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家乡，祖国北疆一个十分普通的村庄，属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子不大，十七八户人家，八九十口人。为了抵御寒冷，零零散散的房屋依一个小山丘而建。住的是土坯房，大都用的是丈二或丈四长的檩条，五至七尺长的椽搭建的。屋顶没有仰层，椽檩被烟熏得漆黑。门窗全部是木料做成的，窗棂上糊着麻纸，安装起玻璃的人家很少。一盘顺山炕从前墙顶至后墙，炕和地基本各占二分之一。有少数人家住着窑，前炕，留东门。
炊烟，是小村一道优美而靓丽的风景。清晨，鸡鸣犬吠，静谧的小村便有了生机。太阳刚露头，缕缕炊烟从高矮不一的烟囱上徐徐升起，飘逸缭绕，慢慢消散。待各家各户的炊烟渐渐变淡，饭已煮熟。社员们匆忙吃过早饭，就听到生产队长出工的吆喝声，于是操起工具纷纷奔向田间。
傍晚的炊烟不像早晨那样轻盈飘缈，没有了阳光和风的稀释，浓浓的炊烟与晚霞融合在一起，构成一幅水墨画。傍晚的小村，最为热闹。首先，收工的社员们说说笑笑走回村里。紧接着，一左一右两个牛马倌骑马吆赶着牛马群归营。骡、马走在前面，有的还绊着顺腿绊或带着打腿棍;牛群跟在后面，浩浩荡荡向饲养院前的井槽走来。骡、马让开，牛先喝水。马驹、骡驹撒着欢儿，活泼的狗跑来迎接这一天未见面的伙伴们。随后是羊群，小羊倌前头引羊，老羊倌断后，尘土飞扬，向另一口水井走去。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家里最忙的人。干完生产队的农活儿，刁功夫搂柴、拾粪、侍弄自留地，几乎没有消闲的时候。实在乏了，就坐下抽袋烟。父亲干得最多的农活儿，要数耕地。春、夏、秋三季的上午，几乎天天都在为生产队耕地。春季春耕，夏季压(压青)地;秋季倒地(耕第二遍)、翻茬。
天还没有放亮，母亲已熬好了山药糊糊，父亲担满了水缸。母亲便催我们快点起床，哥哥、姐姐们迅速起床，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极不情愿地慢慢爬起来。父亲吃罢山药(土豆)糊糊拌炒面就赶上牛耕地去了。我问母亲：我大为甚这么早走，就不能迟点?母亲说：你大是拉墒的，就得早点走，要不然别的牛犋还得等的了。我就盼着父亲快点把地耕完，也能像其他伙伴一样迟点起。后来才明白，生产队有20多顷坡地，9顷滩地，全靠这七、八犋牛耕，谈何容易。
那时候家家都有自留地，我们家的五、六亩自留地离村三里地。小时候的我没去过，只记得到了秋天，父亲领着大哥一背一背往家背黍子，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用棍搥或在裤腿上摔黍子。黍子去皮就是黄米，熬粥喝;黄米碾成面，蒸糕吃。糕好吃又耐饿，有俗语：“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面条饿断腰”。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就像南方人爱吃大米一样，我们家每天中午几乎都吃烩菜素糕。
后来，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归了集体。大概是为了解决社员吃年糕、勒笤帚的问题，生产队也小面积的种黍子。至今我对父亲勒笤帚的过程记忆犹新，将腰和擀面杖用细麻绳拴住，双脚蹬着擀面杖，一把一把的勒。当然了，因为淘气也挨过母亲笤帚疙瘩的打。
收回了自留地，光靠每人分的包括土豆在内的三百来斤粮是不够吃的，遇上不好的年景，更得忍饥挨饿。“三年自然灾害”我没有记忆，六十年代末，粮食欠收，生产队收获的粮食勉强够交公粮，留籽种。社员吃国家的返销粮，以红薯干、糖菜渣子为主。因返销粮有限，辅以灰菜籽窝头、沙蓬蛋炒面吃。有人知道地主成分的王叔解放前夕窖了黍子，王叔交出发了霉的两窖黍子，才周济家乡人度过难关。糖菜渣含有石灰，冲洗不净会致病;发了霉的黍子更是含致癌物黄曲霉素，现在看来是万万不能食用的。后怕呀，人们与死神擦肩而过，实乃不幸中的万幸!
