随着笔尖的提按、翻转，我眼睛都舍不得移开，真的好神奇啊。父亲站在一旁，连配角的位置都让给我了。离开时，夜已很深，我怀里揣着厚厚一叠动物画，心里爽极了，一点不觉得犯困。
1975年夏，父亲带我去看望已迁居上海的徐老，印象中是在江西中路60号，那是一幢三楼的房子，三个房间，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这个居住条件算是相当好的了。徐老对家父说：“明天中午我亲自掌勺，你们过来吃饭，我再叫上几位书画家。”老人的厨技很棒，尤擅烧鱼，我曾享受过好几回。次日，五六位海上名流齐聚一堂，午餐后老先生们饮茶谈艺，写字作画，地上很快铺满了艺术家们的大作。我倚在桌边装作懂行的样子仔细观看，随后小声问道:“爷爷，能不能给我画一张扇面?”徐老说:“好!”仅仅几分钟，一幅扇面就展现在眼前。可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全然没有刚才那种期待和兴奋。为啥?尺寸太小，构图单调，这分明就是在应付我，再比较一下这些画，我越想越气，突然像发神经似的当场将画撕毁。坐着的人和站着的人都惊呆了，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父亲缓过神，向我冲来，看来挨揍是免不了的了。徐老立马上前挡住，“没事没事，我重新画。”由于家里没有合适的大扇面，徐老便叫来长子徐怀玉，“你赶紧到南京路朵云轩，买最大最好的扇面。”
扇面买了回来。徐老温和地问：“你要画什么样子的?”我说：“画什么我不管，但一定要画得满满的。”老人懂我的意思，就是画面充实，不能简单勾勒了事，他含着雪茄，盯着扇面思考了一会，俯下身认真画了起来。一株老辣松树干斜挂扇面上方，松针立体饱满，左边的高大山石似乎延伸了空间感，右下方配以隽秀的兰竹，并逐一着色。即将完成时，徐老又自言自语：“对!再飞来鸟雀。”几只小鸟瞬间从笔下而出，画面生机盎然。徐老问我可满意?9岁的我破涕为笑，连连点头，老人也微笑地跟着点头。这是我极少有的一次发飙，而且面对的还是一位大家长者，现在想来，真为我的不知天高地厚而羞愧。回安庆后，我将画放在书包里，向同学炫耀，父亲怕画遗失，便让我上缴，由他代为保管。
1989年徐老来安庆，我不好意思开口向老人求画了。结婚那年，我恳请徐老为我作一幅画以纪念。没过几天，徐老便将大作邮来，除一纸信札外，还有一幅“双耸比玉”图，两枝繁茂之竹相依相存，于山石间拨地而起，笔墨凝练，疏朗有致，寓意尽在纸上。徐老还特意题款：“胡铭宝玉新婚志喜”。老人的祝福，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徐老为我三次作画，是我的福分，前两次作品，因赏识者众，父亲都陆续送给了朋友，美其名曰“宝剑赠英雄”。年少的我还能说什么呢，也只好听命。唯最后一次的双竹画，珍藏至今。倘若哪天父亲转赠友人的那些画“重现江湖”，我绝对能一眼识别，尽管它离开我视线已几十年了。
23年前的11月份，徐老先生离我们而去，我心中不禁怆然。老人的模样以及为我作画的情景，时时在眼前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