02
年复一年……
父亲终因生活的重压，积劳成疾，卧床不起，病入膏肓。经医院确诊肝癌晚期，于1974年春天去世。父亲的去世是否黄曲霉素中毒，无据可证，毕竟离吃霉黍子已过去四、五年了。父亲走时，哥哥姐姐们都已成家，我和小妹尚未成年，那年我十六岁。
父亲走后，我辍学参加劳动，成了生产队最小的社员。两年后粉碎了四人帮，教育走向正轨。在母亲的坚持下，我又重返校园。我感恩母亲，曾发愤读书，梦想着离开炊烟袅袅的家乡，但终究没有越过高考的分水岭。
家乡的滩，肥沃的黑土地;家乡的河，西山脚下的太和城河;上天恩赐，我心目中的“河套灌区”。我爱我的家乡，尽管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我更爱家乡的黑土地，只要辛勤付出，就能回报财富。正因为热爱，我才坚守，成为家乡发展变化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屋顶上的炊烟袅袅，这人间的烟火气，让人觉得心安。为了生活变得更好，我在黑土地里忙忙碌碌，起早贪黑，甚至废寝忘食。有一天傍晚，太和城河发来洪水，洪水很大，像风吼、又像是机器轰鸣。我急忙拿了两个蛇皮袋，提上张锹向滩里跑去。远远就瞭见在我责任田的洪水渠旁，两个人挥舞着铁锹。来的正是时候，六六和二毛头正在为我护着坝呢。他俩晚来一步，他们的坝已被冲垮。地没浇透，水过地皮湿。若不是他俩替我守护，想必我的坝也一定早被冲垮。洪水一股一股往坝顶上漫，眼瞅着中间开了豁口，搁两锹，往下冲四锹。我装满一袋土，他俩舁上去，又装满一袋加上去，这才堵住了洪水。整体加固了一遍，确认再不会被冲开，才坐下来休息。我掏出烟递给他们，以表谢意。三人寒喧了一阵，他俩回去了。
等地浇透了，天已渐暗。我放开坝，顺着洪水渠往回走，奇怪的是走了好长时间不见回村的小路。是不是走错方向?于是返回来又走至我的地坝，感觉还是刚才走的正确，犹犹豫豫地返了回去……走着，走着，依稀一条小路，走至一个山顶，这哪像我们村的小山丘?便一屁股坐在哪儿。待回过身来，黑压压一片建筑物就在眼前，电灯通亮，这不就是砖厂吗!?顿时豁然开朗，辨明了方向。回了家已是凌晨两点钟，幽暗的夜空中，依稀可见我家的烟囱上还飘浮着缕缕炊烟。屋里的灯亮着，妻子和衣而睡，锅里炖着饭。我问：儿子呢?她说：去他奶奶那屋睡了。这是儿子第一次离开妈妈单独与奶奶作伴，我能想象出这一晚母亲和妻子是如何为我担心的，水火无情——曾经就发生过因浇地被淹、甚至遭雷击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家乡的人们陆续东移了一里地盖起了新房。我家是九十年代初，随最后几户新建的。搬家那天，我和妻子早早起了床，妻子和面，我就火，锅内烙了饼。烙至半熟，把锅端至新房，翻了饼，烙熟，在新房内吃了第一顿“翻身饼”。望着自己亲手营造的窝，里生外熟裁口窗，比起有的人家是小了点，但干净温馨就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受市场经济影响，种植业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吃饱，兜里也想有钱花。随着行情变化，起先种胡麻、蚕豆等，后来又种土豆、葵花。政府投资、村民自己配套的机井星罗棋布，黑土地的土豆个大产量高。为了卖个好价钱，村里建起十几个土豆窖，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后来旱改水的滴灌土豆以形状好、色泽鲜的优势深受市场青睐，黑土地土豆逐渐被淘汰，现改种为玉米、黄芪、甜菜。
03
如今的家乡，是十个全覆盖时新建的，三个自然村合并成的新农村。村子大了，漂亮了;房屋鳞次栉比，街道干净整洁。健身广场、文化广场和文化室的建设，丰富了村民的文体精神生活。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三大互联网进村，家家安上了电暖炉。网上商场应运而生，商品琳琅满目，蔬菜应有尽有;流动实体店也隔三差五来村，方便了村民的购物需求。现在人们很少种小麦，直接买面、买馒头。村里大部分都是老俩口，平时吃不多，大锅做饭实在不方便，做一点点饭也得生火、添煤，开、关鼓风机。站起，圪蹴;圪蹴下，又站起。来来回回，绕得老太太头晕眼花。做饭用上了电饭锅、电饼铛，火炕成了冷炕，铺上了棉垫、水暖毯。水暖毯真好，调至适宜的温度，恒温——不烫、不凉。
腊八前，我在萨拉齐二盲人直播间下了一单，买了十斤清水河黑黍子糕面，65元，比市场普通糕面贵20元。腊八这天，我家烟囱里冒起了入冬以来的第一缕炊烟。吃过腊八粥，开始蒸糕、炸糕。这黑黍子糕就是不赖，筋道、能吃出黄米味儿，就像当年父亲种的黍子做的糕。
腊八是父亲的生日，他老人家生前会种黍子、爱吃糕。自父亲去世后，母亲每年都在腊八这天炸年糕。母亲走后，我们兄弟姐妹把腊八炸年糕当成规矩。愿天堂的父母再无病痛，灵魂得以安息。
大哥定居于巴彦浩特，小妹生活在包头市，做饭用煤气灶。二哥和我同村，大姐、二姐在离我们村不远的其他村里，蒸糕、炸糕、戚人多的时候还用炕灶。
也许哪一年，家乡的人们会刨掉炕灶，安上煤气灶。做饭用的5烧(印)、6烧、7烧大铁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走进展览馆。
炊烟，是游子的乡愁，也是故乡人的眷恋。
